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困难家庭在面对灾难时夫妻共度患难的故事，那种至深的夫妻之情让人感动无比。当妻子不幸罹患重病时，身为下岗工人的丈夫不离不弃，承担起全部的经济压力，甚至不惜为此犯罪，这让每个看到故事的人都禁不住产生捐款的冲动。很难想象，如果不是万不得已，这样一个男人居然会选择诈骗。在拯救妻子生命与诈骗医院犯罪之间，他选择了前者。在这里，我们要为他的选择鼓掌，因为这样的选择是再正确不过的，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自然也没有什么比拯救生命更重要。
我们说，法律之上有人性，当诈骗的恶与救命的善相比较，孰轻孰重其实早已一目了然。尽管我们在事后也许可以给他假想出一些“更好的选择”，比如求助媒体，比如求助政府，但是假想永远只是假想而已，对一个几近绝望的人而言并不成立;更何况，谁知道这些“更好的选择”他都没有试过呢?
当情与法陷入矛盾时，为救妻私刻公章逃费能够感动万千公众，却可能无法“感动”法律，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我们当然都希望廖某能够被判缓刑，但是如果按照现有法律，诈骗17万元被判缓刑的概率恐怕很小。如何既维护法律的尊严，又照顾社会的公理和公众的情感，这对法院公正判决案件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法律的归法律，人性的归人性，对此我们应该充分尊重。因此我们讨论的不是案件该怎样判，而是如何不让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很显然，该案中的医院本身是有严重过错的，一个假的收费公章居然就能成功逃费四年，如果被真正的骗子钻了空子，损失该有多少?电脑中没有收费记录，费用收讫的唯一依据就是收费公章，医院管理上的失误非常明显，理应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公众不禁遐想，医院管理如此混乱，如果有内部人试图借此寻租腐败岂不是易如反掌?如果收费员在盖真章的同时把钱放进自己腰包，岂不是也很难被发现?
最应该反思的还是大病保障的欠缺。像尿毒症这样的大病，在发达国家基本都是社保全报销的，如果我们也有相应的保障，廖某根本不用为此去刻假章为妻子免费透析。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大病保障的不健全，才将拥有良善品质的穷人逼上了刻章诈骗的道路。这并不是要为不离不弃的丈夫开脱，而是事实的确如此。国家应该对医疗保障给予更多的投入，对“因病致贫”的大病尽可能提高保障比例。
想起来一个故事：1935年，纽约市一老妇人因偷窃面包喂养几个饿得直哭的孙儿被审问。法官秉公办事当庭宣称：“你可以选择10美元的罚款或者10天的拘役。”判决宣布后，时任纽约市长从旁听席上站起来，脱下帽子，放进5美元，然后向其他人说：“现在请诸位每人另交50美分的罚款，这是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儿的城市。”——显然，丈夫为救妻私刻公章逃费的故事，在前半段与此很相像，只不过更悲恸;最关键的是后半段，在我们的社会里会如何演绎?要丈夫刻假章救病妻的城市是否也该被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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