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最让人感到困惑的朝代
宋代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让人感到困惑的朝代：它被认为积贫积弱却在强敌环拱之下维持了三百余年，甚至在历史上最强悍的蒙古铁骑面前也有诸多出色的表现；在那个时代产生了历史上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科学家，以至有历史学家将其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但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却没有产生类似西方“文艺复兴”的效果；它的开国君主制定了最开明的政策：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但在这个朝代发生了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冤案：冤杀岳飞；这个朝代之前的时期被认为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这个朝代之后的时期被认为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耻辱的朝代，以至许多人认为它应该对后来的耻辱负责；它是一个让本民族的人备感耻辱，但却让外民族的人备感羡慕和赞誉的朝代……正因为种种的扑朔迷离，所以人们对它的评价也最南辕北辙：明朝以后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对它持批评态度，但王夫之认为它“郁郁乎文哉”，并且北宋的前中期都是可以和“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媲美的“治世”；陈寅恪认为“华夏文明历数千载演进，盛极于赵宋之世，其后势衰，终必复振。”邓广铭认为“无论是精神文明还是物质文明，宋朝取得的成就都是空前绝后的。”而国际上的汉学界则对宋朝的评价更是超越了汉唐：“东方的文艺复兴”、“最伟大的时代”、“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其实，研究宋朝不仅可以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而且有助于理解元朝以后中华民族的历史走向以及探索今天的民族复兴之路。
宋朝的国策：和士大夫共治天下
选择什么样的人才来治理天下？这是每一个夺取天下以后的开国君主面临的首要问题。古代的思想家们总结了各种人才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唯才是举”“唯贤是举”的用人策略，告戒统治者要以“才”“贤”为标准选拔人才治理天下，但古代的政治体制是皇权至上，所以碰上一个英明的君主，能够举用贤才治理天下。（即便是英明的君主，也有因为过分信任宗室而给国家带来祸乱，如汉高祖刘邦因为大封宗室而导致“吴楚七国之乱”）但如果碰上一个昏君，则各种小人会乘机占据高位。而宦官、外戚、后妃、宗室因为离皇帝近，所以往往更容易窃取高位，专政擅权。而军人则因为有实力，往往也容易割据一方，祸乱国家。
在汉朝、唐朝的时代，既有“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盛世，但更有极为黑暗的时代，宦官、外戚、后妃、宗室、武臣各种势力祸乱一时，给政权和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甚至危及皇权的统治。
宋朝的开国君主宋太祖、宋太宗在深刻地反思了前朝的教训之后，作出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决策，并将这决策上升为国策。
宋太祖、宋太宗为了保证士大夫的“共治”地位，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密立誓碑。宋太祖曾在宫中立碑：“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否则，将遭天谴。这条誓言奇迹般地被宋朝历代帝王所遵守。这条誓言的意义在于为士大夫参政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和安全的保证，所以宋朝的士大夫自觉意识高涨，参政意识特别强。同时宋朝的大臣也是最敢于管事的：他们敢于公开抵制掌握实权的皇太后的非分行为，敢于管理宫中的一切事物，甚至敢于抵制皇帝的不合理的要求。这样，杜绝了各种其他势力插手政治的可能。
二、尊崇士大夫。宋朝采取了各种措施尊崇士大夫以及加强他们的自豪感。例如让宰相上朝时站在亲王的前面，在东华门外“唱状元”，在启蒙书中开宗明义地讲：“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种种措施使得士大夫们在其他各种皇亲国戚面前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例如刘太后专政时曾想以美差拉拢高级官员，但这些官员大都保持了一种清高的姿态，主动地和刘太后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三、两宋大多数帝王主动地抑制了皇亲国戚干政的欲望。
由于种种合理的措施的施行，使得“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决策落到了实处
宋朝实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对两宋三百多年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理解这一国策，是理解宋朝政治的一把钥匙。
士大夫的阶级本性
要分析宋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的意义，必须分析士大夫这个阶层的本性。
士大夫是经过正当的程序从底层选拔上来的精英人物，这个特点使得他们这个阶层具有如下特点：
一、他们受过系统的良好的教育，忠君思想浓厚。在中国历史上，有外戚、女主、武臣、宦官、宗室纂位，但却没有士大夫纂位。
