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若此地作别，也好他乡再见~~~~
本文原载于2007年6月11日学术批评网，作者孙国栋，为《律师文摘》主编
曹禺(左)和巴金
回首百年中国话剧史，曹禺依然是不可逾越的高峰。仅一部《雷雨》便足以使他傲视群雄名垂青史，何况还有《日出》、《原野》、《北京人》，如同一串璀璨明珠交相辉映。然而，曹禺一生的成就在前四十年即已完成，他的后半生是在平庸和苦闷中度过的，直至带着遗憾以86岁高龄辞世。
说曹禺是戏剧天才，恐怕谁也不会有异议。完成处女作《雷雨》时他年仅23岁，雄姿英发、充满自信，剧本被朋友靳以压了一年才发表，他也不着急：“我知道那是好东西，站得住。”（谢泳《晚年曹禺》）《雷雨》以复杂的人性及人际关系、尖锐的戏剧冲突、深刻的思想内涵、惊心动魄的艺术感染力，首演便一鸣惊人，以后半个多世纪更是常演不衰，至今仍是各大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成为中国话剧史上无可争议的“第一剧”。
曹禺没有止步，而是一发不可收拾，上帝仿佛特别垂青这个年轻人，不断赋予他新的灵感和强劲的创造力。时隔仅两年，艺术更为圆熟的《日出》横空出世、光耀人间，浪漫主义加象征主义的《原野》和寓意深沉、淡远隽永的《北京人》亦接连问世，作家鲜明的创作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得以形成，“中国的莎士比亚”地位亦得以奠定。而完成这一切时，曹禺刚及而立之年。人们有理由期待他创造出更多更大的奇迹来。
1949年，曹禺39岁，正是作家创造力最为旺盛的黄金年龄，然而，那个天才的曹禺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他忙起来了，参与筹备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出席政协会议和世界和平大会，担任文联、文协、剧协常务委员或理事，又先后被任命为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地位升高了，创作水平却直线下降，以至再也写不出令自己和观众满意的剧作。他的新剧紧跟形势，满怀热情地努力表现新生活和他的新认识，却走进了艺术的死胡同。《明朗的天》以知识分子改造为主题，《胆剑篇》为“天灾人祸”中的国民鼓劲打气，“文革”后复出的历史剧《王昭君》更象是一出闹剧，再也看不到当年那个信心十足、才华横溢的曹禺的半点影子！好友巴金、吴祖光都对他有过不留情的批评，率性的黄永玉更是直言无忌：“你是我的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以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田本相《曹禺传》）
曹禺是痛苦的。“文革”中，他被剥夺了一切。复出后，他的头衔又恢复了且越来越多，时间几乎被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填满。每次活动都弄得精疲力竭，回到家倒在沙发上，人好象被抽空了似的。一次，女儿万方同情地说：“真够忙的。”他缓过点神儿来，说：“就是无聊就是了，没点儿意思。”“一天到晚瞎敷衍，说点这个说点那个，就是浑蛋呗！没法子！”“我痛苦，我太不快乐了，我老觉得我现在被人包围着，做人真难哪！”（万方《曹禺：我要放弃这个“嘴”的生活》）老人如此自轻自贱、内心煎熬，读来让人几欲落泪。
曹禺偶尔也发出呐喊：“我要坦白出来，我怎么自私怎么坏，我要说心里话，说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敢说的话。”“我要做一个新人，忘掉过去的荒诞和疑虑，我要沉默，我要往生活的深处钻，放弃这个‘嘴’的生活，用脚踩出我的生活，用手写真实的人生。”“我要追回已逝的时间，再写点东西，不然我情愿不活下去。”（万方《曹禺：我要放弃这个“嘴”的生活》）然而他终于未能爆发，1996年衔憾而逝。据说临终前，还要在一次重要会议上继续扮演一个早已厌倦的角色，然而生命再也没给他机会……（谢泳《晚年曹禺》）
一代天才何以彗星般陨落？这固然与曹禺的个性有关，他好热闹、喜欢听讚扬的话，很容易怀疑自己否定自己（万方语），他谨小慎微，“也许人家正是看重了他身上懦弱的一面，听话的一面，才不断派给他各种不属于艺术家的角色的。”（谢泳《晚年曹禺》）但根本原因还在于：“长时间以来，我爸爸和许多的人，他们都被告知他们的思想是需要改造的，这种对灵魂的改造像是脑叶切除术，有时是极端的粗暴行动，还有就像输液，把一种恐惧的药液输入身体里。这是一种对自身渺小卑微的恐惧，我知道这是非常严酷的事。”（万方《曹禺：我要放弃这个“嘴”的生活》）曹禺不是斗士，只是个艺术家，他要的只是免于恐惧地创作的自由。试想，在那样的政治高压下，哪个独立知识分子能逃脱厄运呢？老舍的沉湖和储安平的“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不就是发生在曹禺眼前的惨剧吗？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曹禺少年成名，又尽享天年，上天待他不薄，本应有更大的成就。唉，留下的又是一个巨大的空洞和无尽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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