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业的起源

二、畜牧业的起源2

(四)起源时间

动物的驯化是何时完成的呢？这必须看气候条件是否发生了有利于动物驯化方面的变化。在末次冰期之中，由于长期的拘系动物的机会不多，驯化就不能连续进行，驯服动物也就难以完成。到了全新世，局面完全改观。大约在距今12 000年，气温变得比冰期之前还要温暖。可供食用的植物多起来，人类采集生活比较宽裕，度过冰期的人们有条件从事种植和驯化的尝试。由于采集和狩猎到的食物比较丰富，越冬到第二年有可能剩余，于是人们便把剩余的种子有意识地撒在居住地周围或特定的区域；将一时吃不完的动物拘系起来，或者将幼小的动物养起来，以待将来再食用。更新世晚期采集和狩猎不足和全新世的采集和狩猎有余，可以通过一系列考古发现来证实。从新中国考古发现来看，我们会发现一个明显的现象，即更新世末期的遗址中，除了吃剩的兽骨外，一般很难见到食物遗存，尤其炭化的粮食作物；而全新世的许多遗址，都有一些完整的炭化粮食遗存。说明气候条件的适宜与否与食物的充足与不足直接相关；更新世由于气候寒冷造成食物不足和全新世气候温暖造成粮食略有剩余这一结论是可靠的，更新世末期贮藏的不足限制了农业和畜牧业起源的实现，全新世的这种剩余，将使得人类具备产生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的基本条件，即不像更新世末期的人类那样仅仅偶尔从事类似于后来的种植和驯养活动，他们可以通过连续的贮藏、种植、收获和饲养、驯服、驯化活动来走上农耕和畜牧的道路。由此可知全新世来临的早晚直接决定农业和畜牧起源的早晚，这就为许多起源地点单独产生了原始农业和畜牧业提供了关键的证明。那些农耕和畜牧业起源较迟的地区，并不都是由于传播造成晚于西亚的，而是由于全新世来临较迟导致相应的起源时间较迟。[1]

因此中国畜牧业的起源时间，如果从驯化行为开始，跨度的上限是距今12 000年，在这以后的某一个时间产生。但是由于驯化从开始到完成，不是一天二天之功，也不是在某一个动物身上就能实现的，必须以几代人甚至几百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在这过程中不大可能找到一个动物能够表明牲畜的驯化正是这时产生的。判断家畜驯化始于何时，只能通过考古的方法和动物学知识，作出大致的判断。

考古学上判别某遗址中的动物遗存是否家畜，一是从骨骼看这种动物是否发生了某种变化；二是看是否留下了不同于对野生动物的某种人工干预的痕迹。但动物驯化开始时并不会马上引起动物自身的变化，必待驯化进行了很长时期后，动物的体型、体质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并反映到骨骼上。现在，通过对动物骨骼自身的鉴别大体能对距今8 000年左右的遗址中动物的骨骼(如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和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是否是家畜可以作出判断，但是，更早的遗址就难以单纯依据动物骨骼骨骼自身的变化作出准确的鉴定，而要考察是否有其他人工干预的特殊痕迹了。

现在考古界往往通过出土的动物的年龄结构来判断其是否是家养动物。如果某一遗址的动物遗存的年龄组合中，幼年个体(对于猪来说即一岁以下的个体)的比例占多数的话，则表明该动物群的生活有人类干预过的，不大可能是狩猎打死的，应是经过人类圈养后宰杀所造成。李有恒等人首次运用这种方法鉴别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中的动物骨骼该遗址出土了相当数量的猪骨骼，其骨骼自身没有明显的被家养迹象，无法据此判断其是否是家养动物。但该遗址发现的40余个猪骨的个体中，1岁以下的8个，占总数的20％，2岁以上的6个，占15％，1岁至2岁之间的个体共有26个，占总数的60％。在所观察到的该遗址的全部标本中，尚未见到有一枚Ｍ2已经磨蚀得很重的标本。他们认为，甑皮岩遗址动物年龄的这种分布情况，不大可能是由人类狩猎后处理造成的，而可能是由于人类有意识饲养后，因某种原因如食物缺乏等而宰杀造成的，这些猪骨是人类吃完后的遗弃物。此外，还发现猪的牙齿标本中，犬齿的数量不多，较为长大粗壮的犬齿更少见，犬齿槽外突的程度很差，而门齿一般较细弱。这些情况显示在人类的驯养条件下，猪的体质形态在发生变化。根据当时对甑皮岩遗址年代的测定，他们把家猪的驯养历史上溯到距今9 000年以前。[2]

