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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毛彦文（1898—1999年）重新引人注目，是因为著名学者吴宓：吴宓苦恋毛彦文却又求之不得的往事，频繁被人们兴致勃勃地提起。
1987年，年近九旬的毛彦文完成自传《往事》，最早自费印刷了少量，馈赠亲友。我手边这本《往事》，系商务印书馆2012年1月出版，有多幅毛彦文及其亲友的照片。老太太享有高寿，一生足迹遍及海峡两岸与美国，也有过刻骨铭心的情感遭际。她在自传里回忆起初恋、表哥朱君毅和亡夫熊希龄，都难抑深情，尽管朱君毅是负心之人。而提到吴宓，则下笔省俭，言语谨慎，很是不想跟他扯上瓜葛。
吴宓与朱君毅是清华同学兼好友，他们念书时，毛彦文正在读小学，经常写信给表哥。那五六年，“从不通的文字渐渐地写成通顺的信，均为吴（宓）所阅览无遗”，吴宓因此对毛彦文印象至深，羡慕朱君毅有这样一位表妹。
吴宓留学美国时，接到另一位清华留美同学陈烈勋的信：他姐姐陈心一毕业于浙江省立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常听他提到吴宓，又读过其诗文，遂暗生爱慕，有意结缘。吴宓那时难得被女士这么青睐，不免怦然心动，寄信朱君毅，托毛彦文去杭州陈家代为相亲。毛彦文与陈心一是先后同学，此前并不相识。此番受人之托，当然要忠人之事，遂于暑假赶往杭州，陈家人对她非常热情。
毛彦文将相亲结果函告朱君毅：“不知吴君选择对象的条件为何？陈女士系一旧式女子，做贤妻良母最为合适。皮肤稍黑，但不难看，中文清通，西文从未学过，性情似很温柔。倘吴君想娶一位能治家的贤内助，陈女士似很适当。如果想娶善交际、会英语的时髦女子，则应另行选择。”她还建议吴宓与陈心一不妨先做朋友，频繁通信，待相互了解、彼此满意，再订婚不迟。看得出来，毛彦文不仅尽职尽心，也知人识事，稳妥周详。
不久，吴宓与陈心一越洋订婚。吴宓回国后，两人西湖泛舟，也觉“其乐融融”，很快举行婚礼。妻子虽“辛勤安恬”，他却渐生不满。毛彦文认为，吴宓心目中似乎有一幻想的女子——要跟他一样中英文俱佳，彼此可以诗词唱和，还要善于辞令，能与他的朋友、同事说古论今，巧于周旋……而这些恰好不是陈心一的强项。但毛彦文觉得，其实陈心一最适合吴宓，因后者“有我国旧时文人的习气，易发不合理的脾气。”陈心一逆来顺受，委曲求全，能容忍吴宓的“任性取闹”，新派女子则绝不可能做到。
事实上，吴宓幻想中的那位女子，正是神交已久的毛彦文。他后来与陈心一离婚，也是破釜沉舟，欲舍旧求新。结果当然像朋友冯友兰等预测的那般，两头落空。
192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朱君毅，留美六年归国，后与吴宓同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授。毛彦文已于两年前以浙江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此时为了与未婚夫汇合，遂转入南京金陵女子大学，这样，她每周末有半天可离校与朱君毅见面。
年少时，毛彦文就对表哥异常崇拜，视他为“世界上唯一的伟大人物”。她九岁时就被父亲许配给好友之子，后来在父亲强迫她结婚、男方花轿临门时，紧急逃婚。这在民国初期的江山县，是有损名教的极大“丑闻”，也轰动浙江全省。此后，毛彦文的舅父（朱君毅之父）和她的父母，为这对早就彼此倾心的表兄妹订了婚。
然后是漫长的分离与相思。但凡接不到表哥的信，毛彦文就坐立不安，茶饭不思。劳燕分飞，重洋远隔，种种想念与煎熬，最宜入诗，她写下一些白话诗，还被《晨报副刊》与《京报》刊用。如今，朱君毅学成归国，苦尽甘来，只待成婚，他却又移情别恋了，爱上一位中学生，要求退婚。毛彦文自幼以来，二十余年只爱过表哥，闻讯后“身心崩溃”，万念俱灰。
亲友们都竭力说和，吴宓是最热心的调停人，奔前走后忙活，可以想见他内心的矛盾。
从1923年朱君毅要求毁约，到他俩次年正式解除婚约，毛彦文“从此坠入痛苦的万丈深渊，不能自拔”。当年，朱君毅曾以家乡的江郎山和须水对她盟誓：“郎山须水，亘古不变”。后来，当朱君毅与成言真在苏州结婚时，毛彦文发去贺电“须水永清，郎山安在？”还在按捺不住地表露愤懑并发出质问——感情如此易碎，誓言如此飘忽，她真是不能释怀。
