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山文化:中国早期文明的开端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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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大宋 于 2012-4-1 20:34 编辑
随着一些国外探险者和学者的介入，20世纪初叶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不久以后，包括李济、夏鼐等人在内的一些自国外学习考古学和人类学的中国学者陆续归国，考古学开始在东方生根，并且很快就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考古学是从田野里寻找人类的过去，中国考古学在初始发展阶段从田野获得的重大收获，除了发现殷墟青铜文明以外，那就是发现史前中国了。考古学家的这些发现推倒了当时认为中国没有史前文化和中国文化西来的说法，将远古时代的真实场景一幕幕展示出来。
从仰韶到龙山
虽然中国有三皇五帝的传说，但对于文字出现之前的洪荒时代的情形，学问家们早已是茫然不知其所以然了。自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及化石被发现，自从仰韶文化被发现，我们才开始知道，中国也曾有过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我们也有自己的史前先祖和史前文化。
北京人遗址和仰韶文化的发现，都与瑞典人安特生有关。安特生1921年发现了河南渑池仰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了仰韶文化。他当时就猜测到仰韶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化之间存在某种亲缘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得并不直接，也不算紧密，彼此之间有可能存在一段缺环。安特生知道中国古史上的夏代纪年最早到公元前2100年上下，他将仰韶文化的年代确定为公元前3000年，设定中间的空间会有新发现的考古学文化来填补。
起初在中国学者中对仰韶文化也出现种种猜测，有的认为早于商周文化的仰韶文化也许就是商周之前的夏文化，还有的认为夏人的祖先是在河南一带，商人的祖先应该在东面的山东一带，且与东夷人关系非常密切，认为山东所在的黄河下游地区，有可能形成过一个独立的文明源头。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为着追寻殷商文明的源头,学者们将眼光由中原开始向东方转移，一个考古学新大陆就很自然地被发现了。
完成这个重大发现的人，是中国一位年轻的学生，他就是当时只有27岁的吴金鼎(1901～1948)。吴金鼎为山东安邱人，早年就读于齐鲁大学，1926年考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在考古学 家李济先生的指导下攻读人类学专业。1930年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1933年去英国伦敦大学留学，1937年获博士学位。抗日战争期间先后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抗战胜利后曾任齐鲁大学训导长、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主任、图书馆主任等职。他参加过山东章丘城子崖遗址、河南安阳殷墟和浚县大赉店遗址的考古发掘，主持了云南苍洱地区古代遗址、四川彭山汉代崖墓和成都前蜀王建墓的发掘。他在学术上的最重要的成就，就是1928年在城子崖首先发现龙山文化遗存。
还在北京清华学校求学的吴金鼎怀着对故乡的一片深情，往山东作田野考古调查，他在历城龙山镇发现了城子崖遗址，这一天是1928年4月4日。此时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考古学家们正在安阳殷墟发掘，由于中原军阀混战，殷墟考古困难重重。主持了殷墟第二、三次发掘的李济先生对学生吴金鼎在龙山镇的发现兴致极高，于是在1930年率师进入山东，开辟城子崖遗址发掘工地，这年11月开始了城子崖遗址第一次发掘。这里的发现因与仰韶文化区别显著，于是发掘者便以龙山之名作新的命名，这便是与仰韶文化齐名的龙山文化的由来。