李有恒等人的这一研究结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学术界所广泛接受。到了二十一世纪初，袁靖提出了不同的鉴定意见[3]。

袁静提出判定考古遗址出土的猪是否为家猪的5条标准：1.形体特征。考古遗址出土家猪的体形一般比野猪要小。可以通过对牙齿和骨骼的测量，对家猪和野猪进行明确的区分。依据对出土猪臼齿的测量和研究，家猪牙齿平均值中的最大值大致如下：上颌第3臼齿的平均长度35毫米，平均宽度20毫米，下颌第3臼齿的平均长度40毫米，平均宽度17毫米。考古遗址出土家猪第3臼齿的平均值一般都小于这些数值，而野猪第3臼齿的平均值往往明显大于这些数值。2.年龄结构。养猪主要是为了吃肉，考古遗址出土家猪的年龄结构以1—2岁左右的占据多数或绝大多数。而狩猎时杀死的野猪年龄大小不一。3.性别特征。考古遗址出土的家猪中性别比例不平衡，母猪或性别特征不明显的猪占据明显多数，可以确定为公猪的数量很少。4.数量比例。考古遗址出土的哺乳动物骨骼中家猪的骨骼占有相当的比例。如果是以狩猎为主，考古遗址出土的野生动物的种类和数量则依据它们的自然分布状况和被人捕获的难易程度。从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出土的动物种类和数量看，鹿科的骨骼明显地占据首位。5.考古现象。在考古遗址中往往存在证明当时人有意识地处理过家猪的现象。一般把这些埋葬或随葬现象认定是出现于饲养家猪起源以后。

根据袁靖等人测量的结果，甑皮岩遗址出土的猪的牙齿尺寸偏大。如2001年发掘出土的第三期1块右上颌的第3臼齿长度为40毫米。1973年发掘出土的10个猪上颌的第3臼齿的标本，长度的平均值为37.53毫米，标准偏差为2.4。宽度的平均值为23.36毫米，标准偏差为2.64。10下颌第3臼齿的标本，长度的平均值为40.9毫米，标准偏差为3.65。宽度的平均值为19毫米，标准偏差为1.63。下颌第3臼齿的长度中超过40毫米的占据半数以上，其余的也没有低于35毫米。袁靖将这些数据和可以鉴定为家猪的其他遗址出土的猪牙作了比较，甑皮岩遗址明显偏大。虽有磁山遗址猪下颌的第3臼齿比甑皮岩遗址的要大0.5毫米，差别很不明显。但是磁山遗址发现多个放置1头或数头完整的猪骨架的灰坑，骨架上还放置小米。可能与当时的祭祀行为相关。这是当时存在家猪的证据[4]。袁靖对甑皮岩遗址中猪的年龄结构的分析不同于李有恒。袁靖依据牙齿的萌生和磨损级别，推测第一期3块上颌分别为大于2.5岁的2块和大于2岁的1块。1973年发掘出土的猪的上颌为32块，平均年龄为2.46岁，2.5岁以上的占60％以上。下颌为25块，平均年龄为2.17岁，2.5岁以上的占42％左右。这种年龄结构也是比较特殊的。袁靖认为，从牙齿的尺寸和年龄结构等形态特征和生理现象看，甑皮岩遗址的猪属于野猪的可能性很大。另外，甑皮岩遗址里猪在全部动物中所占的比例极小，其他各种野生动物较多。这种现象与新石器时代属于农耕社会的遗址中出土的动物种类里，猪占据相当多的数量，其他动物比例不高的状况也有很大的区别。故他们鉴定甑皮岩遗址出土的猪属于野猪。