1963年，听到朱君毅去世的消息，毛彦文“老泪纵横”，写下长文《悼君毅》，从幼时亲密，两情相悦，到多年相思，再到他见异思迁，她心如死灰……一路写来，既有被时光冲淡的恨意，也有难以遏止的怀想。虽然四十年不曾相见，朱君毅依然会不时入梦。1986年，毛彦文将朱君毅清华毕业时送她的班级纪念别针，交给表侄女保存。那是他俩相恋的信物，她大半辈子东跑西颠，一直随身携带，已经珍藏了六十九年。
毛彦文表示，她拒绝吴宓的一个重要缘故是：与朱君毅解除婚约后，自己想方设法，避免接触与他有关的人或事，以免触景伤怀。吴宓偏偏不解风情，他与朱君毅为挚友，给毛彦文的每封信又都要“叙述自某年起，从朱（君毅）处读到她的信及渐萌幻想等，”这无疑让她备增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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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彦文自传里《有关吴宓先生的一件往事》，颇为公允地说：“吴君是一位文人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谨，有正义感，有浓厚的书生气质而兼有几分浪漫气息，他离婚后对于前妻仍倍加关切，不仅负担她及他们女儿的生活费及教育费，传闻有时还去探望陈女士。他绝不是一个薄情者。”其余则轻描淡写，似乎彼此疏远得很。实际上，吴宓对她用情既深，他离婚后，两人也曾走得很近。
吴宓与陈心一离婚前，居然冒出过“娥皇女英”并存之荒诞念头。商量于陈寅恪，后者大不以为然，赶紧劝他“应持道德，悬崖立马，勿存他想。双妻制度，亦不可行。”吴宓向毛彦文试探，更是被她怒不可遏、义正辞严地批驳：“……彦何人斯，敢冒此大不韪？不特非彦之素志，彦且耻闻之矣，吾辈固以友谊始，而以友谊终者也。此后幸先生万勿以此事扰心一姊之心境，即自己亦不应有此思念。幸心一姊为一贤淑女子，不然，苟生误会，至令府上各人起不安之态，则彦虽非作俑者，而先生已陷彦于罪矣。”
毛彦文1929年获奖学金赴美国密西根大学攻读教育行政和社会学，后获得硕士学位，1931年夏去欧洲旅游，与游学欧洲的吴宓等一道回国。她赴欧洲，是最终回应吴宓执著示好的一片诚心，去商量结婚。孰料他却突然变卦了，只愿意订婚。吴宓日记说：“是晚彦虽哭泣，毫不足以动我心，徒使宓对彦憎厌，而更悔此前知人不明，用情失地耳！”
吴宓1925年主持清华大学研究院时，聘请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李济担任教授，开创出研究国学的新风气。研究院名师荟萃，英才辈出，对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产生深远影响。在南京任教期间，吴宓与梅光迪、胡先骕等创办人文学术刊物《学衡》，他任总编辑。他们对新文化运动持批评态度，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具有永恒的价值，是构成民族文化的基石。吴宓主张，“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在新文化运动风靡一时、传统文化式微的背景下，吴宓等被视作“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却坚持不人云亦云。当文化革命中那些激进、亢奋的风烟散尽后，吴宓等对中华古典传统的坚守，也日益呈现其不容忽略的价值。
学贯中西，智识过人，却并不妨碍吴宓在婚恋上行径奇异、出尔反尔。当年他与陈心一订婚后，曾去信陈烈勋，想取消婚约，不久又后悔不该寄出此信。好友汤用彤也劝告他，悔婚有违情理，陈家已通知亲友，此举会他们尽失颜面，陈心一将来也难以出嫁；吴宓对毛彦文迷恋至深，期盼与之在欧洲结婚，待后者终于首肯，他却又犹豫不决：毛彦文“曾被弃遗，情苗已枯”。而毛彦文由美赴欧见他之前，他还迷恋上两个西洋女子，同时又倾心于在北平留学的华侨女子陈仰贤，盘算着“回国后，既可与贤晤谈，亦可广为物色选择合意之女子，故尤不欲此时将我自由之身为彦拘束。”
回国后，吴宓继续首鼠两端，笨拙地铺排他的三角恋爱。那几年，毛彦文充分领教了他的焦躁乖戾脾气，更以其感情游移浮荡、不可理喻，毅然抽身。