1931年，也就是城子崖发掘的第二年，刚从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的考古学家、梁任公的次子梁思永，在主持殷墟后岗遗址的发掘中，由于改进了田野发掘方法，于是发现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文化三个先后叠压的地层，确立了三个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为龙山文化的定位作出了贡献，也为当时学术界急于了解仰韶与商文化的关系找到了关键线索。梁思永想进一步了解龙山文化的性质，于是他接替李济主持城子崖遗址的第二次发掘。参加过殷墟发掘的董作宾、郭宝均、吴金鼎等都先后参加了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两次发掘的总面积达到1万5000多平方米。
在中国，最早确认的旧石器文化和新石器文化都是外国学者发现的，而龙山文化则是由中国学者自己发现并命名的。以彩陶为特征的仰韶文化发现之后，由中国学者发现的第一个重要的新石器文化，就是以黑陶为特征的龙山文化，当时又称之为“黑陶文化”。从此以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一直是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仰韶和龙山便成了中国考古学论著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名词，两个文化的研究也造就了一大批考古学家。
龙山文化的发现已经过去了70多个年头，它的研究吸引了一代一代年轻的考古学者。每当人们一提起龙山文化，就会想起它的发现者吴金鼎先生，也会想起发现著名的后岗“三叠层”的梁思永先生。可惜的是吴先生在48岁上英年早逝，梁先生在50岁时也因病去世，他们都没有看到龙山文化更多更精彩的发现，也不知道他们的后继者在龙山文化的研究中开拓的领域是多么的广阔。
城子崖与两城镇
城子崖遗址位于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原属历城县）以东武原河畔，因为那一带有突起的土城垣，所以称为“城子崖”。1930～1931年对龙山镇城子崖遗址进行的两次发掘，证实遗址上层为东周时代遗存，下层发现轮制漆黑光亮的黑陶和蛋壳黑陶，这意外发现的“黑陶文化”被认为是起源于东方而与仰韶文化不同系统的遗存。
城子崖下层出土的陶器，是以黑色和灰黑色为主，陶器表面多数光素无纹,没有发现彩陶。陶器多为杯、盘、罐、鼎，还有名为鬶和甗的较特别的器皿等，其中带把杯、三足盘、鸟头足鼎、白衣鬶最具代表性。还见到一种表面光亮薄如蛋壳的黑陶,制作技术很高,烧成温度可达1000℃左右，是中国史前陶器中的精品。同时发现的还有磨光石器斧、锛、铲、镰、刀、凿等，还见到骨锥、骨针和骨鱼叉等工具。让发掘者感到意外的是还发现了与殷墟相似的卜骨，采用的是牛、鹿等的肩胛骨,不过上面没有发现文字刻划。遗址中还发掘到焙烧陶器的陶窑，还有一些墓葬成人和儿童墓葬，死亡的儿童被装敛在陶器内埋葬。
城子崖遗址的发掘资料，后来由考古大家傅斯年、李济、梁思永和吴金鼎等学者编著成田野考古报告集《城子崖》公诸于世。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它的行文与图式、体例与风格，都对后来的考古报告产生过重要影响。
在城子崖遗址周围还发现有平面为长方形的版筑夯土围墙遗迹，发掘者认为是龙山时期的城址，但是一直有人对它的年代存有疑问，认为它不会有那么古老。城子崖遗址发现半个多世纪以后，又经过山东考古工作者的多次勘查与发掘，近些年来最终确定它的主体为一座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城址平面为长方形，面积达20万平方米，是史前时期的大型古城址。城垣用堆筑和版筑结合的方法筑成，南北两面有城门，残存的城垣最宽处有13米，可以想见当初建城规模一定非常宏大。这座城从龙山文化始筑，经岳石文化时期一直延用到周代，后来又经历过大规模修建，这也是它的时代在当初不被认可的主要原因。
