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父亲是个本分人，在我的印象里少言寡语。累了，喜欢在田间地头蹲下，吸一支自己制作的旱烟。高小毕业，在当时那种普遍不识字的农村环境，已经算能识文断字的了。也因为这点，在22岁那年，经八阿婆介绍，与邻村的姑娘结了婚。一年后有了我。
那是一个人多力量大、养儿能防老的年代，父亲家姊妹4人，母亲家兄弟姊妹5人。父亲在家排行老大，母亲在家排行老三。2家人都是农民。很少外出。那时候外出到城市，是需要政府开证明的，没有证明手续，当盲流处理。 收入来源只能依靠土地和一身的力气。生病是绝对不允许的。
在我的印象中，我们家从没有富过，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不能用现在的节俭来描绘父亲起居生活。逢年过节出门的衣服有一身的，年年穿，不能说新，只是没有补丁。不是重要场合，从来不拿出来穿。日常穿的衣服，裤子的屁股部位总是缝了一层又一层，膝盖处也是补丁摞着补丁。
家里吃的菜，清淡的能照出人影。偶尔割点肉，总是肥肉多，瘦肉少，若卖肉的师傅给多了瘦肉还满肚子的不乐意。拿小火把肥肉榨出油来，放在碗或罐子里，每次做菜放一点。做菜的理念也是“一次性、大分量”，没有口味变化，我们家中午和晚上的菜谱基本一样。就是这样，父亲总是在吃完最后一根剩菜后，用手里剩余的玉米饼子或黑面馒头，仔细地擦去挂在碗边零星散落的油水，盘底光洁如新后，再倒上温开水，用筷子搅和两下，连水一起喝掉方才能心满意足。
夏天，水果丰盛的季节，家里也能吃上水果。每次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买回来的一些水果，都是别人挑剩下的，随便挑一个都无疑有着创伤或霉斑。赶过大集的都清楚，那是一种叫做“包圆儿”的买法，好的被人挑走了，次好的又被无数双手掂起选过。 剩下的是残次水果。果农或摊贩会在集市结束前以很低的价格甩出去，我父母就是这时的常客。
我直到今天，也不怎么喜欢吃水果，可能跟吃发霉腐烂的水果有关系。残存的记忆里，总是父母拿个菜刀或铁勺子，将腐烂、坏掉的水果挖去，把剩下的，看上去没有腐烂的放在盆子里，腐烂的让鸡鸭去处理。怎么吃，都有一股行将腐烂的味道，而每次，都有种吃撑着的感觉。外面的鸡鸭在吃腐烂的边缘部分，里面的人在吃相对没腐烂的部分，空中的苍蝇还时不时的在嘴边飞舞，混合着水果的气息，说不上是享受还是厌恶。
生活虽贫苦，很少听见父母争吵到离婚，离婚对于那代人是个禁区，似乎贫穷到人身只能相互依存才能活命，土地和毛坯房是唯一赖以存活的空间。
就是脆弱的感情，在那个年代都无比坚贞。父母吵架是经常发生的，为了钱的事吵架更是家常便饭。大概在我十几岁那年，有一次月底，会打算盘的父亲，因为账实不符争吵了半晚上，差额居然是5角钱。不怎么识字的母亲，凭着脑袋的记忆，怎么也想不起哪五角钱花在哪里了，那天晚上，母亲翻箱倒柜，所有的衣服一遍又一遍地翻找，所有可能和不可能的地方都在查找范围内，诚惶诚恐的样子，全无一个成年人该有的镇定。
我始终记得父亲那阴沉的脸，拉的老长，指桑骂槐的语调，似乎他所有的劳动，都被母亲送给了她娘家人。只因为5角钱的差额，父亲暴跳如雷，把手边能摔的东西狠狠地掼到地上，动作有些癫狂。人的声嘶力竭伴着器物的破碎声响，全家都笼罩在恐惧中。而后家里便又陷入前所未有的寂静。晚饭自然是省了，一家人因为5角钱，集体挨饿。 深夜母亲蹲在地上小心地一件件收拾那些还没完全坏掉的器皿，父亲则身着破棉袄坐在门口的青石上，双手抱头，怔怔的望着天空。
就连平时不离左右的黄狗，都乖乖的躲在不知道的地方，生怕惹火烧身，招来无妄之灾。
二
