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时代，人们往往通过神话来解说世界，然后逐渐形成具体的宇宙观，并在此宇宙观基础上形成一定的思维模式。其成为民族历史的先导性诠释，构成民族文化精神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将中国上古时代与古希腊时期的宇宙观及相关文化进行一些比较，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着几乎完全不同的精神内涵，而这差异又对中西方早期国家的诸方面结构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甚至对两个民族此后的历史道路都有着深刻的、无法回避的重大影响，其中存在着许多至今都很值得我们认真探讨的问题。
一、神话体系及其神人关系
古希腊在氏族社会末期，其超验思维能力就已显出绚丽的光彩，保存在《荷马史诗》等经典中的神话故事十分丰富，且内容生动，情节跌宕，魅力四射。希腊人最初就是以神话来理解和反映他们生活的世界，逐渐构造出一个美妙的神界。其神谱系统而完整，有太阳神、月亮神、森林神、海神、火神、谷物神、酒神、智慧神、爱神、战神……。故事视野开阔，浩瀚的海洋、美丽的岛屿，及附近的欧、亚、非大陆，都是衬托神话的场景。
中国上古时代却没有产生完整的天国神话体系及其经典，零星的相关记载都支离破碎，内容贫乏。《六经》大都为伦理世俗的圣书，《周易》本是占卜用书，有些神秘色彩，但其中仍不少伦理说教。唯一只有《山海经》尽力把各地的神祗按地理方位入座，保存了一些零乱不经的神话荒诞故事，其中人与动物混同的神怪颇多，而典型的人格神极少，问题还在于它被抛在当时文化最底层的小说地理类中，属于不入流的“异闻杂录”。
希腊神话的重要特点是把神拉到凡人之中。神虽叱咤风云，神通广大，却与人同形同性，有七情六欲，会嬉戏取闹，有的善良忠诚、勇敢坚强；有的狡猾欺诈、好色贪心；有的还忌刻成性，动辄发怒，甚至刀兵相见，尔虞我诈，有着与常人几乎相同的性格弱点。如有着较高神位的宙斯喜恶作剧，情场浪漫，还诱惑人间美女，子女成群，尤其是迫害为人类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甚至引发欲灭绝人类的洪水。其妻赫拉知道丈夫的不忠实，也时常发泄她的嫉妒和愤怒，对情敌进行报复……。这里，神界与人界混通，许多神与人交媾生子，神界故事不但是人间社会的一种折射，而且两者常常可以融为一体。或者说，神祗们与凡夫俗子混在一起，共同谱写着荒唐可笑又可歌可泣的历史。
中国上古神话则强调神界与人间的天渊阻隔，《尚书·吕刑》载，帝令重、黎二神，隔绝天地之间的通道，天神不得再降格于民间。《国语·楚语》补充得较为详尽：“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许多古书都记载了帝下令隔绝神界与人间这件事，其目的就是要使上天或神界对凡人显得非常神秘，高不可测，使人对神产生惶恐敬畏之意而虔诚崇拜。中国古代有那么多与祭祀关系最密切的从“示”之字，可见其对天国神祗的神秘感受和崇敬程度。
另一方面，古希腊神祗虽与人同形同性，但却是人最美、最健全、最有智慧和力量的典范。换句话说，神其实是最为健美并永葆青春的人，神性与人性不仅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并且是互为辉映的，可以用神的形象体现人的智慧和美质可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希腊神话尽管虚幻类的想象故事连篇，却不失为一种歌颂人的宗教，其对神之爱的描写是最动人的美之旋律，也是对生命的颂扬，所以希腊艺术中无处不在的神的形象，却不外是人的完美典型，是一种包含着种种弱点和缺陷的生动完美。说明希腊人在信神拜神的同时，也承认人的伟大与崇高，相信人的智慧和力量，重视人的现实世界。修昔底德通过伯里克利的口说出：“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1]P103其反映出一种古典人本主义的内涵，即认为人是世界之本，是衡量一切的尺度。
先秦《山海经》诸记载中，其神都为半人半兽的奇形怪物。兽身人面或人身兽首，形形色色，不一而足。连最重要的古神伏羲与女娲，都往往是人面蛇身。对诸如此类神祗的描写，通常十分简约、朦胧，其个体的性质，乃至性别，往往都无法识辨。且许多怪神和怪物，大都性情凶恶，只要它们一出现，常常就征兆着一些祸殃将要降临人间。所以中国上古神话根本没有一种对人的赞美的文化内涵，恰恰相反，这种人兽合一之神实是对人性的一种扭曲，后来走向精怪文化和鬼文化的泛滥。