对于初试锋芒的中国考古学家来说,城子崖的发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寻找殷商文明来源的一个得意的成功之作。李济先生这样评价城子崖的发现：“有了城子崖的发现，我们不仅替殷墟文化的来源找到了老家，对于中国黎明期文化的认识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个发现对当时在学术界还占有重要位置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也是一个沉重的回击，因为如果认定殷墟文明与黄河下游的东方文明关系更为密切的话，那西来说也就会不攻自破了。还要提到的是，发现仰韶文化的安特生先生，对城子崖也给予了特别关注，他1937年来中国特别观摹了城子崖出土的陶器，将仰韶与龙山文化的陶器作了比较研究，提出了龙山文化是由仰韶文化内部生长成熟起来的认识。
谈论山东龙山文化的发现，还得提到两城镇遗址。1934年在日照县发现一处规模很大的龙山文化遗址，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米，这便是著名的两城镇遗址。1936年，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尹达先生主持了这个遗址的发掘。由于城子崖主要是居住遗址，而两城镇是一片集中的墓地，所以它的发掘正好弥补了城子崖的不足。两城镇虽然仅只是发掘了50多座墓葬，但出土文物的丰富和精美远超过了城子崖。这批墓葬包括成人葬和儿童葬，一部分墓葬中见到随葬品，多为陶器，个别墓葬见到相当丰富的随葬品，包括玉器和精美的蛋壳黑陶器。
城子崖和两城镇，是中国考古学家最早认识龙山文化的两把钥匙，这两把钥匙打开了探究龙山文化居民生活和死亡两个世界的大门，也打开了后来者探索中国早期文明形成过程的大门。
山东的龙山
随着20世纪50年代以后田野考古的蓬勃开展，与城子崖和两城镇龙山文化相当的遗存在黄河中游地区也有较多发现。这些发现有同有异，为了强调它们的“同”，学术界将它们统称之为龙山文化；又为了区别它们的“异”，研究者将山东及附近地区的龙山遗存称之为“山东龙山文化”，又名为典型龙山文化。这倒也不是说其他地区的龙山文化遗存统统都不那么典型，只是因为山东的龙山发现最早，所以学者们对它是情有独钟。
山东龙山文化上承大汶口文化，下续岳石文化，年代约当公元前2500～前2000年。经过发掘的主要遗址除了城子崖和两城镇，还有潍坊姚官庄、潍县鲁家口、胶县三里河、诸城呈子、泗水尹家城和临朐西朱封等。
山东龙山文化以火候高、质地坚实、制作精良的黑色陶器群为显著特征，代表了中国史前制陶的最高水平。陶器普遍采用先进的快轮制作,拉坯成形,造型优美规整，陶器外表打磨光滑，器壁薄而均匀,许多器皿壁厚仅0.2-0.3毫米，有些高20厘米左右的高柄杯仅重20多克。它与年代早些的仰韶文化彩陶区别明显，制作技术和焙烧方法有很大改进。彩陶陶色以红色为主，因用慢轮采用泥条盘筑方法制作，陶胎比黑陶要厚实得多。龙山黑陶工艺之精,我们一般人的眼力很难看得透彻，我们只要知道现代陶工仿制它都感到非常困难，就能揣摸到当时陶艺发展的高度了。龙山文化常见的器形有鼎、鬶、甗、盘、豆、盆、杯和瓮等，大量使用陶鼎，有烹煮用的砂质罐形鼎，也有作食器的泥质盆形鼎。
山东龙山文化居民的经济生活是以农耕为主，兼营家畜饲养及渔猎业，手工业也较为发达。农业以种植粟类旱地作物为主，生产工具主要有石铲、蚌铲、骨铲、石刀、蚌刀、石镰、蚌镰等。饲养的家畜有猪、狗、牛、羊等，猎获物主要是鹿类。手工业中制玉工艺较为发达，出土的精美玉器有穿孔玉铲、兽面纹玉锛、三牙璧及鸟形玉饰等。制陶业发展到相当的高度，蛋壳黑陶是最突出的体现，有的高柄杯器壁仅厚0.5毫米，还以纤细的划纹作装饰。冶金术
也开始出现，一些遗址发现了小型铜器，出土不少铜炼渣和孔雀石一类的炼铜原料。
山东龙山文化居民的居住址发现不多，建筑形式有长方形或圆形半地穴式、圆形地面式和夯土台基地面式几种。较多见到的是圆形地面房子，在潍县鲁家口发现10多座。住房的墙体和居住面都是以姜石和泥土混合筑成，室内有灶坑。其他地点发现有夯土台基地面式房址，台基分层夯实，在台基上起墙。山东龙山文化还发现了一些重要的城址，我们在后文还将提到。
山东龙山文化居民有一定的墓葬制度，已发掘的数百座墓葬均为单人葬，流行仰身直肢葬式，儿童葬法与成人相同。半数以上的墓无随葬品，少数墓随葬品比较丰富，高等级的大型墓葬随葬有蛋壳高柄陶杯、白陶鬶、猪和狗的下颌骨、鳄鱼鳞板等。有的大墓内还有另外的人头骨及肢骨发现，表明有殉人的可能。死者在安葬时，有的还手持獐牙。
