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和经济学
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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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理查德·艾伯林
译 | 禅心云起
各国政府贪图其臣民的财富，正可谓欲壑难填。当政府发现无法继续增加税收或贷款时，它们总是转而印刷纸币，以求为其不断扩张的支出提供资金。由此产生的通货膨胀，往往破坏社会结构，摧毁经济，并时常以革命和暴政收尾。
法国大革命的政治经济就是一个悲剧性的例子。在1789年革命之前，君主制法国是重商主义的教材范例。如果没有政府的批准和管制，就既不能生产，也不能买卖，既不能进口，也不能出口。
政府奢侈和财政浪费
当法王政府管理经济事务时，王室消耗着全体国民的财富。路易十六的个人卫队就达9，050人；宫廷里大约有4，000人——30名仆人服伺国王进餐，其中4人的使命，是为他的酒杯斟上酒水。他还享有128名乐师、75名神职人员、48名医生伺候，198人负责照料他的身体。
为支付这样的穷奢极欲及王室的其他许多费用，以及法王资助的国外冒险（如在北美从英国独立战争期间，向北美殖民者提供的财政援助），法王必须依赖一个特殊的税收体系。在这个体系下，全体人口中相当一部分人——主要是贵族、僧侣——豁免所有税收，而“较低等级”承担主要的重负。
最遭人痛恨的税收之一是盐税。每一家户主每年都需要按照政府规定的盐价，为家庭成员每人购买七磅食盐；如果没吃完上年存货，而想在新一年购买低于摊派份额的食盐，他就会遭到这个国家的特别罚款。对走私食盐和黑市贩卖食盐的惩罚是惨无人道的。
正如我们先前文章所看到的，当路易十六在1774年继任王位时，政府支出为3.992亿卢比，税收仅约3.72亿里弗，赤字有2720万卢比，约占支出的7％。当年和未来几年的借贷和货币扩张弥补了亏欠。
为打理政府财政，1774年7月，法王任命了一位杰出经济学家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担任财政部长。杜尔哥竭力遏制政府支出和管制。但是他提议的每项改革，都遭到特权集团愈来愈强烈的反对。1776年5月，法王最终让他卸任。
那些接替杜尔哥特担任法国政府财政总监的人，既没有他的视野，也缺少他的诚信。财政危机一味恶化。正如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在他《法国大革命》（1837）的研究中所概括的：
“无论是‘缺少财务天才’，还是缺乏别的什么，收不抵支的差距极其显著，财政赤字……造成一个严峻问题：就像化方为圆一般令人绝望。财务总监若利?德?弗勒里，雅克·内克的继任者，根本束手无策，除了建议贷款，一点点填补；征收新税，不仅榨不出钱，反而带来喧嚣和不满。
总监朵尔梅松能做的甚至更加可怜；如果说若利尚能撑满一年，朵尔梅松只能撑几个月……
致命瘫痪侵入社会活动；密云笼罩，四周暗无天日；我们正陷入国家破产的不祥恐怖？”
正是法王财政的混乱，最终导致三级会议在1789年初的召集，之后是1789年7月巴黎巴士底狱陷落，法国大革命开端。然而，新革命政府，也像国王一样奢侈花费，为创造就业机会，把大量资金花在公共工程。巴黎人得到的粮食补贴，就达1700万英镑（340万美元）。
“指券”：纸币和疯狂的物价上涨
1789年11月，奥诺莱·米拉波给出了解决所有政府财政困难的答案。上个月，国民议会刚把教会的所有土地及资产国有化。米拉波建议国民议会用教会土地作抵押来发行纸钞。钞票首先作为公共工程的开支和政府的其他费用进入流通。它们将按面值以教会财产售价的形式赎回。
与此同时，有人认为，增加的流通会给产业带来“刺激”，创造就业机会，从而把钱装入劳动阶级的口袋里。（后来，逃离贵族的没收土地，被充作泛滥纸币背后假想的抵押品。）
1790年3月17日，革命国民议会投票发行一种名为“指券”的新纸币，4月份，4亿指券（8，000万美元）投入发行。由于缺乏资金，政府在夏季结束时再发行了8亿指券（1.6亿美元）。西摩·哈里斯在他《指券》（1930）一书的研究当中，描绘了纸币的一路贬值。1791年底，有18亿指券处于流通中，其购买力下降14％。1793年8月，指券数量增至近49亿，贬值60％。1795年11月，指券达197亿。这时，其购买力自第一次发行后下降了99％。五年来，革命法国的纸钞甚至变得比印刷它所用的纸还要不值钱。