古希腊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保护神，而这些保护神与人同样是要吃喝的，因为神能保护人类，所以城邦投资供养保护神是合算的。于是希腊人认为，神与人之间有着一种契约，即世人供奉神，神则有义务对城邦的安全作出保证，要用自己的神力打退敌人。如果城邦遇到危机，居民可以直截了当、理直气壮地向保护神提出请求，如果不灵验，他们还可以适度地对神灵进行“威胁”或“惩罚”，停止对他的供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希腊人的有关祈祷词便反映出这样的思想，如，“神啊，不要将我们的城市以及房屋、人家全毁掉啊！你住在这里已经很长时间了，你不能背叛我们，你不能将我们的城邦交给敌人！”“神啊，我们以前经常将贡献给你，你今天必须答应我们的请求，对敌人射出箭去！”[1]P361这和希伯莱人认为人类与上帝也订有契约的思想已非常接近。
中国上古部族也供奉一种地方神：社。《说文》云：“社，地主也。”有些类似后来的城隍土地，凡立国封疆，必建社庙。古人以社神为一地之主，犹如诸侯为一国之主，民间大小事皆往祈求祭拜。社神主宰一地所有之权，甚至超过一国之君，这里人民只能祈求祭拜，而根本不存在订立契约之文化内容。同时，中国上古部族也开始崇拜和供奉自己的祖先，建立宏大的宗庙，进行频繁的祭祖活动。商周时期虽存在对上帝、苍天等的崇拜意识，但天上神祗的权威在不断减弱，祖宗神日渐成为祭拜的最高对象。陈梦家说：“祖先崇拜与天神崇拜逐渐接近、混合，已为殷以后的中国宗教树立了规模，即祖先崇拜压倒了天神崇拜。”[2]P562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敬是无条件服从基础上的顶礼膜拜。总之，人神之间存在一种契约的文化传统，中国古代无从产生，根本不存在相关的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希腊神话中神并不比人更有道德，没有严格的宗法伦理秩序概念，从而没有出现宇宙主宰、专制君主式的神。一些论著常常把宙斯看作至高神，颇有权势和神力，维持着天国的秩序，然而他却常犯错误，或做些不体面的事，也有可能被对手战胜，实际上没有最高的权威，并非是至高无上的君主。众神对他也没有一味地服从，而是各有自己的个性魅力和信念主见，亦有自己的自由空间和势力范围，于是十二位主神系列——神系领导集团得以形成，颇有一些贵族民主制的色彩，其中妥协精神取代专制作风成为众神相处的基本原则。总之，奥林匹斯神系主脉是集体性的、复合的，而不是单一的、专制的。黑格尔说：“宙斯是希腊各神的父亲，但是各神都能根据自己的意志行事；宙斯尊重他们，他们也尊重他；虽然有时候他责骂他们，威胁他们，他们或者帖然服从，或者不平而退，口出怨言；但是决不使事情走到极端，宙斯在大体上也把诸事处理得使众人满意——向这个让步一些，向那个又让步一些。”[3]P275
此外，在古老的《神谱》中，时有老一辈神王被其儿子囚禁推翻(甚至吞食)，取而代之的故事。有关宙斯将与大海女神产生一个取代他权威的儿子的预言，和宙斯与塞墨勒的儿子狄奥尼索斯将取代宙斯统治的传说等，说明宙斯也同样面临着被新神否定的趋势。有些地位较低的神，仍有执着的理想追求和无畏的反抗精神，留下诸多伟业供人赞颂。如普罗米修斯创造了人类，后因偷火种而触犯宙斯，遭受残酷迫害，但他坚决反抗其强权，写下了追求正义和自由的颂歌。其中体现出一种自由的生命理想和抗衡权势的文化精神，希腊人对自由的理解和热爱，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他们无专制概念的神话传统。总之，反叛是希腊神话的一个重要主题，反叛或成功，或失败，无论结局如何，叛逆行为都没有与道德范畴相联系，叛逆者并没有被人们斥为邪恶，反而常常因反叛而使其形象变得更加高大而富有魅力，这一思维传统导致形成一种神系发展动力的自我否定机制。
而中国上古社会宗法伦理秩序森严，神话中出现了专制式的至高神，如商周时甲骨文中的“帝”。其语源本义或谓受义于太阳，或谓即“花蒂”之蒂，渐渐发展为生育万物之神，有诸神之神的权威，再发展为主宰宇宙的天帝或上帝。甲骨文中他可以“令雨”、“令风”、“降祸”、“受又(佑)”，高高在上而主宰一切。然后由自然图腾崇拜向祖宗君王崇拜转化，指向主宰人间的下帝即商周各代君主，《说文解字》总结曰：“帝，王天下之号也。”还有所谓“皇”，据古史学者研究，也是“以鸟羽为饰的皇王冠冕，喻指神界或人间的最高统治者。”[4]总之，“帝”、“皇”称号的出现与演变，逐渐被赋予了不受任何力量制约而有至高神力和权威的统治者的形象与内涵，在将其蜕去怪异形象的同时还获得了崇高的德行，将其塑造成干瘪僵硬的家长道德偶像，最后是将许多传说时代的部落首领乃至早期君王冠以“三皇五帝”的头衔，将王权与神权相结合，用以强化人间的君主统治，扼制反抗统治、向往自由的思想萌芽。由是，所有与“家长”神发生冲突的行为在道德上都被打上“恶”的烙印，蚩尤、共工、獾兜、三苗、鲧(后为“四凶”)皆为叛臣贼子。
