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建国以来的中国诗学研究我一直有个疑问：有些研究工作者，只是从理论到理论，而不是从创作到理论。这样研究出来的成果往往隔靴搔痒，难中肯綮，而且容易出现错误。
多年以前，我就跟一位搞文艺理论的朋友谈过，古代文论家(包括诗论家)，首先都是作者(古文家、诗人、词人)。前人有所谓“诗功”与“诗学”，诗功，指诗词的创作实践，诗学，则指诗词创作规律的理论探讨，需要经史子集的根柢和对历代诗、文的总集和别集的刻苦钻研。某些诗论家，例如严羽，所作诗不如其理论要求，那是因为他平生用力于诗学者深，而用力于诗功者浅。但是，严羽对古人及当代的诗是博览、精熟的，自己也会创作。
不但古人，即以现当代而论，王国维能作《人间词话》，首先他是《人间词》的作者。缪钺、叶嘉莹能合著《灵谿词说》，也是因为他们作诗填词，不愧名家。就是写《王国维诗学研究》的佛雏，也会创作旧体诗。该书后记有自作的赞美王国维的四言古诗一首，我曾旁批：“此诗足征学力，非如今之君子，诗犹不解，而遽为诗论，且沾沾自喜者。”我所谓“诗犹不解”，是指这些人的诗论，只是从理论到理论，袭用中外诗论的名词术语或论点，牵强附会。这自然很难有自己的真知卓见，相反，很容易出现“硬伤”。
我那位朋友也很赞同，但又认为，现在的人，传统文化中的元典都没有诵习过，也谈不上博览四部，我所提的要求过高。
然而经过这么多年，我却越来越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只有这样，才是诗论研究的正确方法。今年看了两本书，正好可以从正反两面论证我的观点。
一本是许龙先生的《钱钟书诗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我从头到尾细读了一遍，觉得作者的贡献有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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