由于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和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所反映的发展水平相当高，不像是农耕和畜牧起源之初时的文化遗址，学者们倾向于它们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晚一阶段的文化类型，在黄河流域的某一或某些地区，还有更早一些的文化遗址没有被发现，或者曾经存在过一种尚未被发现的更为原始的文化。这一推断在河北徐水得到可能的证实。徐水南庄头遗址发现了一种早于裴李岗、磁山文化的新石器遗址，新石器文化层位于地表层下厚达2米左右的黑色和灰色的湖相沉积层下面，出土了大量的兽骨、禽骨、螺蚌壳、植物茎叶、种子和少量的夹沙陶、石片、石磨盘、石磨棒，其中猪狗可能为家畜。该遗址的年代为距今约10815±140～9690±95年。[5]因而，可以证实，黄河流域的早期文化的农耕和畜牧，是在当地产生的。

在距今8 000年前左右，可以比较明显地判断出动物的骨骼是否是家养动物，而时代更早一些的遗址的动物骨骼就无法判断，这就表

明，距今大约八千年以前，动物的驯化正处在一种拘系和驯养阶段，有一部分的动物正在驯养，但是其骨骼等特征并没有出现实质性变化，属于一种无法确认的驯化状态。从现有的考古发现所透露的信息和从畜牧起源机制来看，动物驯化的开始时间应是距今大约一万年左右，家畜的起源即出现了驯化动物的时间则可能要稍晚一些。

(五)起源地点

动物驯化开始的时间是在距今大约一万年左右，那么具体驯化地点应在什么地方呢？即什么地方最有可能成为最早的动物驯化地区呢？如果从现有的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只能是从比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和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更早一些的遗址中去找，但是难度较大，具体方法只能从动物骨骼的年龄组合来判断，这还必须结合考古发现来进行。而从畜牧起源的内因和外因等条件来看，答案就比较容易得出。只要是第四纪冰期产生较大影响的地区，都存在着促使当时的人们拘系和饲养一些野生动物的动力。地质学、气候学的研究表明，晚更新世冰期对中国南北各地都有很大影响，都存在着气温大幅度下降的情形，和采集和狩猎出现困境的局面。各地都在全新世来临以后气温出现大幅度上升，由此人们有条件从事拘系动物，继而逐渐饲养并驯化它们，而以后由于各地的自然条件的不同，采集和狩猎所能够提供的食物的数量有所区别，农耕和畜牧业的发展水平，出现了参差不齐的状况，那是以后的事情。[6]因此中国各地区都可能是动物驯化的起源地。我们相信，将会有更多的发现证实这一点。

(六)草原地区的畜牧业——游牧的起源

草原地区的畜牧业有两种内涵，其一是指定居式的畜牧业，它的产生过程与农耕地区的畜牧业没有什么两样，无需再作叙述。下面要叙述的是年代大大晚于定居式畜牧业的即游牧的生产方式是如何的产生的。

我们认为，游牧民族的产生，是从农耕民族中分化而来的。这一结论，可以在先秦时期的一些游牧民族生活的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发展历程中，找到依据。