所以与神话相反，中国上古时代的历史传说却异常丰富，从三皇五帝到夏、商、周三代君王的种种传说和故事，其特点就是将其神格化、圣王化，致使人们至今无法辨别出这些传说中哪些是历史，哪些是神话。这君神合一的现象，使得神权主要由王权垄断，神化王权的过程与社会君主统治不断强化的发展同步。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古代神话大量被历史传说所掩盖和替代，对君王的神化度也不断层累地加码。《韩非子·十过篇》所载黄帝为宇宙至高神的形象，令人叹为观止。对于炎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文、武等关帝王神圣化的记载无须赘叙，而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帝王神祗没有自己的个性，很少生活的悲欢，形象苍白而干瘪，只是一种道德上的楷模，看不到其时代人类的精神气质。
古希腊神话中也掺杂有一些首领或君王参与的历史传说，但不存在神权由王权垄断的现象。以雅典王提修斯入克里特岛的米诺斯迷宫，杀死牛怪，救出童男童女的神话为例，其颂扬的是制服邪恶的独胆英雄，而非为一个帝王的权威树碑立传。有关神话还记载，提修斯曾“宣布将从来没有限制的国王的权力加以削弱，并答应给他们一种可以保障自由的宪法。”并说：“在战时是你们的领袖，在平时则是法律的维护者，除此以外一切都与公民平等。”[5]P205这虽然为后人所添加，但也说明原神话所塑造的提修斯形象决非专制君王，所以后人可以为他补上民主政治的色彩。再如规模宏大的特洛伊战争，主要记录了古代战争场面的恢宏与残酷，描述了一批英武善战的勇士，还有惊心动魄的木马计战役，……其中没有将部落酋长或君王刻意神圣化，从而抬高王权的中国笔法。
我们看到，西方神话主要是将超验的神人格化，当然比人更有力量和更加美丽，其追求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理想，在对现实生活极富感召力的同时，也存在一种不断发掘各类效能的自我否定机制；中国神话是将部落首领、君王神圣化，将君神合为一个权力无比的神秘世界，整合出一种以服从家长为道德感召力的自我肯定机制，一切反叛行为在道德上都被打上“恶”的烙印。希腊神话用神的形象体现人的智慧和美质，这种宗教思想和公民政治显然有鱼水相得的关系，经它潜移默化，熔铸出体现民主精神的古典人本主义。中国上古神话用无边神力和道德伦理体现君王的权势，这种王权神话信仰和专制统治也同样鱼水相得，熔铸出体现专制精神的权威神秘主义。
二、宇宙观及其天人关系
古希腊神人一体的神话体系，人虽然崇拜神，但神在人的眼中并无太多的神秘色彩，其祭祀程序也较为简明，并不需要许多专门的祭司人员去沟通神人关系，所以荷马史诗中虽出现一些祭司人名，但不存在一个专业的祭司阶层，在神意的解释方面，各人可以有自己的主张，由此也就没有形成主要由祭司阶层完成的统一的宇宙观及其知识谱系，而给予人们一个可以自由遐想的认知空间。同时，人们虽然崇拜自然，但并不畏惧自然，觉得自然的神力可以研究探索，从而在古希腊形成多元的宇宙观，有唯物的，也有唯心的；有不可知论者，也有怀疑论者；有一元论者，也有多元论者；有天人相分理论，也有天人合一观念……。在早期的希腊哲学中，以天人相分宇宙观主导的科学学派成为主流思想。
天人相分宇宙观，就是把物质存在与人类思维分为两个运作体系，自然是非人格的本原，人类对于自然也是相对独立的，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存在各自的运动规律。如毕达哥拉斯学派把思想信仰看作是一个精神问题，把探索自然看作是一个实践问题，也就是让知识与信仰有所分离。恩培多克勒也坚持一种二元论立场，既相信自然哲学，也相信精神信仰，虽然有一种调和折衷的倾向。苏格拉底也把生产技术的学习与心灵信仰问题严格区别开来，认为建筑、冶金、农艺、管理诸方面只需学习，而不必求神。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著作中，更是处处体现出一种反对神秘主义的科学态度。由此，人们很早就展开了对宇宙天地的纯自然物质性质的研究，提出了各种物质如水、火、土、气、原子是自然本原的种种学说。
古希腊智者在天人相分宇宙观的基础上，深入研究自然界的运动规律，逐步开创出各门科学的雏形：天文学、几何学、数学、医学、物理学、生物学等，获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如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了太阳、月亮和行星以均匀圆周运动的假说，认为宇宙是所有天体由西向东环绕中心火团运行的结合物。亚里斯达克初步提出了太阳中心说。爱拉托斯尼第一个计算了地球的圆周。阿那克西曼德提出人是从鱼变来的，可称生物进化观的萌芽。恩培多克勒提出了生物进化理论。医学开始重视人体的解剖与人体构造的理论。几何学成就更是其形式逻辑思维方式的基础……。其促使人们去探索自然，把握自然，征服自然，出现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一种竞争的态势。
