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遇刺案的历史细节惨不忍睹

                                                                                           冷月无声/文

清朝历史中，皇帝遇刺仅有一例，即嘉庆遇刺案。此案案情看似简单，但其原因背景却并不简单，个中历史细节可谓惨不忍睹。

1、案件经过

        《清史稿》在嘉庆帝本纪中是这样记载此案的，嘉庆八年（1803年）年闰二月二十日，嘉庆帝从圆明园返回紫禁城。就在嘉庆帝进入顺贞门时，突然冲出一条大汉，手持短刀直奔嘉庆帝而来。由于事出突然，在场的众多护军、侍卫竟一个个呆若木鸡，不知所措。幸亏在场的定亲王绵恩与固伦额附拉旺多尔济、侍卫丹巴多尔济等几人冲上前去与大汉搏斗并将其擒获。

        清朝立国以来，光天化日行刺帝王，简直闻所未闻，其背后是否隐藏着巨大的阴谋和深不可测的主使呢？一时间朝野震动，案发当天，嘉庆帝即下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严审定拟具奏”，将此案审个水落石出。

2、审案过程

        由于此案的极端特殊性，刑部不敢怠慢，案情也一步步清晰明了。

        刺客名叫陈德，以给有钱人做家奴维持生计，曾在内务府服役三年，期间经常出入宫中，曾亲眼看到了皇帝及后妃。案发前，陈德在一孟姓人家做厨役。这时，他的媳妇不幸病故，留下80岁瘫痪在床的岳母和一对未成年的儿子，日子十分艰难。恰在此时陈德又被孟家解雇，“因无路寻觅地方，一家老少无可依靠，实在情急，要求死路。图个爽快，也死个明白。”（陈德供词）

        生活困顿无着就要行刺皇帝？事情怎会如此简单？联想到前明的“挺击案”（刺客张差闯入慈庆宫企图刺杀太子朱常洛），嘉庆帝疑虑重重，严令“穷究主使何人，同谋何人，有无党羽”。

        于是刑部再一次严加审讯，然而查来查去，本案还真就没什么复杂背景。陈德的大儿子禄儿及邻居黄五福的供词进一步证实了陈德实在是家贫困顿、对生活失去信心才去谋刺皇帝，陈德的大儿子禄儿称，其父“因闲住日久，把衣服当完，愁闷不过，借酒消愁”。黄五福供词说，一日两人在小馆喝酒，陈德与一不相识人闲话口角，他拔刀就扎对方，还生气说扎死一人抵命，扎死两人便宜一个，若扎四五个，就便宜好几个。

        陈德最后也交待说，那次在酒馆与人吵闹后，“心里愈觉气忿，忽然想要求死，又要死得明白，遂乱想胡行起来。”看到街上垫道，知道了嘉庆帝二十日要回宫，因为自己曾在内务府服役，经常出入宫中运送物件，熟悉宫内情况，就决定了进宫行刺嘉庆帝。

        至此，本案看起来似乎也没什么可疑惑的了，但大臣们还是害怕难以向皇帝交代，又对陈德日夜熬审，大施酷刑。重刑之下，陈德又说行刺有“梦兆签语”之因，称他嘉庆二年曾做过一梦，“梦见一人领路，像是我朋友王福，领我到个地方，有些房屋，我梦里说是东宫”。 嘉庆三年“梦见我在无水桥下躺着，忽似有人拉我上桥，我在桥上站着，看来像是一知府大堂，我身上穿着程乡茧蟒袍”。陈德认为这两个梦都是好梦，“将来我必有朝廷福分”，于是，“就动了不安分的心，这几年时常胡思乱想。”

        案子查来查去，终究还是那点事，实在没什么背后元凶可究。嘉庆八年闰二月二十四日，嘉庆帝下旨将陈德凌迟处死，陈德的两个幼子被处以绞刑。按照当时法律，陈德的两个儿子都未满16岁可免一死，但嘉庆帝心眼太小，还是将两个年幼的孩子也一并斩草除根了。