10多年前山东临朐县朱封墓地的发掘，是山东龙山文化考古一次非常重要的发现。发掘大型墓葬3座，墓葬有棺有椁，随葬品十分丰富，有包括精美的玉笄玉簪首饰类玉器、彩绘陶器和蛋壳陶杯在内的各类礼器等。随葬品无论是数量、造型及制作工艺，均为以往的发现所罕见。这座高规格大型龙山文化墓葬的首次发现，表明龙山时期社会显贵阶层确已出现，这对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山东龙山文化在其分布区内文化面貌相当一致，各地都发现有精致的蛋壳高柄杯及其他薄胎磨光黑陶器，造型及制法都很相似。那时出现了一些有一定规模的城堡，而且还可能有了文字，有了冶金活动。这些表明黄河下游地区在此时确实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化区域，它的发展已达到相当的高度。评价山东龙山文化发现的意义，可能主要还不在于它本身的一些重要发现，考古学家们是由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入手，开始认识了一个过去所不知晓的时代，这个时代后来被学者们称作“龙山时代”。
龙山时代与中国早期文明
在20世纪30年代，归属于龙山文化的遗址不仅有黄河中下游的，还包括了杭州湾地区的发现，当时根据地区差别，将龙山文化划分为山东沿海、豫北和杭州湾3个区。随着越来越多同时期考古遗存的发现，大量的发掘资料表明龙山文化系统和来源并不单一，不能视之为一个考古学文化，研究者们根据不同地区的文化特点,分别命名为若干独立的考古学文化。最先被独立认识的自然是山东龙山文化，然后是主要分布在豫陕晋邻近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为中原地区早期阶段的龙山文化,年代约前2900～前2800年。还有河南龙山文化，分布在河南大部地区，年代约当前2600～前2000年。在关中地区的同时期遗存称为陕西龙山文化，或称客省庄二期文化，年代约当前2300～前2000年。江浙地区的同时期文化，则命名为良渚文化。江汉地区的晚期遗存，被命名为石家河文化。在黄河上游地区，则有齐家文化，它的年代相当于龙山晚期。
龙山时期的这些发达的地域性文化，都是分布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在这两大河流域的高地和冲积平原上，自然地理条件较为优越，古文化的发展有着深厚的根基。两河地区的古文化不断交流碰撞，在融汇中向前发展，两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国古文明诞生的摇篮。
为了区别，命名了这样一些地域性的龙山文化；又为了概括，学者们还提出了龙山时代的概念。这个龙山时代，大致指的是中国距今5000～4000年前的时期，是中国早期文明开始形成的时代，或者说是中国古代文明开始的时代。以半个多世纪龙山文化考古所获资料而论，龙山时代冶金术已较为成熟，标准的文字已创制成功，精美的玉器被作为沟通天地人的神器，黄河长江中下游已是城堡林立，一个完全与原始时期不同的新时代确实已经开始了。
冶金术的发明，被许多学者看作是人类文明时代开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当然并不是帷一的标志。中国史前铜器的发现多限于黄河流域，其它地区发现极少，其实早在仰韶时期就已有小件铜器出现，只是谨慎的考古学家们还不敢贸然认定它的真实性。在山东龙山文化中已有一些小型铜工具发现，在稍晚一些的齐家文化中，不少遗址都发现了铜器，在甘肃武威皇娘娘台一处就出土30多件。齐家文化铜器的器形主要有锥、刀、凿、匕、斧、镜和指环等，以小形工具为多，出现个别大型铜矛，基本没有发现容器。
出土铜器经过鉴定，铜料既有自然铜，也有人工冶炼铜。先民制作铜器最初使用的是自然铜红铜，后来用单金属矿冶炼出了纯铜红铜。冶炼纯铜的熔点为1084℃，在史前时代要得到这个温度并非易事。先民还尝试利用多金属共生矿冶炼铜合金，得到青铜、白铜和黄铜。青铜具有两大明显的优点，一是熔点较低，比红铜更易于冶炼；二是硬度大，适宜制作生产工具和容器。红铜加锡15％，熔点可降低到960℃，加锡25％则可降到800℃。硬度为35度的红铜，加锡10％后硬度可达到165度。青铜冶铸的成功，并且冶铸技术得到一定的普及，合金的配比方式渐趋合理，这就是青铜时代的开始。中国早期铜器的成形技术，已经有了锻打和浇铸之分。当发明了青铜冶炼技术以后，铜器的成型技术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对于这些铜器资料的发现，有的考古学家在考虑重新评价中国新石器时代两大文化体系---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认为它们已不完全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新石器时代，至少仰韶晚期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而龙山时代则已是标准的铜器时代了，或者称为早期铜器时代。龙山时代的整个黄河流域都有铜器实物出土，铜器的冶铸与使用已经相当普遍，这已越出了新石器时代的范畴。