中国上古神人隔绝的神话理念，神性高逾九霄，人性低同草芥，只有帝王可以通过祭祀和巫师接近天神。公元前三千年原始末期的玉琮，据考证就是其贯通天地的一种法器，发展到商代的甲骨卜辞，及其后的八卦筮占，方法体系日益成熟。同时，其祭祀仪式日益隆重，程序规范日益繁琐，如周代的祭祀可以分为三个秩序等级：一是祭祀天地和宗庙的大祭祀，二是祭祀日月星辰和社稷五岳的中祭祀，三是祭祀风雨雷电和山川百物的小祭祀。由此祭司阶层不断壮大，他们用祭祀仪式沟通神界，用占卜方法传达神意，且把握着星占历算、医药方技诸学，成为中国上古社会中最有权威的第一代知识者，逐渐完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整体观。由于他们所拥有的地位和权势，其知识谱系完全控制了人们的思想，也为帝王的神圣化开辟了逻辑源泉，这一巫术导源的宇宙观经由国家的宗法等级制度而不断系统化。
其天人合一的宇宙整体观认为，宇宙中“天”、“地”、“人”三者是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有着相同的运作规律模式且存在一种深刻而神秘的互动统一关系。如天地有中心，人类也有君主；天地分九野、九州，人也分三六九等；天地有阴阳，人间就有尊卑；宇宙有中央与四方，人间就有帝王与诸侯；天有众星，人间就有众民。甚至人的头圆是如天的形状，人的足方是如地的形状；天有四时五行九解三百六十日，人有四肢五脏九变三百六十骨节；天有风雨雷电，人有喜怒哀乐。……总之，人完全效法天、地，三者是个神秘的统一体。
葛兆光指出：“作为空间的宇宙，在商周时期的人们看来，是规范而有序的，天与地相对，而天与地则又都是由对称和谐的中央与四方构成，中央的地位高于四方，四方要环绕中央。”这样“在殷周人心目中投射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深层意识，即以中央为核心，众星拱北辰，四方环中国的‘天地差序格局’。这种宇宙结构给他们提供的一个价值的本原，就是这种‘差序格局’是天然合理的，因为它是宇宙天地的秩序；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观念的样式，就是一切天然形成的事物包括社会组织与人类自身，都是与宇宙天地同构的，因为他们来自宇宙天地；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行为的依据，就是人类应该按照这种宇宙、社会、人类的一体同构来理解、分析、判断以及处理现象世界，因为现象世界中，拥有同一来源、同一结构、同一特性的不同事物是有神秘感应关系的。”[6]P53
人们普遍认定，“天”不仅是人类生存于其中的空间与时间，还是人类理解和判断一切的基本依据，仿效“天”的构造，模拟“天”的运行，遵循“天”的规则，就可以获得思想与行为的合理性。总之，“天”具有无比崇高的地位，是至上的神祗。所以古代中国人在思考天、地、人这个宇宙统一体时，将听命于天作为主旨，产生一种根深蒂固的世界秩序等级观念。他们不会以“人”作为主体跳出这个整体而把宇宙当作客体进行观察研究，并且认为人类社会乃至个人只有遵循宇宙统一体的神秘规则，服从上天的旨意，才会有一种安全感而获得它的真正价值。就是从天人同质、同构的角度来理解各类事物之间的关系，把整个宇宙看成一个整体系统，同样用阴阳互补、五行秩序这一套思路来说明各种自然现象，从占天象测未来、选风水论祸福，乃至解释人体结构与病理机制，等等，总之，把人作为“天”的附庸者而完全服从“天”，以求得与大自然的所谓“和谐”。
《尚书》中的天命观，与其说是宗教迷信，不如说是一种神权政治论，也就是天人合一世界观在政治方面的反映。“天命有德”、“天讨有罪”、“以德配天”诸思想与统治术自唐虞至三代，日益显出其宇宙观与政治论的结合。西周“敬德保民”思想中以“敬德”为“天命”的依据，“保民”为“天命”的体现，是对这一思维模式相应时局的发展。春秋时子产说：“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7]用“礼”把天、地、人完全融为一体。儒家“礼”的思想，道家的“道”观念，墨家的“天志”说，……都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各种表现。阴阳五行学说的五德终始论更是把天道与人事完全合二为一。
