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⑩南宋樓璹《耕織圖》所繪花樓機。故宮博物院藏
陸上、海上兩條「絲綢之路」，是我們祖先留下的寶貴物質、文化遺產。這兩條「路」開闢和持續存在的前提，是我們古老的中國是絲綢的發源地，並且絲織業長期發達繁榮領先各國。如今國內外學術界普遍公認，栽桑、養蠶和利用蠶絲織造絲綢，是古代中國人的偉大發明。這對人類文明的貢獻，不亞於「四大發明」。\姜舜源 文、圖
大約在公元前五世紀，即距今二千五百年前後起，我國絲綢開始流傳國外，絲綢生產經驗和技術隨之傳播四方。大致路線是：東經朝鮮半島，傳至日本；北越阿爾泰山脈，傳至俄中腹地或更遠；西經中亞傳到波斯，再傳至歐洲；西南則傳入印度。總的看，在公元前已傳布歐亞大陸。唐朝開始我國經濟重心南移，海上絲綢之路形成，我國絲綢又通過海路傳遍東南亞，遠及歐洲、非洲、拉丁美洲。陸、海不同傳播途徑合圍，中國絲綢及其紡織技術惠及全人類。中華民族是富有發明創造力和愛好和平的民族。幾千年來兩條「絲綢之路」，成為中國與世界友好交往的紐帶，古代中國被稱為「絲國」（Seres），本身既是以特產馳名，同時寄意美好、和善的嘉許。
「玉帛」中國 「男耕女織」
中國還是玉石的故鄉。與青銅不同，玉和絲綢貫穿於中國人古往今來的生活之中。「玉帛」代表和平。中國人總希望「化干戈為玉帛」，反映了愛好和平的民族性格。
中國古代傳統農業社會基本分工是，「男耕女織，不奪其時（不誤農時），以供財用」（宋鮑雲龍《天原發微》卷三）。男人「力田」種地，女人在家織布，優勢互補，一起解決吃飯和穿衣問題，真的是「婦女能頂半邊天」。
為了桑蠶業發展，古人不斷提高桑樹栽培技術，特別是通過桑樹嫁接，大幅提高桑葉品質和產量，促進了養蠶業發展。而繅絲車從手搖到腳踏，絲織機從手提起綜到腳踏起綜，以及束綜提花機的發明，型板印花取代手工描繪等等，使絲綢業的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無數能工巧匠的創造發明，使我國古代絲綢生產技術水平不斷提高，產品享譽世界。
在筆者看來，先民們對絲綢的發明和發展，似乎自始不是僅僅為了解決生存基本需要—溫飽。在六七千年前新石器時代出現絲織品說明，哪怕人人填不飽肚子，也阻擋不了他們對生活美的追求。因為絲綢的禦寒性能，比起獸皮實在相形見絀，若但求溫飽，實在無需費時費力去採桑、養蠶、抽絲剝繭，紡線絲織。他們推動物質生產同時，追求的是文而化之，嚮往文明社會！最顯著的事實是，中國繪畫伴隨、依賴絲織品產生。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說：「繪，會五彩，繡也。《虞書》曰：『山、龍、華蟲作繪』。」說的是中國繪畫從一開始，就與絲織品相伴而生，四千多年前堯舜時代，就在衣服上繪山、龍、華蟲等「十二章」紋飾。孔子回答弟子們對古詩「素以為絢兮」的疑問，指出：「繪事後素」。素就是紈素，白絹，他說這是講繪畫就是在白絹上進行。周代《詩經》裏已有羅、綾、紗、綺、錦，春秋末期的孔子嚮往穿上西周的衣冠，「服周之冕」（《論語．衛靈公》）。此後綾、羅、綢、緞等門類齊全、色彩紛呈，漢語裏許多大事以絲綢及其紡織比況。
