屠杀脑细胞的书，做还是不做？

作者丨姚映然（世纪文景总编辑）

坦白说，文景社科一直出不少屠杀脑细胞的书，不光杀读者的，也杀我们编辑自己的。平日里，我也是个普通读者，用窦文涛的话说，“生活已经很累，每天都累得要死，下班之后只想醉生梦死。”这也是我的日常写照。所以，一个充满了概念的演变、词语的生成、定义、诠释、比较、推理、论证的书，谁想要读呢？

“基础产品”和“必需品”不会消失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想有个更深层的问题还需涉及，这也是近年来出版人讨论更多的话题，就是“纸质书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

2015年，我们目睹了传统媒体的崩塌与巨变，在互联网+和创新时代热火朝天的洪流中，我们其实已经清醒地意识到，纸张会变旧，屏幕在变大，现代人最稀缺的不是金钱，而是注意力。在拥挤不堪的城市里似乎再难容下太多撑满了纸质书的书柜。

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倒比较乐观。我相信注意力争夺战影响最大的是那些短平快、容易模仿、容易实现的产品。时效性、爆发性、如流星一般划过的畅销书、大众商业书之类。那些每个领域内非读不可的东西，虽然首刷量并不大，看起来不温不火，但它就有着金子一般的品质，历久弥新。这一类书我称之为“基础产品”或者图书里的“必需品”。

此前看过一篇访谈，是2014年台湾的联经庆祝40周年时，林载爵先生回顾的联经40年的书单，有已经活了38年的余英时的《历史与思想》（1976年），活了33年的萧丽红的长篇小说《千江有水千江月》（1981年）。当《哈利·波特》第一册已经很难在书店买到，《魔戒》仍然每年有固定的量再版。修订到第五版的《艺术的故事》二十多年来都是艺术史入门必备书。时隔22年，《追忆似水年华》在2015年1月推出全新校订典藏版。再过五年、十年，这些书我们也一样会看吧。所以在文景的产品线中，无论是社科还是文艺，一直有一些可归入经典或者当世最杰出的写作。目前读者能看到的这套政治思想和理念的系列就是一例。

当然，做经典的出版大社和名社不在少数，文景作为后来者也不想什么都去涉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坚信读者的偏好和兴趣不同，也会带来书的不同命运。所以我们想做的是一类被我称为“容易引发兴趣和注意力的必需品”。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让我们发现大众消费的主动性在增强，读者不是被动地接受出版商的广告和媒体宣传，他们会被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所吸引，但他们有随时可以操控的搜索引擎，帮助自己进行信息和产品的筛选比较。在这个前提下，读者本身的价值观、兴趣取向和偏好就会成为更具决定性的因素。人们不再完全被动地被媒体捆绑注意力，而是基于自己的价值体系和兴趣爱好，更加理性地主动选择一些内容。社科类产品的消费者尤其如此。所以我们这个系列挑选的原则就是兼顾注意力原则和必需品原则，以满足完全理性主动性更强的消费者。

其实，我们所服务的这一群读者清楚明白地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也包括那些主动性理性程度略低，但会对媒体风向有一定鉴别力的人，这一群人相比第一群人可能年龄层略低一些，价值体系还没完全成熟。

对于图书，我们常说定位，但是把定位做好其实是挺难的。尤其是社科书，做社科编辑久了，容易有一种产品思维，就是从产品本身的逻辑内生出它的制作逻辑来。还常有一种“为人师”的自负，把读者当弟子，教导人家一二三应该读什么。其实好的社科书自有其读者识货，不识货，不感兴趣的读者早早就敬而远之，任你说的天花乱坠，他也不会觉得民主和知识分子的处境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民主新论》这样的书能成为“易引发读者兴趣和注意力的必需品”么？

具体到开篇提到的《民主新论》这样的书，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无非是准确地找到这群愿意被屠杀脑细胞的人，以及向他们传达清楚两个关键点：一，它是必需品；二，它讨论的问题是当下我关心的。

学者、学生、有旺盛求知欲的学霸、整天把“民主是个好东西”之类的话挂在嘴边的知识分子以及伪知识分子……这一群人是我找到的目标读者。很遗憾，目前我还只能用这种非常笼统粗浅的方式进行描述，相信用不了多少时间，如果我们有来自渠道、互联网客户端的更准确的读者数据，就可以更精准地用人口统计上的概念来告诉你，他们集中在哪个年龄层，消费水平和日常消费习惯如何，分布地域又有何差异。