只有荀子提出“天人之分”，认为人与天存在各自的运作规律；然而荀子又说：“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8]认为礼是沟通天与人，并把它们联为一体的基本机制或基本原则，所谓“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9]这样，礼是根据天道而设立的，所以人道与天道在本质上又是一致的，这又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反映。那么荀子的思想有矛盾吗？高晨阳先生缜密论证后指出：从根本上看，荀子还是天人合一论者，因为在他看来，“礼不仅是人类道德生活的根本规范和人类社会存在变化的根本原则，同时也是宇宙万物存在变化的基本原则。礼不仅具有人道的意义，而且简直具有超逾人道而趋于宇宙本体的意义。因此，天人共同依据于礼而存在变化，表征为某种共同的秩序性和规律性，从而二者以礼为基本机制构成一个统一的宇宙整体。”[10]P10
可以说“天人合一”是先秦思想家最为普遍的观念之一，在这一基本观念之上不存在其他对立观念的多样性和矛盾性，或者说基本没有产生人与自然是互相独立体的任何思想体系。一般都认为自然界的一切现象都与人有因果关系，天、地、人、神是合一的、完全沟通的，并主要由巫师占卜来完成这一沟通，而沟通的目的在于服从自然或天。随着时间的推移该观念不断强化，积淀为中国古代思想家最基本的宇宙观，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特征。“而‘天人之分’的观念却被中国哲学家所忽视，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除了偶尔爆发出一点火花稍纵即逝外，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从而也没有形成足以与‘天人合一’相抗衡的思想洪流。因此，中国传统哲学表现了强烈的重天人合一，轻天人之分的思维倾向。这种思维特质，从先秦起就开其端倪，逐渐发展成为一股滔滔思想洪流。”[10]P13其思维定势产生的惯性，渗入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日常习俗、心理底层等各个领域，经数千年的运作和论证，已成为中国人无意识的深层心理结构。
西方古典哲学中也有自然与人类合一的思想，如古希腊后期的斯多阿学派，提出人的本性就是顺从自然而生活，达到人与自然的一致与和谐，似乎可以看到中国“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子，然而它只是西方古典思想中相当不起眼的一个小学派。而值得注意的是，其他相关人类与自然统一的思想基础并不是以自然(天)为核心、以人对天的服从为基点的人处被动地位的感应学说，而往往是一种以人为核心、以人类的思维统摄整个宇宙的人处主动地位的唯心学说。如爱利亚学派主张存在与思维同一，巴门尼德认为存在只有通过思想才能认识，“你不能知道什么是不存在的，——那是不可能的，——你也不能说出它来；因为能够被思维的和能够存在的乃是同一回事。”[11]P79指出真实的存在就是“一”，一是无限的、不可分的。尽管其中有物质的成分，但占主导地位的应是人的思想认识。普罗塔哥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意思包含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相对人而言的，人看它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柏拉图的“理念”哲学观，认为具体事物构成的物质世界是多层次的理念世界派生出来的，是理念世界的影子，宇宙是以人的认识(知识回忆)为核心的。此外，许多希腊哲学家把追求智慧的思辨看作是神圣的活动，它使人获得神的知识，使人接近神，既认同自然律的神圣性与权威性，又承认有一种泛道德观的正义准则为人类与世界的本性。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同时重视“质料”与“形式”，并承认神的“第一推动力”，表达了一种二元统一的哲学观，其中人有相当的独立性，决非只是被动的服从者。
从目验的天象推论至微妙的玄理，又从微妙的玄理推广于具体的生活，这就是中国人处理所有问题的总体框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说，古代中国“神的存在被一种秩序的观念所侵陵，这种秩序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表现为人的行为同其环境之间一种不可思议的契合——其奇妙之处就在于一切都取法于天行或宇宙的结构，后者就成为观照的对象，有时也成为改变的对象。”[12]P324这个宇宙秩序正因为它系连了天体观察的感觉、神话想象的成果、哲学思维的理路、甚至历史过程的推测，它就带有了无所不包的知识总背景的意味。中国古代用于占卜的式盘和用于定位的司南正是对这个宇宙秩序的摹拟和仿效，建筑中最重要的圜丘、宫殿、祭坛都是按照这一秩序设计的，甚至政府的组织也是根据这一思路来安排，祭祀时王的衣冠、冕旒、旗帜都与这一天体形制有关。在中国人的思想里，这个天地所表现的宇宙秩序是神圣的，无论在处理自然问题还是在处理社会问题时，都会不由自主地用这个框架来观照，形成“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一元化宇宙观。
