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演講
1 光榮退場
有很多教授都發表過題目為「最後一場演講」的演說，你可能也聽過這類演講。
這種演說在大專校園裡已然成為慣例。教授經常受邀思考自己人生的大限，藉此談論自己認為最重要的事情。聆聽這樣的演說，聽眾總是不免想到這個問題：如果我們知道自己的人生已經走到了盡頭，會有哪些智慧之語要告誡後人？如果明天我們就不在人世，那麼我們希望留下什麼樣的榜樣？
多年來，卡內基美隆大學持續舉辦「最後的演講系列」課程。不過，等到主辦單位請我發表演說的時候，這個系列已經改名為「人生旅程」，希望受邀的教授「回顧自己私人生活與職業生涯的旅程」。這樣的描述看起來並不特別吸引人，但我同意遵循這項原則。他們把我的演說時間排定在九月。
那時候我早已檢驗出了胰臟癌，但我頗為樂觀。說不定我會是少數得以存活下來的幸運者。
在我接受治療的期間，主辦單位仍然不斷寄電子郵件給我，問我：「您的演講內容會談些什麼？請提供演說大綱。」學術界的形式慣例絕對不能省略簡化，就算你有其他的事情要忙，甚至是忙著要保住性命，也一樣不能便宜行事。到了八月中，主辦單位表示已經必須印刷演講海報，所以我一定要決定演說的題目。
不過，我也就在那個禮拜得知了這項消息：最近一次的治療結果無效，我只剩下幾個月的時間可活了。
我知道我可以取消演說，別人一定能夠體諒。突然間，我有好多其他的事情要處理。我必須因應自己的哀傷情緒，也必須撫慰愛我的人。我必須投注全部心力，把家裡的事務理出頭緒。但儘管如此，我卻沒辦法把那場演講拋在腦後。想到自己能夠發表一場真正是人生中的最後一場演講，我就不禁躍躍欲試。我能說些什麼？聽眾會有什麼樣的反應？我的健康狀況有可能讓我講完全程嗎？
「他們會讓我取消，」我告訴我太太潔伊：「可是我真的很想發表這場演說。」
潔伊向來是我的啦啦隊。只要我對某件事物感到熱中，她也總是一樣熱中。不過，她對這場所謂最後的演講卻頗為持疑。我們剛從匹茲堡搬到維吉尼亞州東南部，以便在我去世之後，能夠讓潔伊和孩子們離她娘家近一點。潔伊認為我應該把我珍貴的時間用來陪伴孩子，或者整理新家，而不該花時間撰寫講稿，並且跑回匹茲堡去發表演說。
「你可以說我自私，」潔伊說：「可是我要霸占你。你在這場演說上花多少時間，就等於是浪費了多少時間，因為這些時間都不是用在陪伴孩子們和我。」
我了解她的立場。自從我生病以來，我就暗自發誓要順從潔伊的意思，尊重她的願望。我認為自己有義務盡力減輕她因為我的疾病而承受的重擔，所以我才會花那麼多時間為我家人將來沒有我的生活預做準備。儘管如此，我還是擺脫不了想要發表這場最後演講的念頭。
在我的學術生涯中，我發表過不少相當精采的演說。不過，在資訊科學系所裡被人稱為最佳的演說者，就像是被人讚譽為七矮人裡最高的一個。一時之間，我突然覺得自己還有更多的東西可以和別人分享。我覺得我如果把全副心思放進去，也許能夠提供別人一些特殊的東西。說「智慧」也許有些誇大，但這說不定就是我能夠分 享給別人的東西。
潔伊還是不贊同我的想法。最後，我們只好向萊絲（Michele Reiss）尋求建議。她是一位心理治療師，我們在幾個月前開始接受她的諮商。她的專長在於幫助有成員罹患絕症的家庭。
「我了解蘭迪，」潔伊向萊絲醫師說：「他是工作狂。我知道他一旦開始準備這場演說，就會變成什麼模樣。他一定會把所有精力都投注在上面。」她認為我們目前面對的問題已經非常艱鉅，準備這場演講只會增加不必要的負擔。
潔伊不高興的原因還有另外一個：依照學校安排的演講時間，我必須前一天就飛到匹茲堡，而那一天正是潔伊的四十一歲生日。「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能夠共度我的生日，」她對我說：「你真的要在我生日當天拋下我嗎？」