首先，我们对曾经是游牧民族的生活舞台的西北地区的甘肃和青海等地区的古代文化发展系列进行考察和分析。《说文·羊部》：“羌，西戎牧羊人也。”西戎活动在今天甘肃、青海、四川及其以西的广大地区，汉代应劭《风俗通》也说：“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7]范晔的《后汉书·西域传》则云羌人“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说明汉魏时期的学者所见闻的羌人是以畜牧为主的游牧民族。但考古发现羌人活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经济内涵并非游牧经济，即使到了青铜时代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如此。羌人活动的甘青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包括马家窑、半山、马厂三个互相连接的发展阶段的甘肃仰韶文化，其经济面貌与中原仰韶文化基本相同，是一种以农业为主，农牧结合的综合经济类型。例如马家窑文化时代的人们居住圆形和方形的半地穴式房子，后来又有打基筑墙的地面建筑，遗址中有些袋形窖穴尚藏有已经炭化的粟粒和穗。居址中常有集中的陶窑，居址旁有公共墓地。半山和马厂期遗址也有与此类似的发现。这些遗址都发现大量的陶器，出土的工具以农具为主，有石铲、石刀、石镰、石磨谷器、陶刀、骨铲等，也有细石器和骨梗刀，常见猪和羊的骨骼。与甘肃仰韶文化相衔接的、或与甘肃仰韶文化晚期马厂期相并行的是齐家文化，与中原的龙山文化相当，工具依然主要是石器，但普遍发现了少许的由红铜或青铜制造的斧、刀、匕、镰、锥等器物，表明齐家文化已进入到了青铜时代，这里的人们仍然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农具和农作物种子多有发现，但从农具的数量来看，其农业的发展程度不如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发达，标志是盛行以猪的下颚骨随葬，少则一、二件，多则几十件；出土的羊骨也为数不少，且多以羊骨占卜。被认为是在以养猪为主的同时，形成了适于放牧的羊群。这是一种值得注意的趋势。在甘肃相当于齐家文化晚期以后的火烧沟类型文化，上述趋势更为明显，其遗址的农业遗存大量出土的同时，与畜牧有关的随葬品数量大量增加，且尤以羊骨出土量多，而且普遍。在羌人活动的青海湟水流域，比齐家文化晚的辛店文化上孙类型遗址，出土的遗物未见有典型的农业工具，但牛、马、羊、狗等的骨骼大量发现。此后的青海柴达木盆地都兰县诺木洪文化，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殷周时期，发现了畜栏，表明畜牧业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上述各遗址的文化遗存，从其生产结构的变化来看，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趋势，即从以农业为主、农牧结合的经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畜牧业比重缓慢上升，乃至占了重要地位，农业的比重则相对下降的经济类型。在黄河中上游的广阔的草原上，到处都有丰美的水草，发展畜牧业条件优越，因此循着上述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惯性，就会有一部分的居民放弃农业定居生活，逐水草而居，形成游牧的部落。由此可知，作为游牧民族的羌族是从定居的农业民族群体中分化而来的。[8]