这种货币崩溃的影响极为惊人。一个庞大的债务阶级，由通胀的既得利益所创造，因为贬值的指券，意味着债务人可用越来越无价值的钱来清偿。其他人投机土地，通常是政府扣押和卖掉的前教会财产。他们的财富现在与土地价值的不断上涨息息相关。随着钱一天天不值钱，片刻欢娱远胜过长期规划和投资。
货物被囤积，因此变得稀罕——因为卖家预期物价一日高过一日。肥皂变得如此稀缺，于是巴黎的洗衣妇们呼吁：那些拒绝向她们售予商品并接受指券的卖家，统统应被处死。1793年2月，巴黎暴民袭击了200多家商店，抢走了从面包、咖啡、糖到服装的一切东西。
亨利克·冯·塞贝尔（1817-1895），在他四卷《法国大革命史》（1867年）中，解释了当时的社会和心理环境：
“没有人对未来抱有信心；很少有人敢在任何时候进行任何商业投资，这被认为是减少了眼前欢乐，以收获一个看不到的未来，或为这样的未来积蓄的愚蠢之举……
谁拥有少量指币或银币，都趁早把它们花在尽情享受，渴望抓住每个稍纵即逝的享乐刺激。入秋，所有剧院重新开放，人们热情不竭、不知疲倦……歌剧院和咖啡馆的喧闹，丝毫不逊于剧院。城市的每个街区夜夜歌舞升平……
这些享受，也从革命的回忆和感受中获得了奇特色彩——耀眼的光芒和黯淡的阴影……在别的交际圈内，如果哪个人没有亲人在断头台上丧命，就得不到接受；时尚的舞会服装，模仿那些被带往刑场者的短发和翻领；绅士们对舞伴作出一个特别的点头示意，旨在提醒大家断头落地。”
通胀负担主要落在谁的身上？最贫穷的人。参与国际贸易的金融家、商人和商品投机者，通常可以保护自己。他们积蓄了金银，送到国外保管；他们还投资艺术品和珍贵的首饰。他们的投机专长，使他们许多人始终能够领先于通胀，并从货币价格波动中获利。劳动阶级和穷人，一般都没有专门知识和手段来保护他们的微薄身家。他们是最终拥有那数十亿无价值指券的人。
最后，1795年12月22日，政府命令停止指券印刷。遭禁的金银交易再度得到允许，并被视为具有法律约束力。1796年2月18日早上9点，用于制作指券的印刷机、印版和纸张被送到旺多姆广场，在巴黎群众面前被砸碎和焚毁。
抵抗通胀的灾难性价格控制
然而，在“指券”谢幕前，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人民”的怒吼震耳欲聋，必须阻止价格上涨。1793年5月4日，国民议会对粮食实行价格管制，并规定只能在国家督查员的监视下，才能在公开市场上出售粮食。他们也有权闯进商人的私人住宅，没收囤积的粮食和面粉。根据政府规定，销毁这种货物是一项死罪。
1793年9月，价格控制扩展到所有被宣称为“基本必需品”的货物。1790年，严禁物价涨幅超过三分之一。1794年春，工资被置于类似控制底下。尽管如此，商品很快从市场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巴黎各家咖啡馆发现无法获得糖；粮食供应减少，因为农民拒绝将他们的农产品运往城市。
美国经济学家爱德温·甘末尔（1875-1945）在其著作《货币》（1935）一书对法国大革命经济的研究中，解释了规避价格控制的一些方法：
“在规避这种固定价格制度所用的方法中，可以举出以下几种：从市场撤离货物，以及在现有库存用尽时，不再生产新的货物；以低劣的质量产出和销售；当小麦价格有最高限价而活牲价格没有限价时，就用小麦喂养地里的牲畜；当小麦价格受到控制而面粉价格没有控制时，农民就把小麦磨成面粉。
农民们在家里秘密出售他们的农产品，而不是销往市场。当原材料价格受到控制时，制成品价格就会频繁异常地上涨，当生活必需品价格被降低时，奢侈品价格就会迅速飙升。
规避管制法令如被捉到，所受惩罚是极其残酷的，因此产生了巨大利润。这导致了大量官员腐败。以管制价格在市场上获得的货物供应一向不足，而排队成为一种制度惯例，就像今天的俄国城市。”
凌驾个人的全权国家意识形态
在1792-1794年的雅各宾共和国，一大批监管机构遍布法国。它们设立价格上限，侵入人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它们执行死刑，没收财富和财产，将男人、女人、儿童押往监狱，送去从事奴役劳动。在革命法国与许多邻国发生冲突后，所有与国防或外贸有关的行业，都以战争名义被国家直接控制；价格、生产和所有商品分配皆由政府指挥。一个管理一切的庞大官僚机构出现，而官僚主义吞噬愈来愈多的国民财富。
