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学习建筑
柯里亚
Learning from Ekalavya Charles Correa(查尔斯•柯里亚)
I 这是一个流传了上千年的古老故事。年轻的王子Arjun,伟大的婆罗门神箭手Dhrona的学生,是这个国家最好的弓箭手。一天,当Arjun和他的兄弟在树林中嬉戏,他们被一只狗的狂吠所打扰。正当他们在考虑怎样才能让这只狗住嘴时,一支箭从树丛中射出,穿过狗的牙齿—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停止了狗叫,却没有伤到狗半分。
年轻的王子十分震惊。这显然是一位伟大的弓箭手的杰作,一位技巧远胜于Arjun自己的弓箭手……但这会是谁呢?最终他们找到的是一个皮肤黝黑的年轻人,名叫Ekalavya。谁传授给你这样的技艺?他们惊奇地问。我的老师是伟大的Dhrona,年轻人答到。但你只是个贱民!Arjun叫到,怎麽可能一位婆罗门收这样一个学生?”我当然不敢去打扰这样尊贵的老师,”年轻人说,”但我塑了一个他的小小的雕像,每天我去森林的时候,我把它放在附近的树前—当我练习射箭时,我对自己说,伟大的Dhrona在看着我。”
II 我们不知道建筑是否可以被教授――但我们知道它可以被学习。因为学习是一个依赖于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的过程。传统的师父-徒弟式的关系运作得很好的原因是徒弟毫无疑问地信任他的师父。他的思想和整个生命如同吸水纸一样吸收师父的每一句话,观察每一个细微的差别。这种模式在印度和其它部分亚洲国家十分盛行,在欧洲历史上也有许多与此相似的模式。因此还是孩子时,伟大的巴赫(Johan Sebastian Bach) 自学作曲就是靠学习,模仿,和改编前辈大师的作品—就如同许多天才例如17世纪荷兰画家们那样。
在最近的几个世纪中,这种学习方式已经渐渐消失。今天盛行的是一种非常不同的,更为现代的学习方式。它的首要原则就是鼓励每个学生发展他们自己的判断力。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让我们从5000年前Ekalavya的年代跳到公元1952年, 那时我还在麻省理工读硕士学位。一天我们刚刚结束了一堂Prof. Gyorgy Kepes的讨论课。这些范围广泛的讨论课(seminar)十分特别,在我的教育中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在这堂课中,我们观看了有关米开朗基罗作品的幻灯片,当然包括西斯廷天顶画。它给了我一种复杂的,令人迷惑的感觉。我感到迷惑:真的有人能“看”(懂)西斯廷天顶画吗?或者就象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一样,是那些有关它的各个文化层面上的宣传和艺术评论,使得当人们最终走进卢浮宫看到原作时有种…..失望的感觉?不,事实上更糟。 人们看不到蒙娜丽莎。人们注视着她,但她消失了……脑子里没有任何印象。那些宣传留给我们的印象太深了难以去掉…至少,不能很快去掉。(当我们看到蒙娜丽莎原作的时候, 我们的头脑中只有我们从宣传中获得的印象, 而没有我们自己的结论) 西斯廷天顶画也是这样的吗?下课之后,我们四个同学一起去喝咖啡。突然, 其中一个,我想是Jack Caldwell,说:你们知道吗?我不认为米开朗基罗那末伟大。Jack可能错了…也许对了。那并不重要。我感到奇妙的,超现实的是,我们这四个乳臭未干的自以为是建筑师的学生,喝着咖啡,在这样一个题目上随意地/严肃地交换看法。
这个情形一直存在我的记忆中,因为它生动地体现了我的学习过程。当然我明白了为什么对于一所大学最重要的就是鼓励— 事实上,有时是强制性的 --独立的判断能力。这是现代教育的里程碑。因为在我们当今的媒体泛滥,大肆宣传的世界上,学习如何往后站,与那些冲向我们的信息保持距离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必须,无论如何,要培养我们的独立判断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我们的心智健全。