其次，我们再对游牧民族生活舞台的华北的内蒙古自治区的远古文化发展系列进行考察和分析。考古发现表明，内蒙古自治区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生存，1973年在呼和浩特市东郊，发现了两处旧石器制造场，一处是在保和少公社的大窑村；另一处是在榆林公社前乃莫板村脑包梁。两处石器制造场同时又是人类的生活和劳动的场所。新石器时代遗址更是广泛分布在这一地区。以海拉尔西沙岗为代表的原始文化，分布于呼伦贝尔草原的海拉尔、札赉诺尔和阿木古郎一带，出土的石器以细石器为主。石器均为打制的，未发现有原始农业所使用的大型石器。反映了当时的人们过着一种狩猎畜牧为主的生活。在昭乌达盟北部西喇木伦河流域以及哲里木盟西辽河及新开河流域发现了大批原始文化遗址。这些遗址中的石器以打制为主，有石斧、刮削器、石手镰、石镐、石锄、砍伐器、石锤、石凿等等，并有很多打制精细的细石器。陶器以褐色的粗陶为主。当时的人们过着农牧业为主的定居生活。狩猎退居到次要位置。[9]1983～1988年发掘的赤峰市敖汉旗东部的兴隆洼遗址，是一个保存较完整的聚落遗址，遗址内有约12排房子，每排约10座房子，房子为半地穴式。打制石器以有肩石锄为代表，还有少量的石铲及盘状器、敲砸器等。磨制石器有磨盘、磨棒、斧、锛、凿形器、饼形器等。还有少量的细石器。该遗址的年代距今约8 00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裴李岗、老官台、磁山、大地湾等文化的阶段。在各房址居住面上，房址、灰坑、和围沟废弃后的堆积中，都有较多的猪骨，以及鹿、狍的骨骼。[10]该遗址出土了胡桃，这是一种需要土质肥沃、气候湿润的环境才能生长的乔木，说明当时比现在温暖湿润，完全适合于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从遗址的文化面貌来看，当时的人们过的是一种农业和畜牧业兼营并辅以采集和狩猎的生活方式，并且其中出土了猪的骨骼，说明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和中原农业民族没有什么区别，并非像当地后来的居民那样以游牧为特征。在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的黄河沿岸地区，分布着众多的原始文化遗址，有的属于仰韶文化类型，有的属于龙山文化类型，有的属于当地特有的文化类型。以清水河县白泥窑子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各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的原始农业所用的石器，有石斧、石手镰、石铲、盘状器、砍伐器、石磨盘、石磨棒等，有的石斧、石手镰和石铲多经磨光，而打制石器比重颇大。内蒙古自治区凉城王墓山坡上遗址，出土的农业工具占生产工具的一半以上，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狩猎工具和大量的动物骨骼及鱼骨出现，表明狩猎、捕捞也是重要的辅助经济活动，而动物骨骼中，猪骨占有大量的比重，反映当时的养猪业有较大的发展。该遗址属于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11]以托克托县海生不浪遗址代表的另一原始文化类型，其农业工具与上述的仰韶文化较为接近，其时代稍晚于仰韶文化。内蒙古自治区的龙山文化遗址，已经发掘的有包头转龙藏遗址、准格尔旗二里半遗址，在这一类遗址中，出土的农业工具很多，有石斧、石锛、多孔石手镰等磨光石器，也有亚腰石斧、束腰石铲、敲砸器等打制石器，并有一些打制精巧的尖状器、刮削器、石片和石核等细石器。[12]属于龙山文化至早商时期的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的朱开沟遗址，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骨骼，计有1 002件。这些出土的骨骼主要属于家畜的骨骼，野生动物的骨骼较少，其种类有猪、绵羊、牛、狗、马鹿、狍、青羊、双峰驼、獾、豹等，其中可以被认定为家畜的有猪骨252件，代表7个个体；绵羊骨406件，代表56个个体；牛骨39件，代表24个个体；狗骨22件，代表7个个体。[13]该遗址还出土了石斧、石刀、石镰、石铲和骨铲等农业工具，畜牧业也相当重要，从猪骨占到总动物骨骼的1/3看，当时的经济仍以农业生产为主。总之，属于华北的内蒙古自治区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和中原地区的几乎没有什么两样，经济类型主要以农业为主，所以考古学上没有将其命名为一个新的系统，而是和中原地区的文化类型对应，分别归属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范畴。

由此可知，现今的西北地区和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生产方式并不是以游牧为主要特征的，其经济类型和中原地区一样，是一种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的生产类型，这就充分地说明，后来这一地区的游牧的生产方式，是在农业的基础上逐渐产生的。

一般而言，越是单纯的经济类型，其出现的时代越晚。在早期，由于生产力的水平有限，单纯依靠某一种谋生手段难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只能是通过多种谋生手段才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才会出现分工和交换，比较单一的生产方式才可能产生。游牧生活是一种比较单纯的经济生活，其产生的时代应该是比较晚的。

生活在新石器时代的从事农耕的早期居民们，为什么要放弃农耕，而去选择游牧的生活方式生活呢？我们认为可能与环境变迁有关。

是适应环境变化的不得已的选择。我们推测，生活在甘肃和青海以及蒙古高原一带的早期农牧兼营的定居的古居民，由于气候的变化，种植变得比较艰难，而收获较少，于是不得不逐渐减少对种植的依赖，食物的来源转而主要依靠养殖，畜养方式则越来越多地依靠在草场上放牧。这样，食性比较单一的草食动物——牛、马和羊等成为主要的饲养对象，而杂食的、不适合在草原上单纯以草为饲料的放牧生活的猪，逐渐放弃饲养。这种主要依靠天然草场饲养草食家畜的生产方式一旦确立，当某一地区的牧草被吃得差不多的时候，势必要转移至另外一些草料丰富的地区继续放牧。开始，只是转移放牧地，并不改变居住地。后来，在各种条件进一步配备的情况下(如逐渐拥有移动的房子――帐篷等)，人们就随同牲畜一起转移了，真正的游牧生活便开始了。这个巨大的转变不是很短的时间能够完成的，而应该经历反反复复的长过程。种植的比重只能是逐渐地减少，其减少的程度与迁徙的程度成正比，由于从事农业时，地上的庄稼无法移动，所以，一旦开始游牧，就意味着基本上放弃农耕。而一旦放弃农耕，就只能是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了。