人与宇宙天地之间的关系问题实为世界观的核心，对于这个核心问题，中西方上古社会的主流文化传统作出了几乎是截然相反的回答：西方出现多元并立的各色世界观，其中尤以天人相分观念形成的二元对立的世界观最为突出；中国则多为天人合一学说，形成一元化的整体性传统世界观。也就是说中西方人们的世界观在早期就已出现了相当不同的认识定势和框架基础，它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人们的思维模式，成为人们思维活动的基础、核心和深层特征，用海德格尔的概念说，成为人们思维活动得以进行的“理解前结构”。
三、思维总体模式的两极对立
古希腊原始氏族血缘共同体解体很早，社会出现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分散组合结构，个人在社会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尤其是经济制度方面，财产私有制度也较早完成，土地与工商私营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私人利益与国家利益迥然有别。从而在文化习俗方面，讲究个人独立地位，强调个性发展的价值，个人意志的某种集合而形成社会。在荷马时代，“自己”、“个体”、“自我”、“自主”、“主体”这种观念已很流行。由此在思维方式上也颇重视物质基本元素的分析，以个体作为宇宙本原的思想方法，最终完成在单个原子集合的基础上才构成物质的原子论思想。如其创立者德谟克利特在思考问题时，非常强调灵魂和作为道德评价标准的“自我”的主体性。苏格拉底以名言“认识你自己”，拉开其个性鲜明的人的哲学思维的序幕。柏拉图经常使用的反省语式有“自我认识”、“自我作战”、“自我完善”等。个体因素在诗歌等文学作品中也表现得非常鲜明和强烈，道德意识也是以个体为前提，或可说古希腊世界观的核心就是个体性。对希腊人来说，凡是不能支配自己的人和由人摆布的人都是奴隶，所以不依附他人被当作人的最高品格而渐产生个人本位的意识倾向。
前述希腊神话用神的形象体现人的智慧和力量，体现出古典人本主义。其天人相分的宇宙观，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存在各自的运作体系，人类对于自然相对独立，对于自身社会具有一定的自主权，个人于其中也有一定的自由度和独立价值。这样，其思维模式从个性的人出发，认为由于个人的政治禀赋才使人们结成社会，建立国家，强调个人的政治禀赋是社会与国家的本质。国家的建构与力量不只在于它对人的制约，而在于它需适合于人的本性；人不是社会与国家的消极附属品，而是宇宙中万物的尺度。尽管城邦要求公民绝对服从法律，甚至控制公民的宗教信仰及一些私人生活，人们其实并不太自由。然而他们认为对社会和国家的服从，目的在于使自己生活得更好，使自己的个性发展得更充分。所以他们爱表现自己，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表现自己的天才、财富、智慧、权势等等，表现属于自己的一切，力求通过这种表现来证实自己，获得承认，找到快乐。如阿里斯底波认为，追求感官的快乐是光明正大的事情，只要不给他人造成痛苦，追求任何快乐都是无可非议的，因为愉快的感觉就是善。后伊壁鸠鲁也提出快乐就是善的哲学命题。
由是，政治规则追求民主共和，经济机制要求公平竞争，思想言论可以自由发表，……其有关个人主义的文化倾向，都在于谋求个性的独立发展。其哲学思想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在整部世界上古史中表现出极为鲜明的特色。以个人权利为主导，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这样民间社会与政治国家也逐渐分为两种对峙的制衡力量，形成多元化的较为自由开放的文化模式，对历史发展表现出一种积极进取和大无畏的追求精神。
