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夏至，寿光的“蔬菜大王”王乐义总要起个大早，亲自到大棚里摘几根顶花带刺的黄瓜，洗干净端上饭桌。
接着又亲自炒上几个好菜，翻出一瓶好酒摆在桌上。
做好这些，王乐义急匆匆地骑上自行车去村口接人。
晚了，那人又得被其他村民请走了。
果不其然，王乐义一到村口，就发现那辆熟悉的轿车边围满了村民，大家都已过古稀之年，却还像年轻时那般吵嚷着，争先恐后地想邀请那人去家里吃饭。
王乐义赶忙走过去，咳嗽一声。
村民们一看是他，便自动让开一个小道，王乐义赶忙把人“解救回营”。
这种场景在寿光每年都要上演一次，但他们 “争抢”的人不是什么明星大腕，而是他们二十年前的县委书记——王伯祥。
王伯祥虽然只当了5年的县委书记，但他却让寿光从潍坊市的“穷县”摇身一变成了人人艳羡的“富县”，让寿光成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蔬菜之乡”。
老一辈的寿光人都记得王伯祥的好，每逢探亲日，村民必当夹道欢迎，亲切称他为“我们的伯祥书记”。
但盛名背后的辛酸，大概也只有王伯祥自己知道。
1943年2月，王伯祥出生在山东寿光北柴西村，王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靠种地挣口饭吃。
但在战乱年头，靠地活着是奢望。
王伯祥从会走路开始，就跟着爷爷奶奶四处挖野菜、刨树根。
粗硬的野菜团堵在幼童细嫩的咽喉，噎得直翻白眼；树根煮出来的淀粉汁，酸酸涩涩，在肠胃里溜达一圈，什么也剩不下。
饿，就是王伯祥童年唯一的记忆。
几年过去，狼烟终歇，山东解放，新中国成立。
在时代的号召下，王伯祥也挎上书包，走进村口的小学。
此后，王伯祥便过上具有那个年代特色的学生生活。
清晨，他从床上爬起来，用冰凉的井水冲醒昏睡的脑子，拿着镰刀去割一笼猪草。
喂好牲畜后他走进厨房，从土灶里摸出两个野菜黑面馍馍，啃着一个走去学校，剩下一个当作中饭。
在学校上好课，他就得一路小跑回到家中，趁着天亮写完作业，帮母亲准备一家子的晚饭。
在寿光的日子繁重又乏味，虽然人是饿不死了，但依旧吃糠咽菜，穿破布衣衫。
当年一起上学的孩子多半辍学回家干农活，只有王伯祥因为成绩好，从小学上到高中，最后考上了大学。
那个年头走出个大学生可不容易，王伯祥成了全村眼中的“文曲星”，他要离开农村去城里过好日子是大家默认的事实。
没想到，王伯祥大学毕业后回到家里，闷不吭声地当了一名乡村教师，这让不少人大跌眼镜。
沉默的父亲扑哧、扑哧抽了几管水烟，问：“是不是城里待不下去了？”
王伯祥面不改色地回：“城里很好，但我想让寿光和它一样好！”
父亲惊讶地看着他，好像是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儿子已经长大——心中有了担当。
上世纪60年代，能待在农村的大学生不多，王伯祥受到了学校的大力栽培。
作为学校的“门面担当”，王伯祥总会被派去参加各种形式的交流会。
会议参加得多了，大家也都知道有个叫“王伯祥”的大学生下乡来教书了。
这可算是个新鲜事儿，一时间，王伯祥成了全县的谈资。
在一次教师会议上，王柏祥在一边神色严肃的记笔记，而教师们在另一边窃窃私语：
“那就是王柏祥？”
“听说还是大学生呢！怎么穿得破破烂烂的。”
不少女教师也对他好奇地打量，其中就有他未来的妻子侯爱瑛。
这时，侯爱瑛对王伯祥没什么好印象，认定他是个“穷鬼”。
并在心里暗暗想着：大学生也能混得这么“惨”，也不知道能不能娶上媳妇。
但只过了几个月，侯爱瑛就准备给他当媳妇了。
因为在邻居的介绍下，侯爱瑛和王伯祥相了一次亲。
侯爱瑛的母亲是个老党员，十分欣赏王伯祥这个有担当的年轻人，她劝女儿答应嫁给他。
侯爱瑛看着青松般的王柏祥，羞涩地低下了头。
1969年，王伯祥调入寿光县委工作。
同年，王柏祥和侯爱瑛在寿光农村结婚。
婚后的生活没有侯爱瑛想象中糟，因为王伯祥算不上穷，他只是一心扑在工作上，没时间打理身外之物。
但婚后的生活也并不甜蜜，因为王伯祥是个“锯嘴葫芦”，白天忙得不见人影，晚上回到家就鼾声如雷。
侯爱瑛一个人带着孩子，还要兼顾工作和家务，心中难免滋生出埋怨。
