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2年12月15日，河南巡抚田文镜奏上一道谢恩折，雍正看后情绪异常激动，他动情地批复道：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

奏折朱批下发到各部堂官，众官员们都很吃惊，皇帝怎么能用如此粗鄙的乡间野语来回复朝廷大员的奏折呢？国之大事，庄重严肃，如此言语成何体统！直到大臣们看了田文镜的奏折后，才明白了皇帝为何会这么说！

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雍正2年夏天，江南省遭遇旱灾，粮食颗粒无收，雍正下旨令“山东、河南二省买米运送至江南平粜”，就是令两省巡抚，在民间以官方名义购买小米，然后运到江南，以平价再卖给当地百姓，以此赈灾。

河南巡抚田文镜收到这封谕旨后，总觉得哪里有点儿问题，他没有立即行动，而是左思右想，怎样才能从实际情况出发，把买米赈灾的事情办好办扎实，切切实实替皇上分忧呢？
过了两天他才想到，江南省不产小米，当地百姓亦不食小米，如果买小米运过去，恐怕无法解决当地的粮食问题。于是田文镜上奏折，建议皇上允许河南省采买小麦运往江南。

雍正帝事先没想到这一层，他又不是南方人，所以没想这么仔细。于是就叫来他最信任的两位内廷大臣，吏部尚书朱轼及户部尚书张廷玉，问此法是否可行？是否亦应让山东省也照此办理呢？

然而朱轼、张廷玉认为没有这个必要，《清实录》中记载两人的回答是：小米煮粥甚好，江南人亦多食之。雍正帝看了这俩人一眼，毕竟是自己信任的人，就听了他们的，未令山东效法，而只是令河南采买小麦送往。

谁知，一个多月后，署理江宁巡抚何天培六百里加急奏折送到雍正面前。奏折中说：江南小米不能发卖，请易小麦。

此举证实田文镜意见正确，朱轼、张廷玉判断错误，而山东巡抚陈世倌则敷衍草率、办事不力。雍正于是发下谕旨：
嘉奖田文镜尽心办理，交部议叙；陈世倌草率从事，山东所买小米，着其照依时价在江南地方自行发卖，不敷之价，由其赔补。

没过几天雍正又为此批评朱轼、张廷玉、年羹尧、隆科多四位朝廷重臣：朱轼、张廷玉不过因张廷璐之事归怨田文镜，欲使所奏不行尔。大将军年羹尧曾奏田文镜居官平常，舅舅隆科多亦曾奏过。此皆轻信浮言，未得其实，现在请买一事，即是田文镜实心办事之确据！

意思就是田文镜以前弹劾过张廷玉的弟弟张廷璐，因此张廷玉和朱轼怀有私心，处处为难田文镜，不想让田文镜把事办成！而大将军年羹尧曾经对朕说过，田文镜做官很平庸，没啥能力，不是实心办事的人！隆科多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

12月6日，吏部向田文镜转发了这道谕旨，田文镜接旨后诚惶诚恐，深感皇恩深重，于是上了一封谢恩折，表示他对皇上交办的事情向来不敢马虎，一直抱持着勤谨的态度来办事，采买小麦一事都是为了报答圣恩而已。他在奏折中写道：

臣随时随事恪遵圣训，心体力行，不敢稍留一毫心血，亦不敢旦夕苟且偷安。至买米一事，臣实愚昧无知，并不识如此料理方免贻误。此皆蒙圣恩多方教导之故。因此而仰邀旷典，惟感戴圣恩深重！

田文镜的这封谢恩折，堪称做官处世的行为规范，谦逊有加，不敢居功（这一点可与居功自傲、不可一世的年羹尧相比），而是将所有的功劳都推给皇上，自己实心办事都是为了报答皇上。皇上您对我好，信得过我，我不能负了您啊。
雍正就是看了这封奏折后，批出了“朕就是这样汉子”的话。

当然，这件事还有一个大的政治背景，就是雍正当时正在全国推行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并首先在河南试点推行，此举遭到满朝上下文武大臣强烈反对，就连雍正的铁腿子张廷玉此时也在耍滑头，没有明确表态支持雍正。

所以此时的雍正，与田文镜君臣二人，更像是两个为国为民但又孤立无援的孤胆英雄一样。而且雍正本人的性格，正是那种明知不可为而偏要为之的人，只要他认定对国家有益的事，即使全世界反对，他也要全力推行。这时候，只有田文镜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在帮自己办事，所以这对君臣之间，此时便有一种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感觉，如同民间江湖好汉那种讲义气的关系。

不过，从田文镜买米一事上，也能看出一个做人做事最重要的品质，那就是“用心”。

你用心办事，领导都是看在眼里的；你用心去对待你的朋友、你的爱人，她们也都是能感受到的。凡事用心、细心、尽心，不会错。

你看田文镜在办理买米赈灾这件事上，就比山东巡抚陈世倌用心多了，甚至比中枢大臣张廷玉、朱轼都用心。而陈世倌的心理就是，您皇上给我怎么说，我就怎么执行，想让我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把事情办好，那是不可能的，我也不愿意担那个责，到时候事情即使没办好也与我无关。可他万万没想到，他这个不用心的，碰上了一个用心的，也就别怪雍正帝斥责他了。

所以，像田文镜这样一片公心、用心办事的官员，也就难怪雍正一直宠着、护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