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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是周文之承载者。礼治秩序的主角是君子。生活于礼治秩序中，君子形成了特殊的心智、人格、生活样式，此即君子心智、君子人格、君子风度。君子既为封建治理之核心，则君子心智、君子人格、君子风度也构成了封建秩序之支撑力量。君子之内涵后世虽经历重大变迁，但周代君子始终是中国人做人之典范。
君子
“君子”一词的大量使用在周初。《尚书》中已经出现，《尚书·酒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听朕教。”《尚书·召诰》：“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仇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诗经》中，君子则大量出现。
君子一词之重点在“君”，也即各级封建共同体之君，“子”乃是尊称。周王、公侯、卿大夫都是君子。因而，周代君子就是欧洲的贵族。与君子相对者为“小人”。“小人”通常指君子之外的“庶民”。《左传·襄公九年》记载，晋国大夫知武子云：“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
那么，士属于哪个群体？等级制中的士不属于小人，但似乎也不是君子。士的地位的这种模糊性，伴随着封建制的崩溃才得以解决，那时，等级制意义上的君子群体消失，士成为“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之首，而德行意义上的君子主要出自士群体。
不管何种意义上的君子，其核心功能都是合群。《白虎通义·号》说：“君之为言群也；子者，丈夫之通称也。”君子是社会的组织者、领导者，君子的全部品质指向一个目标：合群，组织人群，领导人群，并尽可能地扩大群。故孔子曰：“君子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篇》。《汉书·刑法志》序说：
夫人宵天地之貌，怀五常之性，聪明精粹，有生之最灵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耆欲，趋走不足以避利害，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役物以为养，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为贵也。故不仁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群而不足，争心将作。上圣卓然先行敬让博爱之德者，众心说而从之。从之成群，是为君矣；归而往之，是为王矣。
君子就是具有出色合群能力、因而人们自愿服从其领导的人士。没有君子，就没有治理，也就没有群，没有文明，人也根本无法生存。任何一个社会，其治理优劣之决定性因素是能否养成君子，并使之居于领导地位。
这样的君子不同于专业人士。孔子通过对比，说明了这一点：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论语·宪问篇》。大夫之家老，差不多只处理家室的行政事务，大夫则是家室这样的封建共同体之君。用现代词汇说，前者是行政官僚，后者是政治家。前者按部就班地处理日常事务，后者须应对各种突如其来的问题，并相机做出决策，包括制定法度。孔子另一句话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君子不器。”《论语·为政篇》。器有具体的、限定的用途，家老就是器。作为一个完整的封建共同体之治理者的君子却不是器，他须具有见几而作，无所不施的技艺。君子所具有的不是技术理性，而是合群的技艺理性。唯有如此，君子才有能力合群。
正是为了具备卓越的合群能力，周代君子致力于追求德行、技艺、威仪等品质。
君子之艺
在封建时代，君子就是君，承担着治理大大小小的共同体之责任。也因此，君子不仅应具有德，亦当具有“艺”，治理技艺。
古人有“六艺”之说，《周礼·地官·司徒》下有保氏，
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礼、乐、射、御（驭）、书、数等“六艺”或许是后人之总结，但大体上描述了西周、春秋时代合格的君子须掌握之技艺。
首先，包括周王、国君、大夫、士内在的所有君子都天然是武士，应随时准备出征。《诗经》所描述的君子似乎总在出征作战。周代之战的法定形态为车战，且唯有士以上的君子才有资格充当武士，故君子首需掌握的技艺就是射与御：射者，射箭；御者，驾车。这两种技艺均需长时间的训练才可掌握。即便到了孔子时代，君子仍要接受这方面的训练，《论语》多次提起这两者。
值得注意的是，射、御之艺的训练过程，同时也是德行的养成过程，尤其是射。《礼记·射义》指出射与德行之关系如下：“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同时，射礼可以训练君子的自我反思能力：“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射礼也可训练君子的节制、谦让精神，《论语·八佾篇》：