3、细节昭示大局

        此案虽系个案，但细节往往昭示大局。

        首先，主观作案动机揭示出底层民众的困顿与不满。对于陈德的主观作案动机，心理学家们运用科学理论给出了答案。陈德一生为奴，所侍奉的都是达官贵人，特别是他还经常出入宫中，耳闻目睹皇帝、后妃的奢侈生活，联想到自己的一生辛酸困顿，不公平的命运使他产生了强烈不满。于是，时时刻刻都幻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他的梦正是对现实不满、对未来憧憬的一种反映。然而，现实终究是现实，当无情的生活击碎了梦想、走投无路的窘境无法摆脱之际，陈德便铤而走险，走上不归路。

        其次，从客观上分析，这起案件的种种细节反映了当时极为尖锐的社会矛盾和统治者的应对失措。

        一是小民行刺皇帝的根本原因在于统治者的腐败统治和社会经济状况的迅速恶化。

        乾隆朝中晚期以来，所谓的康乾盛世逐渐落幕。清廷上层，以乾隆为首的统治阶层日益腐化。乾隆帝是公认的中国历史上最会享受的帝王，其一生多次巡幸各地，大摆排场，兴师动众，靡费特甚，耗费了国家大量财力。上梁不正下梁歪，“二皇帝”的和珅恃宠擅政了二十余年，权倾朝野，百官争相谄附。大清官场勒索纳贿，排斥异己，吏治败坏，小人横行，整个国家已是抽心一烂。

        统治者的统治日益腐败，清朝社会经济状况迅速恶化。乾隆末年，人口激增，众多的人口抵消了有限的经济增长，百姓生计日艰。但官绅阶层还在大肆兼并土地、曝敛财货，全国大部分的土地与财富都集中在少数的贵族、地主手里，大部分农民沦为佃农，一遇灾年便饿殍盈道、人竟相食，造成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

        二是小民行刺皇帝昭示广大百姓已经不堪忍受，官逼民反成为必然选择。

        随着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广大农民衣食无着，而各种租税却不断增加，盖因地方官将历年地方官吏之贪污亏空转嫁于农民身上；广大市民阶层也是生活困顿、朝不保夕，而且活得没有一点的尊严可言，自然对社会产生极大的怨恨。大凡民变，根子全在于土地兼并和分配不均，催化剂则在于各级官吏看不到危机、反而大肆鱼肉民间、极尽激化矛盾之能事，这怎能不激起民众的激烈反抗？！嘉庆帝刚刚即位，白莲教起义便风起云涌、席卷呼啸、势不可挡，清王朝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平息了这次民变。这场战争耗费白银2亿两，损失人口1亿1千万，大清国的元气就此耗尽，盛世烟消云散。而小民陈德的惊人举动，恰恰发生在白莲教起义刚刚平息之时，可见国家阶级矛盾已到了何种地步！！

        三是小民刺杀皇帝反映了嘉庆帝改革的不得力。嘉庆帝面对极为深刻的社会危机，也想力挽狂澜。诛杀和珅其实开了一个好头，但嘉庆帝却没能从根本上杜绝王朝的腐败统治，没能改善国民的贫穷现状。他也做了一些改革，却完全没有改到国家的病根上，结果腐败的官吏还是那样的腐败，贫穷的百姓还是那样贫穷。况且社会风气一旦形成，也实在是嘉庆帝一个人所难以改变的。这就不可避免地逼出了这起小民行刺皇帝的奇案。而且，十年后，又出现了天理教徒攻入紫禁城的千古未闻之奇闻，足见嘉庆帝根本没有从此次行刺案中吸取教训。

        总之，这起案件的种种历史细节堪称惨不忍睹，而嘉庆帝及其后代子孙们同样都没有在细节中窥测出王朝日渐衰微的轨迹。我们这些后来读史者在历史的彼岸进行凭吊之时，是不是应该从这些惨不忍睹的细节中读出一点点悲哀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