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在《插秧歌》中云：“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胛。”就如古人一样，乡亲们插秧也都穿蓑戴笠拖儿带仔齐上阵，力所能及地为插秧做点事，哪怕雨水让全身湿透。
乡亲们在穿蓑戴笠插秧时，即便只戴着一顶草帽，披着一块尼龙，也心静如水，六根清净，只一门心思将秧插好插齐，等秋后有一个好的收成，既植绿了稻田，又植净了心田，正所谓：“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在烟雾缭绕的清晨，或是薄雾漫天的午后，乡亲们就如身穿铠甲，头戴盔帽，手持长矛，驾驭耕牛，在风雨中驰骋战斗。
蓑衣、斗笠和雨伞一样，注定是为雨而生的。离开了雨，蓑衣和斗笠大抵就失去了它的本来用途和原始意义。但蓑衣和斗笠，自古以来就是天生绝配，离开其中一个，另一个就难以独善其身。
父亲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一生与土地打着交道，在土坷垃里不仅与耕牛结下了深厚情谊，还与蓑衣、斗笠有着独特的情感。老房子的板壁上、土墙上挂着几件半新半旧的蓑衣，这些蓑衣都是父亲亲手一针一线制作的，这些蓑衣也陪着父亲风里来雨里去飘摇大半生，就如父亲相依为命、同生共死的兄弟。
老家房前，是一片坦途的荒地，父亲随时都将山里寻来的棕树苗，移栽到这片荒地里。几十年下来，这片荒地俨然成了棕树的领地，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棕树，整整齐齐、郁郁葱葱地排列着、生长着。父亲总要清早起来给这些棕树进行修剪，不是剪掉多余的棕叶，就要用镰刀剥去老去的棕毛。父亲说，这就像给孩子理发一样，只有经常整理打理，孩子才看起来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精精神神。
父亲将修剪的棕毛积攒起来，用塑料袋子装着，等棕毛积攒到一件蓑衣的分量，就趁阴雨绵绵的天气，在家缝制蓑衣。父亲是制作蓑衣的能工巧匠，就如村里的老裁缝。在动手之前，父亲早已在心底勾勒出了蓑衣的形状和轮廓，就如我写诗作文之前的腹稿，总是做到心中有数、胸有成竹。
父亲缝制的蓑衣，不仅样式新颖美观，还厚实结实，穿着也舒适得体，冬天还能保暖御寒，深受乡亲们的喜爱。只要哪家需要，父亲就会将缝制好的蓑衣赠予他人；如果哪家想请父亲前去缝制蓑衣，父亲也爽快答应，从不推辞。
晴带雨伞，饱带饥粮。这是乡下人的良好习惯，他们骨子里天生就有安不忘危、未雨绸缪的潜在意识。父亲也是一样，不管天晴下雨，父亲总习惯性将蓑衣带着，以防天气有变。即便天气晴朗，父亲在田间劳作疲惫不堪的时候，也可以顺势躺在蓑衣上休息片刻，抽一根他认为能提神醒脑的旱烟。
在玉米成熟收割之前，为防止牲畜糟蹋和盗贼偷盗，父亲总是在夜晚独自一人带着蓑衣，在玉米地里值守。即便倦了困了，父亲也不回家，他以大地为席，以星空为被，随便就在蓑衣上躺下打盹，直等到天亮才慢慢回家。父亲多少个日日夜夜的坚守和辛劳，为的是能多收获几粒玉米，让全家人少饿肚子。
冬日里，在大雪纷飞的天气，父亲也经常披着蓑衣、戴着斗笠，在风雪里打柴、耕地、整田、挑石、除草。即便蓑衣和斗笠上飘满了雪花，父亲却仍不肯歇息。终有一日，父亲在陡峭的山坡上除草，劳累过度昏倒滚下，只因有蓑衣的保护才没有受到大的伤害。在后怕之余，父亲说，蓑衣就是他的保护神和保护伞。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父亲在五十六岁却一病不起，就再也没有归来，永远地离开了陪伴他一生的蓑衣。父亲没有给后辈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唯有几件像样的蓑衣挂在寂静的墙壁上。将父亲安葬后，母亲对儿女们说，还是给你们父亲捎去一件蓑衣吧，免得他在那边受冷受冻。
遵照母亲的心愿，二哥将家里最新的蓑衣找了出来，拿到父亲坟头，轻轻地盖在父亲的坟上。几十年过去，这件蓑衣早已腐烂化水，流进了我们对父亲深深思念和想念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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