當然，想到要在那一天拋下潔伊，對我來說也是相當痛苦。不過，我還是擺脫不了發表演說的念頭。我已經把這場演講視為我職業生涯的最後一刻，藉此向我的「職業家庭」道別。我甚至不免做起美夢，希望自己能夠發表一場精采的最後演講，就像即將退休的棒球強打把生涯中的最後一顆球轟上上層看台。我一直很喜歡《天生好手》這部電影的結尾，在那一幕裡，年老又受傷的主角哈布斯，奇蹟般地擊出了一記高飛全壘打。
萊絲醫師聽完了潔伊和我的說詞之後，才開口說話。她說，在她眼中看來，潔伊是個非常重視感情的堅強女性，原本希望花上數十年的時間和丈夫一起建立美滿的生活，把孩子養大成人，但現在我們能夠相處的日子卻突然壓縮為只有幾個月的時間。至於我，她則認為我還沒準備好要完全隱退於家庭生活中，更不打算就此放棄人生。「這場演講可以讓我所關心的許多人最後一次看到活生生的我，」我語氣堅決地告訴她：「藉由這個機會，我可以好好思考哪些東西對我來說才是真正重要，可以奠定別人在我死後對我留下的印象，也可以讓我在告別人世之前發揮一點正面的影響力。」
萊絲醫師不只一次看著潔伊和我坐在她辦公室的沙發上，緊緊抱著對方流淚。她說她看得出來我們對彼此非常尊重，也經常被我們努力要走好最後這一段路的決心所感動。不過，她說她沒有資格對我是否應該發表這場演講提供意見。「你必須自己決定。」她說，並且鼓勵我們認真聆聽對方所說的話，唯有如此才能做出對我們兩人都正確的決定。
由於潔伊對這件事情不太願意多說，所以我知道我必須誠實檢視自己的動機。這場演講對我為什麼這麼重要？我是不是希望藉此讓自己還有其他人知道我其實還健 在？是不是想要證明自己還有足夠的毅力交出優秀的工作表現？還是我熱愛成為別人的注目焦點，只想最後再上台賣弄一次？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受傷的獅子還是想知道自己能不能吼叫，」我向潔伊說：「這是自尊和自信的問題，不完全是虛榮心。」
實際上還有另外一項因素。我已開始把這場演說視為一道媒介，可以讓我參與那個我自己無法活著看到的未來。
我向潔伊提醒了孩子們的年齡：五歲、兩歲、一歲。「妳看，」我說：「狄倫現在五歲，我猜他長大以後應該對我還會有一點記憶，但他實際上會記得多少？譬如妳和我，我們現在還記得五歲時候的事情嗎？狄倫會不會記得我怎麼和他一起玩耍，或是我們曾經因為哪些事情一起歡笑過？他頂多只會留下模模糊糊的印象。還有羅 根和克蘿怡呢？他們可能根本什麼都記不得，尤其是克蘿怡。我可以告訴妳：孩子們長大之後，一定會經歷一段對自己的爸爸深感好奇的時期。他們一定會很想知道：『我爸爸是誰？他是什麼樣的人？』這場演講多多少少能夠為他們的問題提供答案。」
我對潔伊說，我會要求卡內基美隆大學一定要把演講內容錄下來。「我會拷貝一片DVD給妳。等孩子長大以後，妳可以放給他們看，這樣他們就比較能夠了解我是什麼樣的人，能夠知道我關懷哪些事情。」
潔伊聽完我的話，然後提出了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你如果有什麼話想對孩子們說，或是有什麼忠告要提出來給他們，為什麼不乾脆把攝影機架在腳架上，直接在客廳裡面錄下來就好了？」
這個問題可能問倒了我，但也可能沒有。一如叢林裡的那頭獅子，能夠讓我感到快活自在的棲息地，仍然是大學校園，在學生的面前。「我學到了一件事，」我告訴潔伊：「父母如果想對小孩說些什麼話，最好可以獲得別人的背書。我如果能夠讓聽眾在適當的時機歡笑鼓掌，孩子們可能會更願意接納我所傳達的訊息。」
潔伊向我這個大限不遠的表演者微微一笑，終於退讓了。她知道我一直想要找些方法為孩子們留下榜樣。好吧，也許這場演講可以達到這個目的。
於是，在潔伊的首肯下，我現在面臨了一項挑戰。我該怎麼做，才能讓這場學術演講在十年或甚至更久以後還能引起子女的共鳴呢？