二、他们对王室感恩戴德。因为他们原来在社会的底层，能进入朝廷完全靠王室的提拔，因而他们自然对王室感恩戴德。
三、他们来自底层，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势力背景，一旦朝廷将他们罢官，影响力就急剧消失，没有尾大不掉之虞。
四、他们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和国家治理能力。
宋朝的政治：君子政治
古代能够对国家产生影响的政治力量群体依次有：士大夫、宦官、后妃、外戚、宗室、武臣。从个体来讲，每一个群体里面都有正直之人，也都有奸佞之人。但从群体来讲，士大夫群体在历史上起的作用绝大多数是正面的，而宦官、后妃、外戚、宗室、武臣起的作用绝大多数是负面的。个中原因是因为士大夫是经过正当的程序从底层选拔上来的精英人物，无论是素质还是气节、品德都还是比较强的，而宦官、后妃、外戚、宗室都是依靠裙带关系登上历史舞台的，虽然其中也有优秀的人才，但就总体而言，素质低下，品德败坏，无气节可言，同时他们自恃有皇帝撑腰，所以往往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其中尤其是宦官，生理残缺而导致心理阴暗，所以宦官专权往往是最黑暗的时代。而武臣则因为掌握着军队，容易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导致藩镇割据。
而在宋朝，各种曾经在历史上风光一时的政治势力如宦官、武臣、外戚、后妃、宗室都已经风光不再，只剩下士大夫势力一枝独秀，加之宋太祖有不杀士大夫的誓碑，所以使得政治斗争也不再像以前一样充满血腥气，所以就总体而言，宋朝的政治是君子政治，是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清明时期。
虽然说宋朝的士大夫中也有小人，但从总体上说，小人的势力很难压住君子的正气，在北宋一朝尤其如此，而南宋即使在如秦桧专权之时，也有正直之士对他进行抨击，所获之罪也最多就是流放岭南。并且即使是专权的权臣，其嚣张程度也远比不上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的权臣可以手握生杀予夺之大权，更不象明朝的太监竟然能罚满朝文武下跪。
而至于宋朝政治家的君子风度，例子则不胜枚举，如范仲淹多次激烈抨击吕夷简，但吕夷简仍然提拔范仲淹；而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的政争更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争论，不夹杂着私利，所以虽然激烈但却充满君子之风。这样的例子翻开宋史随处可见。
宋儒气象：先忧后乐
宋朝确定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后，士大夫进入了历史的黄金时期。可以说，历史发展到宋朝，中国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才真正成为现实，“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社会见惯不怪的现象。
因为朝廷的信任，也因为士大夫的阶级本性，所以宋朝的士大夫们呈现出一种与以往朝代士大夫截然不同的精神风貌。
以往朝代的精神风貌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宋朝士大夫的精神风貌则变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以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关注着天下苍生的福址和朝廷的安宁。而作为王室来说，当然欣赏这种对朝廷的感恩戴德之后的忠勇奋发，所以也不断地提拔和奖励这种精神。
所以在宋朝，士大夫对王室的认同感最强。他们总是小心翼翼地关注着王室的稳定和安宁，对纂位的行为甚至哪怕是企图都不能容忍。正因为如此，在金国灭掉北宋以后，并无特殊才能和功绩的赵构成为众望所归的领袖，而被胁迫纂位的张邦昌虽然能得到皇帝的原谅，但却为舆论所不容，所以最后仍被处死。在南宋虽然出了很多权臣，但没有权臣的势力强大到可以取代皇帝的地步，不管什么时候，皇帝都是最高统治者。南宋被蒙古所灭之后，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一大批朝臣仍在为复兴宋室而努力，这是历代任何其他朝代所没有的
同时宋朝的大臣又是最大胆的，他们敢于公开抵制皇帝不合理的要求。例如李沆将真宗要求进封皇妃的诏书当着宦官的面烧毁，包拯多次要求仁宗收回对爱妃伯父的任命，御史鞠永公开说如果刘后敢任命钱惟演为相，他就在朝廷上撕毁诏书，南宋宁宗时朝臣常常激愤于事不出中书，是为乱政。
也就说宋朝的大臣就忠于皇帝，但又敢于抵制皇帝不合理的要求。
宋学精神：追求真理
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学术的高峰期，在那个时代产生了第一批大师级的学者；中国古代学术的第二个高峰期是宋朝，这个时期又产生了一批大师级的学者。
宋学的最高精神代表是张载的追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精神接近了一种宗教的追求终极价值的精神。正因为宋代学者对真理的不懈追求，所以产生了学术的高峰期，其中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朱熹、王安石、陆久渊、叶适等是历史上一流的学者。
宋代同时是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文化的极盛时期，陈寅恪曾说：“华夏文明历数千载演进，盛极于赵宋之世，其后势衰，终必复振。”
宋代这种经济、学术文化高峰期的出现，是和宋代宽松的政治环境分不开的，同时和宋代皇帝并不妄自尊大的的性格有关，宋太祖曾问赵普：“天下何物最大？”赵普答：“道理最大。”所以宋代朝廷能够允许学者充分探索真理，而不至于获罪，怀疑经典之风盛行,同时宋廷对经济、科技、文化事业都比较注重，促进了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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