中国古代从原始氏族血缘共同体过渡到森严的宗法等级制度，再发展到宗法大分封的国家统治模式，个人与个体家庭都长期不能离开家族、宗族乃至国家共同体的脐带。在“家天下”王有制(或国有制)的统治框架中，官营(或国营)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不断打击和摧残私营经济，力图将私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合一，所以个体只能消融于社会整体之中。其思维模式讲究整体主义，用八卦和五行建构了一个整体性的宇宙图式，从“天人合一”到“家国合一”，家族、社会、国家、天地同构。其中，把个人只看成天人整体关系中的派生物，决非是有独立人格的自由个体，没有做自然界主体的意识。由此，人们习惯于把个体纳入总体之中加以考察，而不习惯于孤立地、抽象地、就其自身去考察个体。人们的世界观主要是整体主义和有机主义的，而非原子论式的或机械主义的。在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统治的有所松弛与诸侯争雄的需要，出现了思想较为活泼的百家争鸣的局面。然而百家中主要派别的思想依然笼罩在君主统治的整体价值体系之中，个性鲜明而具反潮流性质的思想家还是很少。后在法家专制改革的打击下，尤其是独尊儒术的文化定型中，中国人的精神主体依旧回归到大一统整合的控制之下，形成整体为本位的一元化文化模式。
其思维模式从国家本位出发，强调的是君王统治秩序、等级礼义规范等整体的建构，因为有了君主与礼义，历史才发展，所以它是社会的本质。认为每个人都是其所属家、国关系中一个消极顺从的分子，其命运与整体的运作息息相关，个人主要作为侍从和道具，完全从属于社会和国家，必须服从和适应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所以人们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独立的人，一般不以个人的生存需求为出发点进行思维，而强调要服从天的意志和君主的权威。大都认为只有获得政治权力的认可，才能实现其个人的存在价值。君神合一及其权威的绝对化，其意识形态成为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任何人不允许离经叛道。个人的发展不在于表现自己的特殊性，而在于对共性的理解和顺从的程度。主张克己复礼，克服个体的自由意志，从而吞没个体和个人主义的思绪，磨灭个体的独立人格。
其中大一统的整合意识极为浓厚，不但人与自然需要整合，人与人的关系也在君主权力、血缘家族、文化专制诸纽带中整合起来。这种整合把个人的自由度基本从大一统的集体规范中剔除，把所有个体的个性都逐步整合干净，实际上把人都整合成只会顺从天意君令的愚民，个人只是主子颐指令使的工具。人们于是对历史发展抱有一种被动顺从又稳定自满的规律感，极力将世界都纳入已有的认知框架中去把握，拒绝根据客观实际的需要对原有的思维与行为模式做出调整。这就导致思想封闭、僵化或极端的主观性，并缺乏反省意识，总体上基本看不到有多少积极进取的创新精神。
古希腊社会的城邦祭祀就是执政者，“有证据表明，古代希腊和意大利的国王都是祭司。……亚里士多德是最了解古代希腊各城制度的人。这段十分珍贵的文字，首次证实了王、祭司堂长和执政官这三个词在很长一个时期里都是同义的。”[13]P202-203其与中国上古依附于王权的祭司集团不同，由是其知识分子的主体不是出于祭司集团，而直接源于自由民。在上述文化背景之下，知识分子中出现不依附于权势的独立人格，追求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其哲学家在天人相分的观念基础之上，对物质世界所进行的深入而细致的思辨研究，对宇宙图式提出了不同的本原学说。有时自然虽仍被等同为“神”，但主要是作为一种统摄世界的最高抽象原则，而事物的存在和运动应有其自在的规则性，并不受神的任意支配，而这种规律性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和理性思辨被发现。就如自然界是神创造的一部机器，学者的任务便是要去发现这部机器的构造原理和运作规律。这种看待和研究世界的思维方式，思考探索其前因后果和运动秩序，标志着人类思想的一大进步。其自然观理性精神的最好体现便是原子论思想的出现与发展，西方哲学与科学的理性主义传统能发展到今天这个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希腊自然哲学这个充盈的源头。
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完全源于祭祀集团，其基本依附王权而“承天受命”。在“天人合一”的文化架构下，士人们追求社会与自然的和谐、道德伦理的稳定，三纲五常被捧为至高天理，缺乏反传统的独立、自由诸意识，不懂得什么叫独立人格。在天人合一宇宙观的统摄下，知识分子对宇宙自然的探索，主要是考察天人之间的神秘关系，从而产生出一系列有关的学理方术：天象占星、八卦占卜、气功养身、风水地理、招魂占梦、相面算命……，各色神秘文化为其主体。虽也有一些发明，如中医、历算、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等，但都可谓在为大一统的君主统治服务过程中产生的经验性技艺；其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但决非与什么科学原理有密切的关系。