这一切都自然源于雅各宾思想的前提，即在卢梭式“公意”概念的阴影下，认为国家有责任强加给每个人一个共同目的。个人什么都不是。国家才是一切。个人变得面目抽象，而国家才是现实。那些不晓得“公意”的人，就会受到教导；那些违抗教导的人，就会得到命令；那些违抗命令的人，就会走向灭亡。因为只有“人民公敌”才会反对这个集体主义的真理。
法国革命家伯特兰·巴雷尔（1755-1841）在1793年宣布：
“共和国必须从每个感官渗入公民的灵魂……（对于法国）有些人欠下自己的劳动，有些人欠下自己的财富，有些人欠下自己的忠告，还有些人欠下他们的臂膀；全体人都向她欠下了自己的鲜血。因此，所有法国人，无论性别或年龄，都要受到爱国主义的召唤，起来保卫自由……
让每个人在预备中的国家和军事行动中服役。青年战斗在一线；已婚男子制造武器，运输辎重军需，提供补给；妇女制作军衣、缝制帐篷，成为照料伤员的医院护士；孩子们从亚麻布中抽出引绳(注:火枪用的火绳)；而老人再次执行古老使命，被带到公共广场，鼓舞年轻战士的勇气，宣传对国王的仇恨和共和国的团结。”
所有法律、风俗、习惯、商业模式、思想和语言都是统一的，对每个人来说都一模一样。家庭不复自主存在；至于儿童？他们属于国家。巴雷尔说：
“应该指导父母的原则是，在属于特定家庭之前，儿童属于共和国的公共家庭。当大家庭召唤时，私人生活的气氛必须消失。你是为了共和国，而不是为了家庭的傲慢和专制而生。”
这就是现代国民集体主义和对“人民”国家效忠服从的诞生。1793年1月，一位信使被派去通知法国革命军队法王被处决的消息。法军正在法国东部与反革命外国君主的入侵军队对峙。这时，一名法国军官问：“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为谁而战呢，”如果不是国王？答复是：“为了国民、为了共和国。”
回归自由市场的原则
1794年底，反雅各宾的热月党人控制了政府，一批自由市场的支持者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其中一位埃沙塞里奥宣称:“当农民、制造商和贸易商都享有自己的财产、自己的生产和自己的劳动的充分自由……这样的经济制度才是一个好的制度。”
他的同事蒂博多主张：“我认为最高限价是灾难性的，是我们经历的所有不幸的根源。它为盗贼创造了职业，让走私在法国泛滥，毁掉了尊重法律的诚实人……我清楚，当政府试图管理一切时，一切都无可救药。”
最后，1794年12月27日，价格和工资控制被取消，以市场为基础的贸易条件再度得到允许。在指券终结一年后，货物再次流入市场，繁荣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正如阿道夫·蒂尔斯（1797-1877）在他的《法国大革命史》（1842）一书中所描述的：
“没人再使用白银以外的东西交易。先前显然被隐匿或输出国外的这些货币重新占据流通。被藏起来的重见天日，被携离法国的又被带回来了……
黄金和白银，像所有商品一样，流动到需求吸引它们的地方，金银的价格升高，直到供应充足、需求满足，就维持在某个水平。金银一旦出现在市场上，人们的工资也以同样方式支付。人们当时也许会说，法国再不会有纸币。
权证（指券）只有在投机者手中才能找到，他们从政府那里接收这些权证，并转售给国家资产的买家。因此，金融危机对国家来说仍然存在，但对于个人来说，则几乎不复存在。”
法国大革命期间经历的集体主义思想和经济政策类型，在更晚近的现代，仍然反复登场，依旧不乏支持，举例而言，体现在包括像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这样著名经济学家的著作当中。
1936年底，奥地利出生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对凯恩斯最新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写了一篇评论。这部著作，在短短几年内，就成为凯恩斯主义“新经济学”的圣经。熊彼特凭以下观察得出结论：
“接受（凯恩斯在《通论》当中所阐明的）这些信息的人，就用以下措辞改写法国旧政权的历史吧：
路易十六乃一位明君圣主。他认识到刺激支出的必要性，并获得了像德·蓬帕杜夫人和德·巴里夫人这些消费专家的协助。她们以卓越无比的效率工作。结果本应是充分就业、产出和总福利的最大化。与之相反惨不可言、血流成河的结局，诚然尽人皆知。但这不过是一个偶然巧合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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