毛彦文与表哥幼时便耳厮鬓磨，后者也是毛彦文智识与情感的启蒙者，她对他有过心无旁骛的迷恋，印痕至深。而吴宓没能让她产生心驰神往的缭乱感，她带着几分被狂热追求的感动，还有几分女大当嫁的理智去接纳他，心底原是有一丝委屈与勉强的。吴宓最为打动她的，是他持续不断的热情，后来才发现，这热情里居然还掺有疙疙瘩瘩的杂质、离心离德的摇摆，毛彦文当然要拂袖而去。不知情者只怪她寡情绝义，她悄悄咽下的那些失落、尴尬与伤怀，实难详述，也无须细说。所以，虽说与朱君毅、吴宓的两段感情同样有始无终，但她直到暮年，还是宁肯提起有憾有痛、难以忘怀的朱君毅。
毛彦文1916年入读的浙江吴兴湖郡女校，是一所教会学校。她在湖郡女校最要好的同学朱曦，是熊希龄夫人朱其慧（1931年去世）的侄女，1935年毛彦文与熊希龄结婚，就是朱曦竭力促成的。
吴宓说他平生所遇女子，爱得最久且深的，当属毛彦文，他的好多诗都为她而写。待到毛彦文出嫁，吴宓将痛苦失意诉诸报端——“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赔了夫人又折兵，归来悲愤欲戕生。美人依旧笑洋洋，新妆艳服金陵城。”搞得“吴宓先生之烦恼”尽人皆知，也惹人窃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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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龄是湖南凤凰县人，二十四岁中进士。沅州知府、以兴学育才深孚众望的朱其懿，非常器重这位得意门生，将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朱其慧许配给他。熊希龄民国初期曾短暂担任国务总理，后告别宦海，投身慈善与教育，捐家产兴学。熊希龄创办的香山慈幼院，是当时国内最早设立、最完善的慈幼教育机构，后来还扩充了初、高中与职业训练班。抗战爆发后，他又设立伤兵医院、收容难民等，慈心善举，有目共睹。
在一般人印象里，毛彦文三十多岁才出嫁，熊希龄又已年过花甲，这段婚姻难免有勉强、敷衍的意味？毛彦文回忆，他们的确“并不是先恋爱而后结合”。此前，深爱二十余年的表哥尚且变心，让她对男人失去信心，也对婚事极为戒惧。年龄渐长，“不能不找一归宿”，恰好熊希龄求婚，觉得他是正人君子，慈祥体贴，可托终身。况且他年岁已高，“不致有中途仳离的危险。”至于婚后能否滋生少年夫妻的恩爱，则是未知数。
结果无比庆幸。熊希龄眼里的毛彦文，不好虚荣，不尚形式，“性情温和纯厚，料理家事，井然有条。”他俩整天厮守，“终日缱倦不已，彼此有说不完的话，此种浓情蜜意，少年夫妻想亦不过如此。”“唱随之乐，堪称幸福”。两人相携同游，则“兴趣横生，其乐无央”。无论小别一两天，还是结婚满月、周年，或毛彦文生日，熊希龄都有诗画赠她，极尽缠绵：
“明知隔日能相见，怎奈侬心终不宁。”（《鹧鸪天·西湖候彦文》）
“忽觉须臾别，滋味愁难说。”（《菩萨蛮》）
“但觉万种柔情，一般纯洁，艳福容消受。轻语娇频沉醉里，甜蜜光阴何骤？”（题《莲湖双鹭图》）
“甜美光阴速……暮暮朝朝形共影，忘却半生劳碌……两相爱，万般足。”（《寿菊图》）
“准备湖山同去，并入百花深处，且尝遍甜霜蜜露。”（《双双燕》）
熊希龄写给毛彦文的词里，甜蜜光阴，朝朝暮暮，出现的频率最高。欢娱嫌夜短，但愿长相守，此乃人之常情。他们结婚时他毕竟已六十五六岁，无疑更多一层老之已至、来日不多的隐忧。后来，毛彦文重读他一遍遍强调的“愿长久、享清福”等语句，觉得冥冥中似乎显示了不祥之兆。
结婚还不到三年，熊希龄1937年底病故于香港。彻骨哀伤，日日啃噬，毛彦文有“虽生犹死”之痛。他俩婚后有张合影，亲密、安闲地并肩立于花园，毛彦文抱着一个张开双手、神态活泼的玩具娃娃。这段婚姻可惜过于短促，另一点美中不足，便是她怀里空缺的婴孩了。
熊希龄去世后，毛彦文出任北京香山慈幼院院长，1949年离开上海，正值台湾风雨飘摇，居大不易，她年过半百，仍决定去美国谋生。她当过旧金山《少年中国报》编辑、加州大学女生宿舍指导，在华盛顿大学做过大陆问题研究员，甚至短期整理过图书。六十年代初回到台湾定居，在中学和家政专科学校教授英语。毛彦文的教师生涯，持续到78岁，她的硬朗坚韧、不纤柔不纠结，由此可见一斑。
毛彦文活到一百零一岁，她在自传里忆起曾经五内俱焚的经历——朱君毅背叛，熊希龄猝死，百感交集，也不乏终究走出阴霾的淡定。说来也是，所有情到深处与痛彻心扉的往事，终究都要翻页。只不过，偶尔会有余味余韵，在不知不觉时，潮水般凉沁沁地漫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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