可以確定的是，我絕對不要把這場演講的焦點放在自己的癌症上。我的醫療過程就是這樣，我也已經一次又一次地經歷過了。我不想述說自己和這場疾病奮戰而獲得的洞見，也不想說這段抗戰過程怎麼改變了我的人生觀。大多數人可能都預期這場演講的內容離不開死亡，但我堅決認為人生才應該是這場演講的重點。
＊ ＊ ＊
「我為什麼獨特？」
這是我覺得自己一定要回答的問題。回答這個問題也許能夠幫助我釐清自己要談的內容。我和潔伊坐在約翰霍普金斯醫院的候診室裡，等著又一份的病理報告。我利用這段時間拋出各種想法，要她幫我一起參酌。
「得癌症不是我獨特的原因。」我說。這點毋庸置疑。光是胰臟癌，每年就有三萬七千名美國人罹患這種疾病。
我努力想著該怎麼定義自己的身分：老師、電腦科學家、丈夫、父親、兒子、朋友、兄弟、學生的指導者。這些都是我所重視的角色，可是其中有哪個角色真的令我與眾不同嗎？
我雖然向來對自己頗有自信，但我知道這場演講不能只是自吹自擂。我捫心自問：「我個人究竟有什麼東西能夠提供給別人？」
就在那一刻，在那間候診室裡，我突然體認到了自己的獨特之處究竟何在。這個念頭一閃而過：不論我有什麼成就，我對各種事物的熱愛其實都源自於我兒時的夢想與目標……以及我在達成大多數夢想的過程中所付出的努力。我突然明白，我的獨特之處就在於形塑我這四十六年人生的所有夢想｜不論是深富意義的理想，還是各種怪異的幻想。坐在候診室裡，我知道儘管自己罹患了癌症，但我仍然真心認為自己非常幸運，原因就是我實現了那些夢想。而且，我之所以能夠實現那些夢想，則是因為有許多了不起的人物在我的人生路途上教了我很多東西。我如果能夠以我內心感受到的熱情講述自己的人生故事，這場演說也許能夠幫助別人找到實現夢想的途徑。
當時我的筆電就帶在身邊。有了這樣的頓悟，我隨即打了一封電子郵件給演講主辦單位。我說我總算想出了題目。「很抱歉拖延了這麼久，」我寫道：「題目就叫做『全力實現兒時夢想』。」
2 筆電裡的人生
我究竟該怎麼把自己的兒時夢想列出來？我該怎麼喚起別人對兒時夢想的回憶？身為科學家，這實在不是我習於思考的問題。
整整四天，我待在維吉尼亞州的新家裡，坐在電腦前面，一面瀏覽幻燈片和相片，一面製作我在演說中所要播放的投影片。我向來偏重於視覺思考，所以我知道我不會寫下文字講稿。不過，我蒐集了三百張家人、學生，以及同事的照片，還有數十張能夠用於闡釋兒時夢想的滑稽插畫。我在其中幾張投影片打上了幾句話｜短短的忠告或者箴言。我上台之後，這些語句就能提醒我該說些什麼。
我一面準備演說的資料，卻也每隔九十分鐘就起來和孩子們說說話、玩玩遊戲。潔伊雖然看到我努力維持與家人的互動，但仍然認為我花了太多時間在這場演說上，尤其是我們才剛搬進新家而已。她自然希望我先處理家中堆得到處都是的紙箱。
潔伊原本不打算出席那場演講。她覺得自己必須待在維吉尼亞陪伴孩子，並且處理搬家後的各種事務。我一直對她說：「我希望妳在場。」實際上，我真的非常需要她在場。於是，她終於同意在演講當天早上搭機到匹茲堡。
不過，我卻必須提前一天到那裡去。所以，在九月十七日，也就是潔伊滿四十一歲的那一天，我在下午一點半和她還有孩子們親吻道別，然後開車到了機場。我們前一天在她哥哥家裡舉辦了一場小型派對，提前慶祝了她的生日。儘管如此，我在她生日當天出發，還是會引起不愉快的聯想，讓她不禁想到往後的生日再也沒有辦法和我一起度過。
我在匹茲堡降落之後，隨即在機場和我的朋友史提夫．西柏特（Steve Seabolt）會面，他剛從舊金山飛過來。我們的友誼建立於許多年前，當時我利用特休到藝電（Electronic Arts）這家電玩公司短暫工作了一段時間，史提夫則在那家公司擔任主管。我們發展出親如兄弟的情誼。
史提夫和我互相擁抱，然後租了一輛車，一面開車，一面說著黑色笑話。史提夫說他剛看過牙醫，我隨即吹噓自己從此以後再也不必忍受看牙醫的痛苦。
