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网讯 记者 徐芳 周三春 张城
死亡，一个绝大部分人谈之色变，避之不及的话题。有这样一群人，却直面死亡的恐惧，静静陪伴着临终的患者，帮助他们走的时候安稳、有尊严。
他们，被称作“临终关怀师”。
一直在关怀着别人，有谁在关怀他们？近日，荆楚网记者采访了多位从事临终关怀服务的医生、护士、护工和义工，试图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
老人们亲切地叫袁晓燕为“小燕子”，会紧紧拉着她的手跟她说话
不愿被当成“刽子手”
百度“临终关怀师”，第一页出现的大部分新闻，是关于省荣军医院老年护养中心护士袁晓燕的。“7年送走XXX位亲人”“8年陪护XXX位老人离世”……每年的报道标题，只是时间和数字的增长。
“我其实不愿意被别人说送走多少位老人，第一这是我们团队共同在做的事情，第二是这样听起来我像是‘刽子手’一样。”一年前，她从专门收治孤寡老人的护养中心，调到以社会老人为主的老年科，工作才相对轻松了点，有时间坐下来和记者聊聊自己的想法。
从2007年开始在护养中心工作，一年后，袁晓燕的婆婆爹爹，才知道儿媳妇的工作。婆婆以自己的方式关心她，从殡仪馆回来后，会要她过火盆去阴气，还给她衣服的肩膀那儿插一根穿了线的针，用来辟邪。
袁晓燕在外地的父母，是在媒体宣传报道后，逼着她把报纸寄过去，才了解她每天在做什么。那一天，一直以她为骄傲，认为家里出了个郎中的父亲，嚎啕大哭，既是感动又是心疼。而她的一位亲人，有一段时间都不敢碰她的手。“她觉得渗人。不过现在都好了。”袁晓燕淡淡地说。
老年痴呆的陈婆婆像个小孩子一样到处跑，袁晓燕将她带回病房睡午觉
瞒着家人来工作
没有把工作告诉家里的，还有护养中心的十多个护工。她们，其实是在医院和老人相处时间最长的人。
中心的护工大多来自农村，忌讳更多，刚来的时候根本不愿意碰临终的老人，几乎是刚招进来就要走，袁晓燕花了好大的力气，才感化、培训出这十多个愿意留下来的大姐。
来自新洲的杨红英，以前一直在做小工，2009年被介绍到中心，以为就是当买饭送水的护理员，没想到竟是要照顾卧床的老人，给他们端屎端尿。如果不是看着袁晓燕亲力亲为照顾那些老人被感动，她可能第一天就被所照顾的爹爹尿床的味道给熏走了。
刚开始，杨红英也会刻意地穿红衣服，给走的老人烧纸钱。现在的她，从容了很多：“我把他们照顾得很好，我心安理得，对得起他们。”
至今，她的老公，还以为她只是从事一般的护理工作，老公给她送饭，她也打发他快走，不用待太久。她读大学的孩子，也只知道母亲工作很辛苦，还不清楚她每天五点半就要起床，从给患者擦身开始一天的工作。为了防止长褥疮，她每天至少要给患者翻身七次，到了凌晨一点、四点，还要起来继续翻身。杨红英觉得工作不算辛苦，但是每天起床实在困难，而且白天欠瞌睡。
当记者问她需不需要化名，以免家人知道她的工作不让她继续。“不用啦”，杨红英爽朗地笑起来：“这些老人经常给我讲人生感悟，我从他们身上也学到了很多。我觉得我的性格都变了，变得更有主见了，我会坚持我的选择。”
杨红英经常自制各种护理工具，这是一个防止患者乱抓东西的“手套”
不被理解的姑息治疗
王爹爹得了癌症，在大医院治疗时，看到许多病人全身插满导管，十分痛苦。他表示，希望能够安静地离开，不要遭那么大的罪。王爹爹的儿子就是医生，强烈反对父亲的决定，“当然得让我们给你治病，怎么可以等死”。
王爹爹妥协了，接受治疗，却在私下里跟护士说：“我是委屈了自己，来成全儿女的孝心啊。”
百善孝为先，延长父母寿命就是尽孝；好死不如赖活，不论以什么状态活着，总比死了强……这些传统观念，影响着患者和家属接受姑息治疗。
梨园医院肿瘤科医生魏柏介绍，所谓姑息治疗，是对那些患了绝症，对治疗已无反应的患者及家属进行全面的综合治疗和照护。主要包括镇痛、控制其他症状，减轻精神心理创伤，帮助病人解决生存期间的某些社会问题。
“姑息治疗不是无为地等死，而是帮助终末期病人和家属获得最好的生存质量。”魏柏说。对于生命体征不稳定的病人，不少医院都是婉拒或建议回家休养，梨园医院总是尽量满足家人和病人的各种需求，力求送好病人的最后一程。
目前，临终关怀已经是梨园医院26个诊疗科目之一。武汉市其他医院，却鲜有涉及临终关怀服务的。
患者一天的颗粒药物就有几十颗，还有各种吊瓶针
很难走出来的心境
和医院提供床位的临终关怀不同，中南医院宁养院，藏在医院一个僻静的角落，只有三间略显拥挤的小办公室。不到十名医护人员，带领着义工，给癌症患者提供上门服务，包括免费发放止疼药、提供心理和护理辅导。
武汉大学临床医学院的大四女生张珊珊，从大一开始就加入了这个义工团队。问及初衷，除了做公益，她还想提前接触病患，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为以后当医生做准备。
