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孔雪
民国时期北京第一家女澡堂，润身女浴所，开设于1914年。它由曾是京城名妓的金秀卿一手张罗经营，逐渐发展成为京城中的一个女性时尚场所。润身女浴所可谓开辟女性日常生活新空间的一个先锋，而先锋都是孤独的，迎接它的是长达近三十年一枝独秀的局面。直到1942年，由北京警察局主持，北京浴堂业才开始大规模地增建女澡堂。
但如果我们增设一个参照物，上海第一家公共女澡堂，润身女浴所的孤独就可以缩减为一个12年的时间差--既然北京第一家女澡堂开设于1914年，那么上海当于1902年开设？事实恰恰相反。“龙泉家庭女子浴室”，上海的第一家公共女“混堂”，开设于1926年。它位于浙江路龙园盆汤的二楼，堂内一切布置、设备与男浴堂相同，设有三个等级的房间，账房、堂倌、擦背、扦脚匠均由女性担任，擦背、扦脚、剪发、洗衣等形成一条龙服务。与金秀卿创立润身女浴所的机缘相呼应，创立者阿桂姐也曾是一位名妓，龙泉女子浴室最初的目标群体也局限于妓女群体。1927年，画家潘玉良完成习作《裸女》，以上海公共浴室中的女子为素材，龙泉家庭女子浴室或曾为其提供了现实参照。龙泉家庭女子浴室开设后的第八年，1935年，位于维尔蒙路（今普安路）的日新池三楼才开设了第二家女子公共浴室。单就两地首家女浴室而论，相较风云一时的润身女浴所，龙泉女子浴室出现迟缓，且后劲儿不足。
乍看，这是一个让人困惑的时间差。正如郁慕侠在《上海鳞爪》中所说：“上海滩上的风气，色色都能争先，惟有女浴室的开设，远不如平津之盛。”为何在上海，这个近代化步伐早北京一程、新思潮的起兴与物质文化的输入均更为活跃的城市，第一家女澡堂却姗姗来迟？这是一个很细碎的小问题，却并不易回答。一家女澡堂的出现比不上风云人物的大事记，近代城市发展史中对普通女性--且不分阶层--日常生活细致肌理的详细记录寥寥，无力回应这类问题。所以，不妨转向民间，沿着郁慕侠笔下的这类民间记录寻找蛛丝马迹：在《上海麟爪》中，郁慕侠提到1920年代后期，上海兴起新的投资形式：开酒店，尤其是豪华大酒店。这种选择成就了上海酒店业的黄金时期，其时，酒店接连平地而起，每每开幕，人群趋之若鹜，头几天的客房很快就会满员。
酒店，看似与女澡堂八竿打不到关联，但却能为解读京沪两地第一家女澡堂开设的时间差独辟蹊径--浴缸，这种不同于传统浴池的现卫浴设施，连同沙发、电话等现代化设施被一体化地装置在了酒店的房间里。对于能够负担得起酒店订房费用的中上层女性，与其去一家公共女澡堂，她们更乐意选择独立的、时髦且干净整洁的酒店房间。
何况，于1926年开设的龙泉女子浴室和润身女浴所面临的同样的问题，它们都有带着包袱的出身：最早的一波客人都是妓女。这是一个很难被推翻的基调，金秀卿更是花费了一番周折才洗白。在上海，有如此强劲的对手，浴缸，在前，阿桂姐面临的形势便更加不利。郁慕侠也提供了一种支持：当时，上海商人总能敏锐地嗅到各种潜在的商机，不放过任何赚钱的机会，商业风气也较开放。如果女澡堂在20世纪初期的上海确有发展空间，怎会仅仅只有一家龙泉女子浴室？用酒店的浴缸解释两个中国城市中第一家公共女澡堂的时间差，难免有些太“以小见大”，但在当下对资料掌握有限的情形下，我愿视之为一种可取的假设和推断，抛砖引玉，供以对此有此题有兴趣的各位参考。另外，一个乍看奇怪的时间差，从单线视角虽可立分前，但若把它拿来立体地搬弄一下，加入更多维度，剧情便有可能被反转。这是一种乍看不合理的现象暗含的精彩。更进一步地，从两地第一家女澡堂的开设及其后的发展入手，也可以解读民国时期，两个城市面对女性日常生活时尚时的不同姿态。