我們在當地一家餐館停下來吃東西，我把筆電放在桌上，把我的投影片快速瀏覽了一遍，這時已刪減到兩百八十張。「這樣還是多得太誇張了，」史提夫說：「等你講完，大家都死了。」
餐館裡的女侍是個三十出頭的孕婦，一頭淡黃色頭髮。她走到我們桌前，電腦螢幕上剛好顯示出一張我子女的照片。「好可愛。」她說，然後問了他們的名字。我向她說：「這是狄倫、羅根、克蘿怡……」她說她女兒也叫克蘿怡，於是我們相視而笑。史提夫和我一再重複檢視我的投影片，由他幫我集中演說的焦點。
女侍送上餐點的時候，我為她肚裡的孩子向她賀喜。「妳一定很高興。」我說。
「那倒沒有，」她答道：「這胎是意外。」
她走開之後，我不禁為她這句坦白的回答而充滿感慨。她漫不經心的答話就像是一道提醒：在人生的起始和結束，「意外」這項因素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名女侍意外懷了個孩子，但日後必然會對他疼愛有加；我則是意外罹患了癌症，而不得不拋下我的三個子女。
一個小時後，我獨自待在旅館房間裡，繼續刪減及重整投影片裡的影像，腦海裡仍然一再縈繞著我的子女。旅館房間裡的無線網路時斷時續，搞得我滿肚子火，因為我還在網路上找尋合適的圖片。更糟糕的是，我在幾天前接受的化療也在這時候開始產生副作用，出現痙攣、反胃，以及腹瀉等症狀。
我工作到半夜才沉沉睡去，早上五點卻在一陣恐慌中驚醒過來。我內心有一部分抱著否定的態度，認為這場演說絕對不會成功。我在心裡對自己說：「你想在一個小時裡講完一輩子的故事，難怪會搞成這樣！」
我一再修改、重新思考、重新整理。到了上午十一點，才覺得總算理出了一套比較像樣的敘事結構，說不定可以行得通。我沖了個澡，換上衣服。中午，潔伊從機場搭車到了飯店，和我還有史提夫共進午餐。我們在餐桌上的談話相當嚴肅，史提夫矢言一定會幫忙照顧潔伊和孩子們。
下午一點半，校方把我在其中度過大半生的電腦實驗室題獻給我；我看著他們揭開布幕，大門上方掛著我的名字。下午兩點十五分，我在自己的辦公室裡，又開始感到化療的副作用渾身乏力、噁心反胃。我不禁納悶自己是不是必須把為防萬一而帶在身邊的成人尿褲穿著上台。史提夫叫我在辦公室的沙發上躺下來休息一下。我 聽從了他的建議，但還是把筆電放在肚子上，繼續修改我的投影片。我又刪減了六十張。
下午三點半，已經有少數人開始排隊等著聽我演講。下午四點，我從沙發上爬起來，把我需要的配備帶齊，準備穿越校園，走到演講廳去。不到一個小時，我就必須上台了。
4 父母樂透
我中了父母樂透的大獎。
我一生下來就握有中大獎的彩券，這是我能夠實現兒時夢想的一大原因。
我媽媽是個嚴厲的老式英語教師，心志無比堅定。她管教學生絕不假辭色，有些學生父母抱怨她對孩子們要求太高，她也只是默默承受。身為她的兒子，我自然了解她的高要求，而這也就成了我的好運來源。
我爸爸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軍醫，參與過突出部戰役。他創立了一個非營利組織，幫助移民兒童學英語。至於他維持生計的工作，則是經營小生意，在巴爾的摩都心賣汽車保險。他的顧客大都是窮人，不是信用紀錄不良，就是資產有限，但他總是會設法讓他們取得保險，得以開車上路。由於各式各樣的原因，爸爸向來是我的偶像。
我在馬里蘭州哥倫比亞長大，生長在舒適的中產階級環境裡。錢在我們家裡從來不是問題，主要是因為我爸媽從不覺得有需要花太多錢。他們的節儉幾乎到了過分的地步。我們很少出外用餐，一年只看一兩部電影。「看電視就好，」我爸媽常說：「電視不用錢。要不然上圖書館更好。去借書來看吧。」
在我兩歲而姐姐四歲的時候，我媽媽帶我們到馬戲團去看過一次表演。我九歲的時候又吵著要去馬戲團。「你不用去，」我媽說：「你早就去過馬戲團了。」