罗素说：“在荷马诗歌中所能发现与真正宗教感情有关的，并不是奥林匹克的神祗们，而是连宙斯也要服从的‘运命’、‘必然’与‘定数’这些冥冥的存在。运命对于整个希腊的思想起了极大的影响，而且这也许就是科学之所以能得出对于自然律的信仰的渊源之一。”[15]P33古希腊人崇拜自然神祗，却认为神祗并不能主宰一切，君王的权势更不能。主宰世界的或许是自然的“定数”，它逐渐演化为一种自然律信仰，如后来的至善理念与自然法。其中存在着一种以正义观为基石的超验精神，它给希腊人在思维中创造出一种理想的参照系，成为衡量人间社会善恶的基本尺度。由是，西方文化的形态之中蕴藏着一种神圣的、超自然的力量：理性精神，是它引导着人类社会的行进方向，并且使人之精神感领到一种令人惊异的神性景观，并对人的精神质素的超自然性改塑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中国人始终相信是至高神灵主宰着宇宙的一切，而君神合一的演化进程，又把君王主宰人间一切的观念神圣化。在天人合一的一维世界封闭思维系统之中，人们很难将现象与本体分离，不认为理性具有独立自足的价值与意义，不能完全脱离这个感性世界而去追寻纯灵的信仰或超验的理念，由是将现实社会中君主宗法等级礼制作为宇宙中最为完满的统治秩序。从儒法合流，至“三纲五常”、“天人感应说”，进一步将君主专制统治抬升为无可置疑的天道规则，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最高圣典。中国传统思想主要是道德训条，一些杂乱的宗教信仰也往往成为君主家长制统治的辅助性工具，其中看不到什么平等正义观的理性精神，而在社会进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专制精神。古人考虑问题大多颇为世俗现实，缺乏一种超自然的神性之维，所以汉文化主要是俗文化，其精神质素也必然受到这种俗文化的浸染，缺少世俗权势形态与神圣理念形态之间的张力。
古希腊在多元化的时空观念与海陆兼备的地理环境中，人们的活动以地中海为中心，不断向四周的欧、亚、非大陆交流与扩展，了解到各地不同性质文化的民族与国家的情况，处于一种开放式多元世界的模式之中，产生出世界、国际之概念。尤其在文化多元炽照的环境中，人们探讨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不同生活方式，开阔了视野，增加了思维的自由空间，在不断求索新知识中，开发着一定的创造力。
而古代中国在一元化的时空观念与封闭大陆的地理环境中，人们产生一种顽固的优越感，以为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不断外延扩张的一种地形，而文明等级就由此空间位置所决定，越在中心的文明等级越高，反之则逐渐降低，先秦的五服之说就是这种时空位置观念与文明等级观念的表现。由此，中国人顽固地自信，华夏是天下文明的中心，四周都是蛮夷，且不可改变。所谓“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15]中国人以天下之中与文明最高级自居，阿Q精神由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底蕴。随着君主专制与大一统整合文化不断得以强化，人们屈从天命，崇拜王权，因循守旧。由于地大物博和人口繁多，数千年下来，似乎也积累了一些文化成果，然而观其内质实在谈不上有多少创造性成果。
古希腊早期国家民主共和制度的出现，与上述文化范式的作用也关系密切。然而自由的空气，个性的发展，也造就希腊半岛上城邦林立，各自为政。因为政治制度、思想文化诸方面的分歧，各城邦往往把国力主要消耗在彼此的敌对战争上面。一些民主政治的城邦内部，更是党派权势互相争夺，政局动荡而混乱。随着个性、自由的极端走向，甚或出现暴民政治，制造出一些冤狱，损耗着自身的能量，阻碍了国家的发展，古希腊文化最终断送在互相间的内战阴影之中。好在其有价值的文化内涵，后来在亚历山大帝国的希腊化时代发扬光大，古罗马文化也有所继承，而在中世纪的文艺复兴中得以改良与再生。
美国学者汉密尔顿如此盛赞古希腊雅典：“那里的人们的心灵和智慧受到了某种感化与启发，开始了觉醒。这一觉醒对于后来世界所产生的影响，绝非一个世纪复一个世纪的时间长河的缓慢流逝，以及历史进程中翻天覆地的变化所能泯灭。雅典开创了它的短暂的但是极其辉煌的百花色艳、千贤争雄的时期。它开创了这样一个精神与智慧的世界，以至于今天我们的心灵与思维不同于一般。那时候所创造的艺术作品，所产生的思想观念，直到现在都没有被人们所超越，达到他们水平的例子也寥寥无几。西方世纪中所有的艺术和思想意识都有它们的烙印。”[17]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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