首先，在现代化进程，尤其是女性日常生活的时尚领域中，上海的步伐显然更快，且快而审慎。熟稔西化且对新潮事物持开放心态的上海，心中其实有一道泾渭分明的线。它不被西潮冲破，反倒因新文化的到来被强化；一些边缘化的事物并未得以在新旧交接中趁势逃脱，反而被持续地边缘化或被强调，或被中上层更为彻底地遗弃掉了。女澡堂的案例可以说明，开放的上海存在一种精致的审慎性情，而它又在一个受西潮影响强烈的语境中被进一步地强化了。这样两种强势力量的合并，启发我们重新解读上海的开放与排外--此处的“外”非地域概念，而是在特定时代的价值评判、生活方式体系之外。走得更前的上海，给公共女澡堂这样一个半新不旧的存在留出的发展空间并不多。或者说，公共女澡堂这种出身于本土传统行业的新事物，尽管是新的，但面对当时上海的情势，也难以算是时髦了。
而北京走得没有那么快。或许一个历史厚重的地方有些尾大不掉，或是各方复杂的势力在掣肘新事物的辐射。可是，胶着反而造成了一种独特的“中庸的宽容”，而女澡堂这种半新不旧的事物可以在这种宽容中寻找更多可能性。新旧胶着的矛盾之中孕育着动势，并被金秀卿借了去。那就是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讲述的润身女浴所旧事：金秀卿得以在1914年润身女浴所创立之后的十几年内，潜心经营以成就它的巧妙转型。当时的北京尚能默契地为之提供发展空间。转至上海这座摩登之城，时机早已不再。
另外，在种种客观条件的展差异之外，上海公众对于时尚事象、意象及风潮的认识亦更加成熟。在各种时尚事物遍地开花之后，人们的眼球在审美疲劳后会越发挑剔与审慎；随着时尚事象、概念逐步进入公众的日常生活，人们难以再轻易为新奇、神秘所驱动，选择更为理性。换言之，时尚的日常化反而弱化了它内在的某种动能，至少在上海，它不足以再助力于一例类似润身女浴所那样的精巧转型。这个道理不难理解：试想，如果张爱玲也有个热闹的朋友圈，她就不足以成就一个传奇--传奇需要暗合着神秘感。
时尚在上海的日常化，一步步蚕食了它的神秘感和潜在的蒙蔽功能。人们对种种时尚事象与风潮的认识更快地进入了理性层面，并在1930年代进入了较为成熟的阶段。这可以解释为何女澡堂在上海无法被经营为一个时尚场所，从而谋求更多发展空间。所谓成熟阶段的表征之一，是人们对于女性时尚意象的焦虑、恐惧--它们是一种反思，反思那些在时尚表象之下潜在的女性带来的危险。当时的通俗流行作品对这一焦虑感有着生动的体现。
张恨水《平沪通车》
张恨水在1935年创作的小说《平沪通车》讲述了银行家胡子云如何在平沪通车上邂逅摩登女郎柳絮春，并先失魂、后失财，最终落魄的经历。平沪通车，是上海至北平首次特别快车，1933年11月1日开始运行，它是今日京沪高铁的前身。伴随现实中、小说里平沪通车这一现代化交通工具一同出现的，是男人从摩登女郎那里落得的一身失意和焦虑。一如小说中的那一幕：胡一觉醒来，发现絮春早已不见，连同他的钱财一并消失地无影踪。在繁华都市的站台上，他身无一物，望着匆忙来往人群中一个个相似的、摩登的女人面庞。从此类片段中读出暗喻并不难，女性日常生活时尚是现代化进程中兼具光彩和韵味的一环，它与现代化进程中各领域物质层面的发展是相呼应的；然而，它又是较早引发社会焦虑与反思的一个领域。可见，社会留予女性日常生活时尚的空间，从那时到现在，都有局限性：一方面，空间的广度、深度受限；另一方面，从时间上，好时候的确不多。
在北京，1914年，城市默许了金秀卿一个相对宽裕的时空去淡化润身女浴所的出身，并探索更好的发展方向。但对于龙泉女子浴室，时势吝啬于给予同样的幸运。对的时间成就对的事；好时光难以复制，历史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