可能太怕穷了，心里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跳出这个贫穷的地方。求学是唯一突破阶层的出路。在学校里，我异常勤奋，整个过程都不敢懈怠。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被某高校录取了，且是全村第二位通过考试走出去的，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很高兴，终于脱离了那片黄土地。最高兴的应该是我父亲。
在确认再三被大学录取后，我清楚的记得，那张通知书就放在抽屉里的，平时父亲很少拉抽屉，那几天父亲每隔一段时间就打开抽屉找什么东西。每天很早就出门了，特别喜欢往人堆里凑。
最让我忘不了的是父亲做了一件很出格的事。
每天晚上，手里拿个算盘，噼里啪啦的拨弄半宿。等他终于弄清楚了我大学所需的学费和生活费后，又仔细计算了一家人的平均收支后，便从母亲那里拿走了存折。中午顶着火辣辣的太阳，穿着满身湿透的薄衫，精神矍铄地跨进家门，身后的那条老黄狗，也趾高气扬的摇着尾巴。莫名其妙的向一家人宣布要大摆一场升学宴，还要让参会的人喝上最好的酒、吃上最好的菜，且是那种流水席。
这种疯狂的想法，自然导致一家人的激烈地反对。且进行了相当理性的探讨，和低烈度的争吵。痰迷心窍的父亲似乎完全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作为一家之主，风风光光的筹备起这场升学宴。在那几天里，他微驼的腰板似乎挺直了不少。那张黝黑的脸上挂着少有的自信，眼睛似乎闪着光，走路哼着没人听懂的小调，就连那条夏天到了还没换完毛 的老狗都散发着快乐。我当时是不理解的。就算现在也没体会到是什么让他如此疯狂。
升学宴那天父亲起得很早。刮光了脸上的胡须，用香皂洗了2次脸，用梳子仔细的梳了梳自己半黑半白的头发，穿上了逢年过节才能穿的衣服。小心翼翼地抚平衣服的褶皱。那庄重的仪式感，似乎像要娶媳妇。
9月，正是一年最热的季节，在这种光膀子都嫌热的日子里，父亲穿着厚厚的正装迎来送往，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推杯换盏的喝着高度的白酒，好像就他不觉得热。
我自然成了端茶倒水的，在席间穿梭着招呼客人。另一桌嗑着瓜子的女人们，在七嘴八舌的谈论。尽管压低了声音，有几句顺着风还是飘进我的耳朵。
刘大妈说：“老李头，抠抠嗖嗖了一辈子，今儿个怎么了，摆起阔了！也不是考上了就完了，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还是要挣的，今年麦子收成还不如往年。”
王姨笑了笑，接茬说：“嗨，还能为了什么，还不是为的一辈子没见抬起过的脸面。”
我心头一紧，抬眼看看不断劝酒的父亲，此刻他满面通红、一辈子笑容都没有今天多，那张黝黑的脸，张扬着一辈子的自信，堆满了一辈子的笑容。我当时的心，就如要轰然倒塌的城墙，险些泪奔。父亲的形象就这么定格在我印象中，直到今天，依旧清晰。
黄昏已到，人影开始变得模糊，村里的大爷大妈打着饱嗝陆续散去，留下满地狼藉。母亲和二姨挨桌收拾着，父亲站在街门口，一脚踩在青石上，一手叉着腰，怔怔的地望着天空。
我忽然就想起多年前父母因为5角钱，争吵了大半夜的场景。父亲那离奇的愤怒也许并不仅仅是因为那五角钱吧。他疯狂的、恼羞成怒般地摔向地上的，是对命运的无奈和对生活的不满意。
我再次抬起头看着衣着厚装的父亲，在夜色渐黑的映衬下，越来越模糊，那面侧脸依旧散发着莫名其妙的自豪。
夜色中，他似乎年轻了不少，又似乎是更衰老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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