导致游牧民族产生的气候方面的因素，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新石器文化的演进中，确实可以找到其踪迹。以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为例，气候的变化直接决定着本地区的早期农业和畜牧业发展的比例关系，并导致游牧民族的出现。该地区距今7 000～5 000年的“仰韶适宜期”，先后有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后岗一期文化、仰韶文化半坡-庙底沟过渡类型文化进入了内蒙古中南部。而发生在距今6 000年左右的突然降温，使岱海地区距今6 000～5 800年之间出现了文化空缺现象。[14]不过，这种空缺可能只是考古发现上的空缺，这一地区的人类，可能以另外的生活方式继续存在。而在鄂尔多斯东部和包头山前地带的气温比海岱地区高，故在鄂尔多斯东部黄河两岸和包头山前地带，出现了由喇叭口尖底瓶向喇叭口高领尖底篮纹罐发展过渡性遗存，加上红山文化，特别是受常山下层文化影响而出现的“阿善文化”，开始与岱海地区发展起来的老虎文化分道扬镳。在距今4 800年前后，由冀中北上经张家口地区西进的“午方类型”与黄河两岸小口尖底瓶系文化撞击以后，在凉湿环境中发展起来了老虎山文化，并出现了划时代的变革。到了距今4 300年，发生了气温大幅度下降事件，老虎山文化开始东进和南下，向南形成了朱开沟文化的主体。距今4 000年开始，受干冷气候的影响，鄂尔多斯的生态环境逐渐向草原环境发展，朱开沟文化也经历了由农业向半农半牧型经济的发展过程。[15]在经过四次发掘共分五个阶段的朱开沟遗址中，从第三阶段开始，其随葬物普遍出现装饰品，如铜臂钏、铜环、戒指等，第四阶段的大墓中，出现随身佩戴的饰品如蚌串珠、绿松石串珠和骨柄石刀等，至第五阶段，随葬品中除随身佩戴的品外，还有随葬的兵器和工具，如剑、铜刀、铜鍪、石刀和石斧等，这种随身佩戴的兵器、工具和装饰品的习俗，与鄂尔多斯式的青铜器墓的葬俗相同。其殉牲的习惯，在一至四阶段均很流行，从第三阶段开始，在一些比较讲究的墓葬中，还殉葬有数量较多的羊下[u1] 骨。说明鄂尔多斯地区从第三阶段开始，畜牧经济已经比较发达，至第五阶段，游牧经济可能已经产生。[16]在距今3 500年前，由于气候的持续干冷，鄂尔多斯地区已经不适合于农耕了，朱开沟遗址所代表的文化南下到了晋、陕北的黄河两岸发展成为李家崖方国文化。在李家崖发现了石头建筑的古城址，从中还可以看到当时主要是定居的方式，人们从事半农半牧的经济生活。从晋、陕黄河两岸地区的石楼、柳林、绥德等地出土的青铜器组合来看，既有北方民族的工具，也有中原的礼器。说明他们既适应了牧业生产的短剑、铜刀、铜斧等维系自己生存的需要，也以中原的礼器维持社会的等级制度。由于生活方式的不同，且由于不断地为争夺生存空间而向农业民族发动战争、侵扰，被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视为异族，所以商代甲骨文中常常有土方、鬼方等方国出现。这些北方民族在经历商、西周、春秋战国以后，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诸部落联盟的匈奴联合体。司马迁在追溯匈奴族的起源时曾经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17]在早期的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人类抗御自然的能力有限，受自然环境特别是气候因素的影响很大，中国北部的鄂尔多斯高原这块曾经适合于农耕的土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变得不适合于农耕了，而游牧民族得以在此产生。[18]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游牧民族的形成，是由于生态环境发展的必然结果。