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君子与人打交道，以谦让为美德，但于射，则必争中。然而，在这样的竞争中，君子之争仍有其道：整个竞赛过程均在规则控制之下，且竞赛者始终保持心平气和的淡定态度，彬彬有礼。他们其实是与自己竞争。正是在射礼中，君子养成“公平竞赛”之精神，这样的精神在战场上依稀可以看到。
至关重要的是，射礼乃是君子的公共聚会场所，如《礼记·射义篇》所云：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故事之尽礼乐，而可数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圣王务焉。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其容体不比于礼，其节不比于乐，而中少者，不得与于祭。数与于祭而君有庆，数不与于祭而君有让。数有庆而益地，数有让而削地。故曰：“射者，射为诸侯也。”是以，诸侯君臣尽志于射，以习礼乐。夫君臣习礼乐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
射礼是真正的“公共性”聚会，君子们在这里从事一些与治理相关的重要事务，比如以射选官。考虑到君子名位之相对确定性，射礼的“选举”功能并不很强烈。它主要是公共聚会场所，君子们在此相互交流信息，闲谈共同体事务，交流情感，培养共同体感。
六艺之书艺就是识字与书写。考虑到周代治理之文书化，识字、书写当为君子必不可少之艺。数艺不是一般的算术，而是应用性算术，涉及土地面积计算、地块划分、粮食容积、重量之计算等等。所以，数艺其实是应用算术于家室日常事务管理之家政学。在封建制下，君分别拥有王室、公室、家室，士充当其家臣或者邑宰，处理其日常经营管理事务，这些君子必须掌握家政学知识。
由此两项可以看出，周代君子不是单纯的武士，而通常接受一定的书面知识教育。射、御训练君子之武的技艺，书、数训练君子之文的技艺。
礼指仪礼，乐表演于人们祭祀、饮宴等公共场合。具有健旺的自然生命力，君子容易失之于“质”，比如虐、傲，这样的人无法成为合格的治理者。为保持君子人格的平衡，周人特别重视君子之教化，用礼和乐节制、调和君子的自然生命力。礼的作用是分别、节制，让每个人知道自己的名分，即权利-义务。乐的作用是中和，通过诉诸情感，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人们产生相互关爱之情。
综合起来看，六艺是治理之艺，也是君子合群之技艺：礼通过别而和，乐“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礼记·乐记篇》。，射提供公共生活机会，射、御是保卫共同体之艺，书是君子沟通交流之艺，数是家政管理之艺。身在封建秩序中的君子唯有掌握六艺，才能与人合群，又合人为群。
六艺之外，君子还需掌握一项十分重要的技艺：言说之技艺。
自周公以来，治理已文书化，但这仅限于策命、盟约等契约文书。文字的使用仍是高度有限的，日常治理仍是口头的。不过，言占据重要地位，还有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即封建治理之共同体主义与共同治理机制。共同体的重大事务由君与其臣共同决策，君臣定期而频繁地朝会。朝会必以言说为主要交流方式。当然，朝会之言不是普通的言可以应付的，君子需要言的技巧，也即理性说服的技艺。另外在法庭上，君子就自己的权益展开口头辩论。在一些国人会同的场合，君子更需要面向公众演讲的技艺。同时，君子们以诗作为主要语言，以盟约为中心，处理邦国间的交结。
总之，言说的技艺是君子合群之根本技艺，它关乎邦国治之安危，君子可以言维护邦国的权益。《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郑人伐陈取胜，派子产向当时的侯伯晋国报告，子产依礼雄辩滔滔，晋卿不能不承认：“其辞顺，犯顺不祥。”孔子评论说：
《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
因此，《论语·先进篇》记孔门四科，“德行”之后即为“言语”，而先于“政事”、“文学”。这一排序揭示了言语在封建治理中的关键作用。孔门弟子中，在当时对邦国发挥了巨大作用者，也正是言语技巧出色的子贡，《左传·哀公十二年》记载了他以言救卫侯之故事。
言说的技艺如此重要，君子之教即以诗教为首。《论语·阳货篇》记载：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孔子这里所说的诗教之各种效果，归结起来，都是以言说之技艺合群。《论语·季氏篇》记载孔子对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学诗的目的是掌握言说的技艺，这是君子最为重要的技艺。因为，合群、治理无非两种手段：理性说服，暴力压服。君子不可能选择后者，而理性的说服必有待于言说之技艺。
本文摘自《国史纲目》姚中秋 著;海南出版社，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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