至于必需性，美国政治学家萨托利花费十年心血创作的《民主新论》可被称为政治学和民主学说绕不过去的基础。政治学家达尔认为“它在未来几十年里将一直保持清新与活力。”另一位美国政治学界的重要人物利日法特则盛赞他在民主学说上“堪称我们时代最为强大的头脑”，“他的论证没有对手”。而这本奠基性的作品被作者本人称为“一次清理房间的冒险，一项对论据和概念的污泥浊水进行清理的任务。”为何要清理？不得不承认，西方民主在当代的问题，在理论上的严重混乱应该是最主要的原因。诚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

“单凭词语操作就可以创造出各种新理论。像自由、权威、压迫、暴力、强制、宽容以及其他许多关键术语，对于相当多的公众来说，已不再表达政治理论长期以来所表达的问题。我们还能进行可以理解的交流么？我们还能传播和积累知识么？我当然希望能，但无所作为是不行的。”

萨托利用了“当代论争”和“古典问题”两个部分的内容重新检视西方的重要民主理论，对其中的突出议题和概念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在面对诸多竞争性的思想派别时，他尖锐犀利又抽丝剥茧的论证必须用“屠杀脑细胞”来形容，但“屠杀”换来的必然是读者对民主问题清晰而又有力的自我认识。

放在中国的语境里，除了这些，我们也需考虑民主议题对当代读者的吸引力。他们会有兴趣思考和讨论民主问题么？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正如译者冯克利老师在《民主新论》译者说明里提及的，20年过去了，“民主”从一个可怕的忌语，变成了见仁见智，七嘴八舌被人讨论的议题。既如此，便需要一些谈资，以给民主讨论助兴吧。

对理性读者而言，人们总是逃避政治，却无往不在政治之中。民主、权力、暴力、自由、平等、法律、正义也不仅仅是一些空无一物的概念，它就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走后门、塞红包、政商勾结、利益交换，暴力执法，社会稳定、平等选举、民主分配、极权政治……我们无疑都想过社会井然有序、经济蒸蒸日上，国泰民安的好日子，但究竟如何才能安排和处理好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政府理应具备的权力如何？人民又该怎样去保卫自己的基本权利？政府如何调整组织以便满足社会集体需求？……这些都是民主学说和理论触及的根本问题，我们避无可避。

做好了这些基本功，我们要做的是踏踏实实地让他的书适合中国读者阅读。有了两位专业译者冯克利老师和阎克文老师的译笔，其实内容的可信度已经跃然纸上。我们尽可能清晰完整地保留注释，英文页码、书后人名和主题索引，让读者在使用时很容易找到萨托利先生为我们勾勒的概念线索和链条，这本身就需要专业细致的编辑工作。

最后说说设计，这一套书，最初我觉得有个日本的文库本那样简单的封面就可以了，许多社科书的文库本，也就是书名、简单的一些图案或者线条，甚至连图案和线条都没有。但读萨氏书的时候，他提到“思想房间的清理工作不会是轻松而廉价的”，又记起来此前我们出过的汉娜·阿伦特的《反抗平庸之恶》，她提到大众不思考而带来的平庸的状况——没头没脑的鲁莽，无可救药的迷茫，或自鸣得意地背诵已经变得琐碎空洞的真理……既然我们都懒得思考，也不愿意正视民主制度本身的观念和历史问题，那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天天谈论民主、自由、进步理想？

日本文库本封面

设计师大胆给出了一个并非四平八稳的设计，你可以想象这些图案是迷宫、是大脑、是不知何去何从的路径……总之这些封面它旗帜鲜明地让我们有所感觉，并非麻木不仁地接受“又一本政治类读物”。我觉得它的作用达到了。

最后，这些经由人类思考和实践创造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概念，无一不出自最聪明的头脑的天才构想，无一不经历了上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战争历史考验，我们有理由让自己醉生梦死，不去想这些令人困惑甚至伤感沉重的话题，但是不能把肤浅和不思考当常态，把大众当庸众，把不方便，不好读，屠杀脑细胞的书统统都交给“其他人”去做，那样，作为编辑的人生也就没那么有意思，值得好好度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