1983年，侯爱瑛积攒多年的怨气爆发，和王伯祥吵了一架后，利索地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当时，侯爱瑛办理了“农转非”，失去了“临时教师”的工作。她想让已经是县副书记的丈夫给她找个轻松点的好工作。
王伯祥想都没想便拒绝了，他是寿光的副书记，多少乡亲都在看着他，他不能、也不愿意徇私。
侯爱瑛对丈夫的“德性”心知肚明，但终究还是不死心试探了一番，铩羽而归后她抹不开面子，闹脾气回了娘家。
王伯祥下班回家后看到空荡荡的灶房，无奈地叹了口气。
然后熟练地拐去零售点买了盒好烟，骑着自行车来到了岳母门前。
从王伯祥跨进大门起，嘴里一声声的“娘”就没断过，不仅亲自点好烟弯腰送到老太太嘴边，还会坐在身边，亲切地关照：“慢点抽。”
见丈夫和母亲其乐融融，侯爱瑛也只能翻着白眼去收拾东西。
反正过不了多久，王伯祥把岳母哄高兴了，就能带着媳妇孩子回家了。
果不其然，侯爱瑛得了母亲的一顿教训，就被王伯祥骑车带走了。
在回去的路上，王伯祥终于开口向委屈的妻子解释：“爱瑛，你知道的，我是副书记，我得以身作则。”
侯爱瑛心里明白，她伸出手搂住正在骑车的王柏祥，轻轻靠在丈夫的背上，用动作表明了她的态度。
1986年春节，还在村里巡查的王伯祥接到市委的电话，让他过去报告工作。
王伯祥来不及换下破棉袄就匆匆上路了，他走进办公室，在地板上踩出一个个坚实的泥印。
领导问：“你对寿光的未来有什么计划？”
王伯祥用冻得红肿的手指在地图上挥斥方遒，慷慨激昂地演讲自己的计划：
“改造寿光分三步，蔬菜产业化、开发寿北、建造工业。。。”
市委领导听了不住点头，眼中的欣赏呼之欲出。
1986年4月，王伯祥任寿光县委书记，正式开始“改造寿光”的计划。
寿光南部土壤肥沃，自古便以种菜为生，寿光蔬菜在明清时期便是朝廷贡品。
这里人杰地灵，北魏农学家贾思勰便是寿光人，他所著的《齐民要术》中记载了30多种寿光蔬菜的种植方法。
但寿光交通闭塞，一旦天公不作美，蔬菜运不出去，农民便血本无归。
要想富先修路！王伯祥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就这样烧起来了。
1986年7月，从寿光通往北京的一条宽敞马路渐渐成型，一车车新鲜的寿光蔬菜运到北京。
“晚上在寿光的菜园子，早上进北京人的菜篮子，中午上北京人的菜盘子。”
当年的运货司机没有一个不会唱这句顺口溜的。
春夏当季的蔬菜种类多，不愁卖。但一到冬天，想要种蔬菜就得烧煤球，这样成本太大，得不偿失。
寿光荒芜的冬天成了王伯祥的一块心病。
1988年腊月，王伯祥到寿光县三元朱村走访。
村支书王乐义向王伯祥透露了一个消息：东北有个韩永山，能够在冬天不费一煤一炉，种出夏天产的菜。
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王伯祥立即要求王乐义去东北实地考察，如果是真的就把人请过来帮忙。
但掌握“独门秘法”韩永山可不是说请就请的，他曾发誓：不向任何人传授冬暖大棚种植技术。
王伯祥只好亲自去东北请人。
王伯祥一个县委书记，天天跟在人屁股后边称兄道弟，硬生生把韩永山的心防打破，把人从东北拐到了山东。
为了能让韩永山在寿光安心做事，王伯祥没和任何人商量，把妻子等了十几年的单位楼房给了韩永山，并给他的家人在山东安排了工作，让韩永山彻底“落户”在山东。
等了半辈子的宽敞房子被丈夫一声不吭地拱手让人，相信没有一个妻子会不生气。
侯爱瑛拿着大炒勺，挥舞着朝王伯祥怒吼，王伯祥看着妻子委屈的泪水，心中不知所措。
但在那个时候，没有时间让这对夫妇闹别扭，寿光需要王伯祥的地方实在太多。
韩永山是让王伯祥彻底拴在了山东，但三元朱村民们却不配合，吵吵嚷嚷地闹事。
“什么大棚？没听说过！”
“赔了怎么办？”
“玉米正在地里抽缨呢，哪有地建棚，你想让俺把庄稼都砍了吗？”
王乐义招架不住，赶忙跑去找王伯祥，王柏祥对他承诺：“你们大胆搞，挣了钱是你们三元朱村的，输了就是县里的！”
有了王伯祥的保证，王乐义放下心来，点出17名党员带头砍玉米、建大棚。