做起来，没有她想的那么简单。第一次到患者家中，“病人特别特别瘦，能够感受到他承受着很多痛苦，是我以前没有接触过的，我一下子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
张珊珊回来后，反思自己下一次该如何组织语言，去和患者交流。第二次去，却已经是患者的葬礼上。没想到患者走得这么快，没有“下一次”。张珊珊无助地觉得，不论之前做了多少义工培训，进行了多少场景预设，培训和现实终是有差距，特别是当一个人离开的时候。
那一次，张珊珊花了很长时间和义工老师、和同伴交流，才慢慢从难受和无力的心境中走了出来。后来，她陆续关怀着几位患者，每周末去陪伴他们，给他们建“旅行笔记”记录他们的人生过程。她觉得，自己的内心慢慢变得强大了，从依赖别人，变成了可以让人依赖的人。
中南医院宁养院义工在患者家中进行服务（张珊珊提供）
后继无人的尴尬
袁晓燕头疼的，是手下护士护工的流动性太大，很难招到合适的人，有合适的，也不愿意留下。
“我的朋友都说，你就那么一点工资，还要给老人擦屁股换尿片，这哪是护士干的活儿。”工作了5年多的80后护士胡聪说。除了待遇低，干活又脏又累，老年科护士在职业技能上不会有太多的提升空间，也让许多年轻护士宁愿去工作更紧张的其他科室或医院，也不愿意留在老年科。
中南宁养院的负责人吴新医生，也坦言义工工作的要求很高，不仅要接受前期的培训，还要保证每周末都能抽出时间去患者家中。许多义工参加过几次后就默默退出了。
90后的张珊珊，曾经将自己的服务经历告诉过朋友们，有的人是第一次听说临终关怀服务，还有的不理解，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去做这些沉重的事情。这其中，还包括她的医学生同学。“也许年轻人都喜欢轻松的事情，会刻意逃避那些沉重灰暗的事物。”她记得，义工招新时，有六七十个同学报名，最后坚持下来的，不到一半。
胡聪是个很受患者欢迎的细心的护士，但是她不确定以后还会不会继续这个工作
专业教育的缺失
回想起自己服务过的那些老人，袁晓燕说着说着眼眶就红了：“很多人问我，你送走了那么多老人，内心是不是已经麻木了。没有！我从来没有麻木过！他们转眼就没了，也在提醒着我，不惧怕死亡，但要珍惜生命。”
生死，是临终关怀绕不开的话题。对患者进行安抚，对家属进行安慰，包括临终关怀师自己的心理建设，都需要一门系统的生死教育，教会如何看待死亡。
医学在读的张珊珊，说她们只是在伦理学中零星的涉及到。负责义工培训的吴新说，对于生死教育，她一直在“自学成才”，然后去教导学生。胡聪说，在护校时，老师只教了尸体料理，她在工作中跟着的师傅，教她送走老人时要说“您走好了，到那边去享福了。”
不仅仅是生死教育，临终关怀的专业护理知识，也主要通过自己总结经验“传帮带”来进行。
临终关怀需要从业者具备极高的综合素质和专业训练，但是目前全国还没有对“临终关怀师”有一个清晰的界定，也没有具备权威资质的从业者培训和认证。
还会继续从事临终关怀服务吗？张珊珊说，肯定希望能够继续，但是不知道以后读研或者工作后，还有没有那么多时间。胡聪则不确定地说：“可能以后结婚生子了，会有变化吧。”
湖北即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华中师范大学2015年的一篇《武汉临终关怀模式研究》硕士论文调查发现，依全国平均水平测算，武汉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中失能和半失能老人约15万，但在全省范围内，目前还未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临终关怀医院。现有的几家临终关怀机构和带有临终关怀性质的机构，都还在处于探索和初期阶段，不仅医疗资源有限，而且大多几易其名，不敢打出临终关怀的牌子，其社会接受度还有待提高。
4月1日，湖北省老龄办发布数据，截至2015年年底，湖北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076.15万，占总人口17.53%，人口快速老龄化和高龄化特征明显。2018年湖北老年人口突破1200万，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但在老龄办应对老龄化的“十三五”工作规划中，主要涉及到的是养老，并没有提到临终关怀。
袁晓燕们、杨红英们和吴新们，都觉得他们的工作很重要，而且随着媒体的宣传和社会的接受，未来患者对她们的需求会越来越大。但是她们也隐隐觉得，她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未来患者对临终关怀的需求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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