可是……如果我们从未进入过Ajanta洞穴,或从未听过贝多芬的最后一部四重奏,从没有毫无疑义地相信他们,我们真的能理解他们吗?如果我们不理解他们,我们会不会反对他们? 或者反之,向Ekalavya一样,向他们学习? 这个森林中的小贱民,没有老师,只有一个小小的泥像在他身边, 表达了一种强有力的知识传播的方式,智慧和态度才是学习的重要要素,事实上, 即使在本世纪,法国美术学院依然存在某位导师有自己的画室, 和绝对信仰他的一班学生.这位大师, 走到你的桌子前, 会拿起一只粗粗的铅笔画一道粗线, 把你的东西从根本上改掉: 比例, 檐口, 阴影的深度,无论什么。 “不是这样—这样!” 而你学习这一切因为你相信他的判断, 进入到他的世界。 即便是今日,我发现在全美国的许多建筑院校许多老师仍然采用这种教学方式和这种师徒式的关系。这种工作室往往最重要, 也最受争议。对于其他老师而言,这不是教育,而是一种可怕的Jonestown.(是在圭亚那(南美洲东北的一个国家)西北部靠近委内瑞拉的一个群众寺庙,在此聚集一个宗教祭祀团体,该团体结束与1978,当其领导和创始人Jim Jones 引发了约913集体自杀)。对于参加了这些课的学生而言,这种体验是他们在今后的生活中唯一经常回忆起的,使得在某种程度上毫无意义的大学生活有了些价值。
因此我们处在教育上的一个两难境地:一种是师徒似的模式――一种有效的途径但很不幸会导致学生受到某种洗脑式的教育。另一种模式,我们有某种健康的当代怀疑主义的方式,使得我们最终几乎什麽也没学到。我们到底应该选择哪个?
III 也许我们可以看一看几个世纪前的那些艺术家和音乐家的例子:巴赫,海顿,达芬奇,等等。作为年轻的学徒,毋庸置疑他们从模仿(通常是很表面的模仿)前辈大师的作品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他们是最虔诚的学生。使他们最终能逃离Jonestown的是他们逐渐让他们自己远离这种无法抵制的学习方式――他们开始尝试用自己的声音说话。(我们都知道一个故事,年轻的巴赫每晚偷偷爬上阁楼记录他的叔叔特意背着他弹奏的管风琴作品,当他的叔叔发现了,他撕掉了巴赫的笔记本,并且惩罚了他。但正如伟大的大键琴演奏家Wanda Landowska评价的:“太晚了!因为在纪录的过程中,年轻的巴赫已经学到了他要学的关于音乐的所有东西――如同一棵树的根贪婪的从土地中汲取他所需要的全部营养。”
因为巴赫之所以变成巴赫,他首先必须经历真正伟大的作品中的激情――虽然只是对他人作品的共鸣。然后他必须找到他自己的声音。因为在受到大师的影响之后,必须开始保持距离。 是否可以把这一过程引入到建筑教育中?我们是否可以把课程设计成这两种方式兼而有之――师徒似的学习室(Guru studios) 和距离式的学习室(Distancing studios)――每种模式有不同的适合此种模式的老师来教。
在这样的教育系统中,每个学生可以自己调节选择课程的顺序,因而使之适合自己的发展。这种选择应该在一位指导教师 Faculty Advisor)的咨询下进行(这位教师将会指导该学生直到他毕业),因而使得这些选择更有意义和有效。此刻,在每个学期的第一个星期 (当教师们在推销他们的课程时), 学生们倾向于选择他们感兴趣的课程—而不是那些对他们来说必需和有用的课程。例如,如果某个课程强调结构要素,而我不喜欢结构,那么我不会选这门课。但是这门课也许恰恰就是我应该选的――而且正因为我不喜欢结构。现在的这种以随意的课程选择为特点的教育系统仅仅鼓励学生放纵自己去选择那些自己容易过的课程,而不是去均衡自己所受的教育。(正如一位教授硕士课程的老师略显苦涩的评论:我们所面对的不再是学生,而是客户。 We don’t have students any more, we have clients.)
[注:在国外的大学,学生通常在每个学期的第一个星期选课,老师们会对自己的课程做一些介绍。这种选择的自由度很大,通常大家会选择自己喜欢的或容易过的课。而国内则相反,几乎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至少我上大学的时候是这样的,虽然也有选修课,但选来选去就那么几门课,形同虚设。不知现在有没有改变)。这就形成了两个极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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