比如：「經緯」，出自紡織上的經線、緯線，進而生發出「經天緯地」、「經書」、「緯書」；「綜合」、「組織」，出自絲織機部件「綜」，它牽引着兩組經線上下交錯分合，讓穿梭的緯線通過，經過不斷綜合，組織出布帛。我國在新石器時代已採用線綜生產織物，後出現竹綜、金屬綜。而許多美好事物，也都以精美絲織品形容，諸如錦繡前程、前程似錦，繁花似錦、錦上添花，化干戈為玉帛等。
六千年紡輪 四千年絹片
中國原始紡織技術，可以追溯至一萬多年前舊石器時代中期。大致在一萬年前進入新石器時代不久，便出現了最早的紡織工具—紡輪（圖①、圖②），原始紡織機—腰機。圖①是西安半坡遺址，出土距今六千至六千七百年前陶紡輪，同時出土的陶器底部有麻織品印痕，說明他們確實織出麻布了。圖②是浙江餘姚河姆渡出土距今七千年前陶紡輪。兩處遺址東西相距一兩千里地，說明那時紡織技術已經普及。
絲綢的發明包括兩方面內容或者說前提：作為紡織纖維繭絲的利用、家蠶的馴化。大約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先民已懂得利用蠶絲。早在一九二六年，在山西夏縣的距今六千年前仰韶文化遺存中，就出土人工割裂的蠶繭。而浙江餘姚河姆渡出土的骨盅鐫刻着蠶寶寶，距今七千年。在浙江吳興錢山漾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家蠶絲織成的絹片、絲帶等，經碳十四檢測為公元前二千七百五十年，即距今四千七百年前。三千多年前商代甲骨文中有「蠶」、「絲」、「帛」等字。河南安陽大司空村、山東益都蘇埠屯商墓中亦出土過玉蠶。河南安陽出土三千多年前殷商青銅器殘片上，還帶着絲絹殘片遺跡（圖③）。
金玉陶瓷 以蠶為祖
近年來出土了大量蠶寶寶造型或圖案的玉器、陶器、青銅器、瓷器。地域分別從北到南，自西向東，可謂遍地開花。其中玉石蠶寶寶，集玉石、桑蠶絲織於一身，恰好代表了「玉帛」的意涵；他們形態各異的造型，反映了蠶不同生長期體態特徵。
巴林右旗博物館藏距今五六千年前紅山文化玉蠶（圖④），長七點九八厘米、厚二點六厘米、孔徑一點六八至二點五八厘米，黃綠色，內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遺址出土。當時同時出土有大大小小四隻玉蠶。這件略呈圓柱狀，頂端較平整，雙目圓形，略外凸。器身上半部施以規整的凸弦紋，表現蠶寶寶軀體背部紋理，下半部光素，尾端略上翹，造型古拙質樸。兩側有一對穿透的圓孔，說明是懸掛佩戴。
甘肅省博物館藏距今四千年前「齊家文化」蠶紋紅陶雙聯罐（圖⑤），口徑十二點五厘米。此器由兩個橫條，將兩敞口鼓腹罐緊緊相連，罐面陰線淺刻蠶狀的條紋，率真寫意，稚拙可愛。
寶雞市周原博物館藏西周（前十一世紀至前七七一年）蠶形玉珮（圖⑥），長一點九厘米、厚○點八厘米，白玉，陝西扶風縣齊家村遺址採集。玉色純淨光亮，圓雕，玉蠶肥胖，短體屈身，以較粗之陰線表現蠶節，圓目，張口，下唇中鑽一透孔。整體形象更像從蠶繭裏取出的蠶蛹。
周原博物館還藏有一件西周半月形狀蠶形玉珮（圖⑦），扶風縣強家村一號墓出土。玉色青黃，圓雕，通體琢成節狀，彎曲成半圓形。巨目圓嘴，頭部平齊，大耳，口中鑽一圓孔，與側面一孔相通，尾部兩面削薄成榫頭狀，通體拋磨光亮。這件整體形象更像在溫室裏不停吃桑葉成長中的蠶蟲。