1989年8月，寿光三元朱村17个冬暖大棚建成，韩永山对此亲力亲为，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绝学”全部传授给建棚的乡亲。
同年腊月，三元朱村传来阵阵鞭炮声，乡亲们围在菜棚外面，惊喜地看着一筐接一筐的黄瓜从里面运出。
这些鲜嫩的黄瓜一送到寿光市场，就被哄抢而光，价格也像窜天猴一样从五块蹦到十几块。
17个建棚户摇身一变成为了腰缠万贯的“万元户”。这下可让当初反对的人纷纷扼腕叹息。
第二年，冬暖大棚在寿光县全面推广，6000个大棚拔地而起。
有了寿北蔬菜的成功，王伯祥信心倍增，带着自己的人员班子去开发寿北盐碱地。
县委成立了开发规划组，请来300多名水利、农业、养殖、晒盐方面的专家和技术员进行实地调研。
经过8个月的努力，寿北如何改造、要建多少个蒸发池、挖多少沟、修几条路等问题都一一确定。只等王伯祥的一声令下，便可全部动工。
1987年10月，王伯祥拿着行李走进寿北工地，和众多民工兄弟一块住到了临时搭建的招待所，这一住就是45天。
平日里，王伯祥书记亲自到工地监督，和民工一块干活，浑身泥泞不像一个干部。
在他的亲力亲为下，仅仅一个半月，寿北盐碱地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原本泛着白碱的烂泥滩变成了一块块齐整的盐田，沟、路、渠纵横交错300有余。
寿北只靠盐田年收入便可过亿，更不用说还有虾池、台田等其他不菲收入。
寿北有了赚钱的法子，王伯祥又马不停蹄地带着人南下考察工厂。
经过他手，给县里带来投资1.5亿，上了77个项目，寿光死气沉沉的工业渐渐焕发生机。
1986年到1991年，是王伯祥在寿光县的任期。
五年时间，他兑现了当初在市委发下的誓，他让整个寿光扯掉了“穷县”的外衫，裹上“富裕”的棉袄。
“多做对人民有利的事。”这是王伯祥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每次遇到困难，他总是想着包揽责任：“大胆试，天塌了，我顶着。”
整个寿光没有一个不感谢王伯祥的，“柏祥饭店”“柏祥餐馆”等小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寿北街道。
后来，王伯祥离开寿光，十里八乡的乡亲们从家里赶来送他，个个眼含热泪，满目不舍。
王伯祥挨个握过手后，拿着一个空旷的行李包，一步一步走出寿光的土地。
2019年9月，王伯祥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
有记者问王柏祥：“您觉得当官难吗？”
王柏祥笑了笑：“说当官难的，是想'公私兼顾’。”
他并不是神仙，心中只有天下，他也是普通人，心中饱含七情六欲。
这么多年过去，自己对家人有多少亏欠，王伯祥一清二楚。
但现实就像蔡锷将军对小凤仙说的：七尺之躯，已许国，再难许卿。
在那个困苦的年代，没有人能做到事业和家庭兼顾，王伯祥身上担着全寿光，只能让心里藏着小家庭。
2008年，67岁的王伯祥退休在家，他用剩下的时间去弥补妻子，去陪伴家人。
王伯祥被称为寿光的设计师，是人民的保护伞，但他究极一生，所寻求的不过是让寿光人都能有一个平淡温馨的家。
看《觉醒年代》，最有感触的一句话就是：他们的续集便是我们如今的美好生活。
我们生长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目光所致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人民。
生在盛世，人们便觉得目前的一切都是唾手可得。
如今我们已经能够拥有傲然世界的资本，就决不能忘却前辈筚路蓝缕的呕心沥血。
他们用一生换来的太平盛世，后人要用信仰来捍卫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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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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