琢玉是在制石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重要的技术，玉为美石,它坚实的质地和晶莹的品质，早就引起史前人的注意。考古学家们陆续在大溪、大汶口、仰韶、红山、齐家和龙山文化中都发现了不少精美的玉器，良渚文化的玉器更有惊人的发现，史前玉器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有的学者甚至激动得将中国的历史划分出了一个“玉器时代”，以为非如此便不能引起学术界应有的关注。早期的玉器加工技术，主要运用了切割、钻孔和打磨的方法，后来逐渐采用镂雕、线刻、抛光、减地浮雕和线刻技法，复杂的图案装饰开始出现在玉器上。
考古发现的时代稍早的玉器，器形多为小型的生产工具和装饰品，都是实用器物。后来制作的实用玉器只有装饰品一种了，玉石多被加工成非生产生活用品，制成的神器和礼器占多数。以良渚文化的玉器为例，主要玉器器类有琮、璧、柱形器、冠状器、三叉形器、锥形器和斧钺等，这些基本都属非实用器，数量多且器型大的主要有钺、琮、璧三种，为当时玉器中的重器。一般大型墓葬的随葬品，玉器常见这三器同在的组合，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样的墓主人在生前一定是拥有军权、神权和财权的显贵，因为钺是军事统帅的象征，琮是原始宗教中沟通天地的神器，而琮则是财富的标志物。钺在一般死者只随葬1件，琮有随葬30多件的，璧则有随葬50多件的。在西北齐家文化中，还发现过随葬有80多件玉璧的例证。
相当多的研究者认为，玉器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玉与权力（王权和神权）那样紧密的结合,玉的神秘与高贵的属性找到了最好的表现形式。史前出现的大量玉器，表明当时已有专业玉工和琢玉作坊,这样的作坊和相关的琢玉工具近年已开始发现。
冶金术的发明对于古代文明的形成非常重要，而文字的发明则被看作是文明形成的最重要的标志。作为华夏文明载体的汉文字，是在华夏大地上独立产生的文字体系，它和古埃及的圣书字、古代苏美尔文字、原始埃及文字和克里特文字等，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这些文字体系都经过了由图画文字到表意文字的发展阶段，不过其他古文字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逐渐丧失了生命力，有的变成了拼音文字，有的被外来文字所取代，有的则久已不可识读，成了死亡的文字。而唯独只有汉字，自它出现以后，不断地发展完善，没有停顿地从远古使用到了当代，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有着日渐严密体系的表意文字。自从商代甲骨文字确认以后，人们知道那些刻在甲骨上的字符已是十分成熟的文字，已具备系统的字法和句法规则。据粗略统计，出土总数达16万片的有字甲骨，单字字数已多达4500个左右，完全可以满足当时的需要。据此人们很自然地想到甲骨文的出现并不是突发事件，一定有一段漫长的发展过程。有了甲骨文的发现，学者们就更有了信心，希望能由考古学探讨汉字的演进轨迹，解开汉字起源之谜，由此进一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过程。
研究者注意到很多新石器文化陶器上都有一些刻划符号，这些刻符简练而醒目。如仰韶、大汶口、龙山、良渚、大溪、马家窑等文化都发现不少带有刻符的陶器，一些著名的古文字学家撰文断言，史前陶器上普遍见到的刻符具有文字性质，这类刻符多数可能是与制陶有关的记事符号，有的学者则认为是陶器所有者的记号，更有认定是原始文字的，是具有原始形态的汉字。也许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刻符不会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字，但这些刻符有固定的形体，有明确的含义，又不能说与文字毫无关联。汉字的起源与刻符的关系相当密切，至少文字的造作是受到这些刻符的启发。
