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1914-1996），法国小说家、剧作家、电影导演。一生创作了大量小说、剧作和电影作品，以电影《广岛之恋》（1959年）和《印度之歌》（1975年）赢得国际声誉，以小说《情人》（1984年）获得当年龚古尔文学奖。
杜拉斯从十一岁时就开始写作，在南圻连树荫下也有三十度，每天都如此。她就写诗，关于这个世界，关于她根本一无所知的生活。
她于29岁出版第一本小说《无耻之徒》，第二年又发表了《平静的生活》，一生共创作三十余部小说。
当记者问杜拉斯，每次她有书出版时作何感想，杜拉斯回答：
“只要一本书没有诞生，它就是一种未定型的东西，它害怕出生，害怕出版面世。就好像我们内心里的某个东西，它要求安静、孤独和缓慢。
“但是一旦出版了，这一切都消失了，就在一刹那之间。一旦它诞生了，就属于所有人，属于所有手拿这本书想要化为己有的人。应该把书从写作的笼子里放出来，给它自由，让它给人们造梦。我还听说《广岛之恋》催生了一首歌。我很高兴，我很喜欢别人将我的东西化为己有。”（此处提到的《广岛之恋》应该是英国乐队Ultravox的版本——编译者注）
杜拉斯与大多数作家不同，她对自己的作品从来没有讳莫如深。以下是她接受意大利记者采访的片段，畅谈了她对自己多部代表作品的评论，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无耻之徒》
《无耻之徒》讲的是我对哥哥的恨。我把手稿寄给在伽里玛出版社工作的雷蒙·格诺（我那时候还不认识他）。后来我走进他办公室的时候很激动，但也很自信。虽然稿子被其他所有出版商拒绝了，但我很肯定这次会被接受。格诺没有说稿子有多么好，他抬起头只说了一句：“女士，您是一名作家。”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
这本书大概是我所有作品里最好读，也是最受欢迎的。一下子就卖出5000册。格诺乐坏了，像个孩子似的。他做了很多广告，我差点就凭这本书得了龚古尔奖。但由于它的主题是反殖民主义，在那个年代还不受重视。直到35年后，《情人》才为我赢得了这个奖。其实主题还是一样：殖民地困苦的生活、性、金钱、情人、母亲、兄弟。
《情人》
写《情人》时，我感到一种幸福。这本书脱离了黑暗（我曾把我的童年弃置在这一黑暗里），也摆脱了秩序。推动我讲述这个故事的不是所谓的灵感，而是提起笔写下来的冲动。
《情人》出版时，我的出版商杰罗姆·兰东竟然只印了5000册！结果几天就卖光了。一个月之内加印了20000册。我就没再管过它，也没再翻开过这本书。大家都说，爱情这个主题总是能大卖。可是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心里想的不是爱情。我完全没有料到，读者竟然把它变成了一本流行小说。
我想，这本书成功的很大一个原因是，它能将我每天十小时的写作时感受到的极大快乐传达给读者。法国文学有时会把严肃和无聊混为一谈，其实如果读者读不完一本书，就是因为它浸透了愚蠢的自命不凡……
说起过去的事，多年来我一直在说谎。因为我母亲还在世，有些事我不想让她知道。有一天，我独自一人待着，我就想：为什么不现在就把真相说出来？书里的一切都是真实的：衣服的款式、我母亲的怒火、中国情人的汽车……
《痛苦》
我是通过一个不得不谈论战争的女人的视角来写的，书里写了很多小事，比如我丈夫从达豪集中营回来时枯槁的面容、盖世太保皮埃尔·拉比耶的故事（他想和我睡觉，而我利用他，最后告发了他）……
这是一本勇敢的书，它混合了恐怖与神圣，是我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写作过程很艰苦，也很“现代”，我的意思是它精确反映了所有的事件。但我不认为它是文学，我一直重复这一点，它比文学多了一点又少了一点什么。
《物质生活》
推动我出版这本书的原因是，我想要说出一些想法，一些我经常会想到、却从来没有写下来过的念头，它们让我愉快或担忧，而在我接受的那么多访谈中，从来没有人向我提过这些问题。
《劳儿之劫》
写《劳儿之劫》时，我正在戒酒。我一直把这本书和对没有酒的恐惧联系在一起。
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女人因爱发疯的故事，这种爱从来没有说出口，从来没有付诸行动。换句话说，当劳儿看到她的未婚夫和另一个女人离开时，她的全部生活就都围绕这这种缺失、这种虚空展开了。劳儿是一个囚徒，她因为一种她无法经历的生活而发疯。
（以上选译自莱奥波尔迪娜·帕洛塔·德拉·拖雷编写的杜拉斯访谈录《悬空的热情》）
看了这么些个杜拉斯对自己小说作品的点评，有没有想赶紧抓起一本她的书来读，然后就着文字去感受作者本人的思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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