蠶吃桑葉成年後，開始吐絲，作繭自縛，把自己包裹在繭房裏；接下去會化為幼蟲蠶蛹。如果等到破繭而出，變成成蟲飛蛾，繭絲齊斷，兩三個月養蠶就前功盡棄。所以一經繭成，即將其用熱水煮死，繅絲女工抽絲剝繭，集成絲線原料。這兩件玉蠶分別刻畫了成長中的蠶蟲、作繭後被取出食用的蠶蛹，兩個生長階段的形象。
成都博物館藏戰國（前四七五至前二二一年）青銅蠶紋戈（圖⑧），通長二十六點五厘米、寬七點六厘米。戈身前半部分稱為「援」；後部分用來鑲在木柄上的部分稱為「內」。此戈「內」雲雷紋、竊曲紋等構成的圖案中心，有一蠶紋，研究者認為他代表蜀國祖先「蠶叢」。古代各部落的中國人以龍為裝飾物的為多，但古蜀國人崇拜蠶，祖先蠶叢氏，就是一位桑蠶專家，因而被奉為蠶神。從《蜀王本紀》《華陽國志》都記載他「教民蠶桑」。
束綜提花織機 古代登峰造極
我國古代紡織技術創新一直未曾停步（圖⑨）。因原始腰機和斜織機只能織出沒有花紋的平紋織物，後來發明了挑花桿，在其上挑織圖案。或者挑一緯織一緯，或者挑一個循環織一個循環，但仍感覺效率不高。於是一面軟化挑花桿，用綜線來代替挑花桿，創造出多綜式提花機；二是保持挑花桿挑好的規律不變，想方設法把其中規律反覆地傳遞給經絲，又創造出花本式提花機。
花樓機是在這一切創新基礎上進一步創新，是中國人又一偉大發明。其機械原理極為複雜。織造時兩人配合操作，一位挽花工坐在花樓之上，口唱手拉，按提花紋樣逐一提綜開口；另一位織花工在花樓之下，腳踏地綜，投梭打緯。南宋初年，朝廷在全國推廣農學家樓璹創作的科普連環畫《耕織圖》，其中一幅專門描繪一部大型提花機（圖⑩）。這部提花機有雙經軸、十片綜，上有挽花工，下有織花工，她們相互呼應，正在織造結構複雜的花紋。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提花機。宋代精美絕倫的絲織品，就出自這高度發達的機械；同時提花機也是在此時傳到歐洲，西方近代化織機就是在此基礎上形成。明代宋應星《天工開物》記錄了提花機此後進一步完善，在古代科技條件下登峰造極。而宋、元、明、清絲織品正是錦上添花。（圖11、12、13、14）
發明創造 奉為神聖
中華民族極端推崇科技發明和文化創新。帶領大家改變了人類命運的科技發明，古人尊之為神聖。帶領先民告別穴居野處野蠻人生活，「構木為巢」蓋房子的「有巢氏」，帶領先民「鑽燧取火」，從此吃上熟食的「燧人氏」，戰國思想家《韓非子．五蠹》，均稱他們為「聖人」。創立和發展原始農業的炎帝為「神農氏」，而「畫八卦」開文字之先河的「伏羲氏」為「人文始祖」（圖15）。
「嫘祖」，是中華民族桑蠶和絲織業的女中堯舜。《史記．五帝本紀》記載她帶領先民們養蠶、繅絲，漢代起皇后每年四月祭祀「先蠶」，北周以後將嫘祖作為桑蠶業發明人「先蠶」，說她「親蠶為絲，以率天下」（宋代胡宏《皇王大紀》），與同時代的炎、黃二帝同為中華民族「人文初祖」。清代保持男耕女織傳統，仲春皇帝到先農壇舉行「親耕禮」；暮春三月，皇后主持國家祀典「親蠶禮」，祭祀先蠶嫘神，還要親自採桑餵蠶、獻繭繅絲等。遺址即今北京北海東北部的「先蠶壇」。
（作者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者、北京市檔案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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