单纯的考古学视野下的朱开沟文化遗址，是一种静态的文化面貌。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气候因素的影响，其文化的面貌发生变化，人群向南迁徙，文化向南扩展。但是我们可能看不到由于气候方面的原因，从事农耕已十分艰难，凭借着畜牧业的发达，另外的一部分居民向干凉草原深处或就在当地从事游牧的生活方式。由于是这一部分人群，逐水草而居，不像农耕民族的居住地容易留下遗址，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考古发现只能跟踪到其向农耕地区迁徙的过程。实际上，在气候发生变化的朱开沟遗址文化人群中，还存在着向北方的更深处以游牧方式迁徙扩展的过程。这一过程由于没有相应的考古发现作为事实依据，容易被忽视。从这一角度来看，游牧民族的形成，可能比朱开沟遗址第五段的时间要早。

游牧民族产生并与农耕民族发生分野以后，两种生产方式并不是相互隔绝，由于单纯的游牧生活不能提供全部的生活资料，因此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密切相联，最早的游牧部落应是出现在与农耕相距不远的地区。通过交换，从其他社会中弥补物质资料某些不足。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可能就是依靠农业和游牧两种方式生活的一个结合点。火烧沟遗址发现有石锄和石磨盘，墓葬中经常出现石刀、铜刀，并伴有铜镰，青铜工具众多，还有陶纺轮。饰品较多，金银已开始作为装饰品。出土二十多个陶器。在有的墓出土的大陶罐中，贮有粟粒，说明种植业在当地居民的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随葬的家畜有狗、猪、牛、马、羊等，其中羊骨多而普遍。彩绘的狗、马，雕塑的羊头和狗，形态逼真。从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从事农业的地区和从事非农业的畜牧地区的交流活动也是十分普遍的，如墓葬中普遍出现的松绿石珠、玛瑙珠、海贝和蚌饰，就应是交换而来的。说明当时的各地物质交换活动比较的频繁，尤其是与外部世界的交换活动。

[1] 徐旺生：《中国原始畜牧的萌芽与产生》，《农业考古》，1983，1期；徐旺生：《中国农业本土起源新论》，《中国农史》，1994年1期

[2] 李有恒、韩德芬：《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动物群》，《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8年4期

[3] 《甑皮岩遗址》

[4] 另外，虽然磁山遗址猪下颌第3臼齿长度的尺寸比甑皮岩遗址的要大O.5毫米，但宽度要比甑皮岩遗址的小0.7毫米，磁山遗址猪上颌第3臼齿的长度比甑皮岩遗址的要小1.53毫米，宽度要小5.06毫米。另外，磁山遗址还存在半数以上未成年的幼小个体，猪在全部动物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些特征都是和甑皮岩遗址有明显区别的。

[5] 《中国文物报》，1992，12，20

[6] 徐旺生：《中国原始畜牧的萌芽与产生》，《农业考古》，1983，1期；徐旺生：《中国农业本土起源新论》，《中国农史》，1994年1期

[7] 《太平御览》，卷749

[8] 张波：《西北农牧史》，ｐ30，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李根蟠，卢勋：《我国古代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关系中的若干问题探讨》,《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翁独健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ｐ194；李根蟠、黄崇岳、卢勋：《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P160--166

[9]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辑：《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79年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10期。

[11]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京都中国考古学研究会，中日岱海地区考察队：《内蒙古凉城县王墓山坡上遗址发掘纪要》，《考古》，1997年4期

[12]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辑：《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79年

[13] 黄蕴平：《内蒙古朱开沟遗址兽骨的鉴定与研究》，《考古学报》，1996年6期

[14] 田广金：《论内蒙古中南部史前考古》，《考古学报》，1997年2期

[15] 田广金：《论内蒙古中南部史前考古》，《考古学报》，1997年2期

[16] 田广金：《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考古学报》，1988年3期

[17] 史记·匈奴列传》

[18] 田广金：《论内蒙古中南部史前考古》，《考古学报》，1997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