近些年来新石器时代陶文的一些发现，为探索汉字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上确实发现有文字，可以认为它是目前发现的较早的汉字。龙山文化时期，文字已开始规模使用是毫无疑问的了。在陕西长安花园村，发现了一批4000年前的刻划有原始文字的兽骨和骨器，文字结构比较复杂，与甲骨文字也有着内在的联系，有的字形可以在甲骨文中找到对应的字体。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一件陶器上，见到一个用红色书写的字，也应是确定不移的汉字，而且是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书写汉字。良渚文化的陶器上也多次发现了刻划的文字与符号，有的专家甚至释读出了成组的词句。
20世纪90年代初，在山东邹平龙山文化丁公遗址，发现了1块刻有11字陶文的陶器碎片，字迹较为工整，用连笔刻写。许多学者指出该组陶文为古文字无疑，有人甚至将它命名为“陶书”，也有人认为这些陶文在写法上与后世的甲骨文、金文有很大差别，不是同一系统，称之为“走入歧途的文字”或“已被人们淘汰了的古文字”。还有学者认为陶文是古彝文，它与甲骨文一样是祭祀时的占卜之辞。
文字本就是一种符号，文字的产生与演进，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由文字产生的一般规律看，最早出现的应当是图画文字，以图像记录和传递信息。后来图画文字和某些图案的表意成分转变为约定符号乃至记词字符，这时准文字就已经出现了。最完美的图画文字可能就是一套具有现代意义的简略的连环画，考古学家们似乎还没有找到让我们一看就懂的史前人创作的图画文字，我们还需耐心等待，等待具有决定意义的惊人发现。在我们古代的传说中，有汉字为仓颉所造的说法。仓颉为黄帝时的史官，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叙》说，他受鸟兽爪蹄印迹的启发“初造书契”，所以后来还有“鸟迹明而书契作”的说法。当然汉字的发明创造绝非一人一时之功，而是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孕育过程。
城市的出现，常常被认为是国家出现的重要标志。一些研究者根据古代文献中关于黄帝时代便已开始筑城的记述，认定在夏代以前就应当有城出现了。经过考古工作者多年的辛勤探索，真的陆续发现了50多座龙山文化和更早时期的古城。最早发现的是章丘城子崖的城址，自那时40多年以后，考古学家陆续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一些多数属龙山时期的城堡，城内的面积一般可以达到10万平方米，大的则达100万平方米以上。所有城址的外围都有城墙，其宽度达10米左右，有的还在城墙外挖出一周护城壕。这样的防御设施是居住在城内的贵族为巩固其权力而精心设置的，表明社会上已出现一定程度的对立局面。
山东地区在大汶口文化时期便已有城堡出现，如滕州的西康留和阳谷的王家庄都发现了大汶口文化城址。山东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古城址数量很多，有邹平丁公城、寿光边线王城、章丘城子崖城、临淄田旺城、滕州尤楼城、阳谷景阳岗城、皇姑冢城、东阿王集城、荏平教场铺城、尚庄城、乐平铺城、大尉城、五莲丹土城等。寿光边线王城平面为圆角梯形，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四方可能都有城门，城内发掘到奠基用的猪、狗和人骨架等。邹平丁公城平面为圆角方形，面积约12万平方米，城垣为堆筑而成。阳谷景阳岗城为弧边长方形，面积35万平方米，是目前所发现的龙山文化最大的城址之一。城南有9万平方米的大台基，城北有1万平方米的小台基，可能为举行祭仪的场所，发掘到人头骨、牛羊骨架和成组的陶礼器。
河南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有安阳后岗城、淮阳平粮台城、登封王城岗城、郾城郝家台城和辉县孟庄城。淮阳平粮台发现了一座平面为正方形的城址，面积有5万多平方米。现在还能看到的夯筑的城墙的顶部宽8～10米，底部宽13.5米，保存高度为3.6米。城垣南北各见到一座城门，南门还发现了用土坯垒筑的两个门卫房，附近的道路下面建有排水管道。城内有高出地面的夯土台，台上有长方形排房建筑基址。
湖北发现的有天门石家河城、石首走马岭城、江陵阴湘城、荆门马家垸城等。石家河城兴建于屈家岭文化时期，面积达120万平方米，是考古发现的最大的史前古城址之一。城墙为夯筑而成，城外有壕沟环绕。石首走马岭城平面为椭圆形，城垣夯筑而成，高出城内陆面5米左右。江陵阴湘城属屈家岭文化，平面为圆角长方形，保存面积为20万平方米，城垣残高达6.5米，城外建有城壕。荆门马家垸城也是兴建于屈家岭文化时期，面积约25万平方米，城外有护城壕，城内有多处高台建筑基址。
浙江发现的有余姚莫角山城，面积达30万平方米。其中有许多夯筑的高台遗迹，应是宫殿与宗庙建筑基址。莫角山被认为是良渚文明的中心所在地，是良渚人都城所在地，它的附近还有反山、瑶山、汇观山等大型良渚墓地与祭坛遗址。
四川在成都平原发现的有新津宝墩城、温江鱼凫城、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城和郫县古城。其中新津宝墩城保存较好，面积达60万平方米，城中建有祭祀用的覆斗形土台。
这些大大小小城堡在历史上的出现，也就表明了大大小小的政治经济中心的形成，它们也许就是一个个以部落联盟为基础的城邦。史前时代晚期众多城堡的产生，是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反映，表明当时可能已经出现具有一定规模的城邦式的“国家”。有人对山东地区的四座城堡（城子崖、边线王、丁公、桐林）所处的地理位置进行分析后发现，四座城堡的距离均在50公里左右，认为这表明四个城邦所统治的范围不算大，是一种小国寡民的状态，而这可能正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社会状况。
考古发现的这一批史前时代的城址，有的年代早到公元前4000年前，多数年代集中在公元前3000～2000年的时期，分布在黄河中下游、河套附近、长江中下游和四川盆地几个地区，这是夏代王朝国家建立以前出现的万国林立的邦国时代，这就是龙山时代。
考古学家们为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过程，付出了许多艰辛。他们面对由来已久的西来说，用自己的青春与汗水读解地书传导的重要信息。早在18世纪的时候，西方就有人说远古时代的中国人是由埃及殖民过来的，还有人说中国文明与巴比伦文明有亲缘关系，更有人说中国人是《圣经》人物诺亚的子孙。人种都是自外域移民过来的，文化当然就不会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了。直到上世纪20年代，学术界还有些权威人士认定，中国直到商代仍然还处于史前时代，中国文明起源的年代很晚。当殷墟考古有了重要发现以后，一个灿烂的殷商文明被揭示出来，于是又有人说这应当是中国最古老的文明。一些西方学者感到殷商文明出现得太突然了，于是又推断中国文明可能是受了来自西方的刺激后产生的，或者干脆说是近东两河流域文明的翻版。中国文明起源这样一个严肃的课题，在西方学术界就这样用最简单的方式下了如此的结论。中国学者不相信这样的结论，他们要让事实说话。不过是数十年的光阴，这些结论在考古学的发展中逐渐不攻自破了，传播论几乎没有了市场。这几十年来我们已经完全明白，中国有发达的史前文化，古代中国文化是独立发展的，中国文明的出现并非是外力影响的结果。发达的殷商文明并不是无源之水，它所具有的城市文明、青铜文明和文字等，都是在中国史前文化已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考古学家发现了龙山文化，他们发现的是中国古代文明晨曦初现的美丽光景。考古学家用几代人的努力告诉我们：城堡出现了，刻符文字出现了，冶金术出现了，这是龙山时代已经确切存在的一系列重大事物，到了这个时刻，文明还会是那么遥远吗？
插图（图略）:
1、吴金鼎像
2、《城子崖》书影
3、城子崖遗址发掘历史照片
4、城子崖遗址外景
5、城子崖遗址出土部分文物
6、城子崖遗址的城墙现状,城址平面图
7、山东龙山文化的黑陶器1-4
8、山东龙山文化的蛋壳陶器
9、山东龙山文化的玉器
10、朱封1号龙山文化大墓
11、朱封墓葬出土的陶器
12、朱封墓葬出土的玉器
13、良渚文化的玉器和陶器
14、齐家文化的铜器
15、陶寺遗址出土的文字陶器
16、丁公遗址出土陶片上的文字
来自：3N3N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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