從今天的眼光來看，我爸媽管教小孩的方式似乎太過嚴酷。不過，我的童年實際上卻非常美妙。我確實認為自己一生下來就占有優勢，因為我媽媽和爸爸在許多事情上都處理得非常恰當。
我們買的東西不多，但思考過各種事物。這是因為我爸爸具有一股深富感染力的求知欲，對時事、歷史，以及我們的人生都極為好奇。實際上，在我成長過程中，我一直以為世界上只有兩種家庭：
一、吃一頓飯也離不開字典的家庭。
二、沒有這種需求的家庭。
我們屬於第一類。每天晚上，我們總是在翻查字典，而我們的字典就放在距離餐桌才六步距離的書架上。「你如果有問題，」我爸媽總是這麼說：「就去把答案找出來。」
我們家的人從來不會呆坐著空想。我們懂得更好的做法：打開百科全書，翻開字典，敞開心智。
我爸爸也是講故事的高手，他總是說，故事必須有益人心，他最喜歡帶有寓意的趣聞軼事。他是講述這種故事的行家，我也充分吸收了他講故事的技巧。就是因為這樣，所以我姐姐譚美在網路上觀看我那場最後演講的時候，她雖然看到我的嘴巴在動，但耳朵裡聽到的卻不是我的聲音，而是我爸爸的聲音。她知道我引用了不少他最得意的智慧小品。這點我絕對不會否認。實際上，我在台上的時候，不只一次覺得似乎是我爸爸透過我的嘴巴在說話。
我幾乎每天都會向別人引述我爸爸說過的話。這麼做的部分原因是，你如果對別人提出自己的智慧箴言，別人通常不屑一顧；可是你如果轉述第三者的智慧言語，感覺上就不會那麼自大，別人也比較聽得進去。當然，如果你身邊有個像我爸爸這樣的人，那麼你只要一有機會，就一定會忍不住要引用他說過的話。
我爸爸給過我不少人生忠告。「如果沒有必要，絕對不要下決定。」他常常會說類似這樣的話。他也提醒我，不論在工作上還是感情關係裡，就算自己居於主導地位，也絕對不能為所欲為。「就算你坐在駕駛座上，」他說：「也不表示你一定要輾過別人。」
最近，我發現自己會把他沒說過的話也都歸功給他。不論我想說的是什麼，他也大有可能說過同樣的話。在我心目中，他簡直無所不知。
另一方面，我媽媽也是見多識廣。在我一生中，她一直認為自己有責任節制我的傲氣。現在，我對這點深懷感激。即便到了今天，如果有人問她我小時候是什麼模樣，她還是會說我「相當機靈，但不是特別早熟」。在當前這個時代，父母總是把自己的孩子捧成天才，但我媽媽卻認為「機靈」就算得上是稱讚了。
我在攻讀博士的時候，曾經考過一項叫做「理論資格考」的考試。現在我可以肯定地說，那場考試絕對是我人生中僅次於化學治療的痛苦經歷。我曾向我媽抱怨那場考試有多麼難考，結果她靠到我身旁，拍了拍我的手臂，然後說：「親愛的，我們明白你的感覺。別忘了，你爸爸在你這個年紀的時候，可是在和德軍打仗呢。」
我拿到博士學位之後，我媽媽特別喜歡向別人這麼介紹我：「這是我兒子。他是doctor（譯註：博士與醫生在英語中皆稱doctor），可是不是能夠幫助別人的那一種。」
我爸媽深知幫助別人必須付出什麼樣的努力。他們總是在遭到別人忽略的地方尋找有意義的方案，然後全力投入其中。他們曾在泰國鄉間共同認捐一棟可容納五十名學生的宿舍，藉此協助少女待在學校讀書，避免淪入賣淫的火坑。
我媽媽總是充滿善心；我爸爸則是樂於捐獻一切，就算因此只能睡在布袋裡也甘之如飴。不過，我們其他人還是寧可住在市郊的住宅區裡。就這方面而言，我認為我爸爸是我這輩子遇過最有「基督徒精神」的人。他也是社會平等的熱切倡導者。他和我媽媽不一樣，並不輕易認同組織化的宗教（我們是長老教會信徒）。他比較注重宏大的理想，認為追求平等是最偉大的目標。他對社會有很高的期望，雖然經常幻滅，卻仍然保有高度的樂觀心態。
我爸爸在八十三歲的時候診斷出白血病。他知道自己來日無多，於是預先做好種種安排，同意捐贈自己的遺體供醫療科學之用，也為泰國的少女救助計畫捐贈了至少足夠營運六年的資金。
有許多人看過我那場最後演講之後，都特別喜歡我在投影幕上播放出來的一張照片：我在照片裡穿著睡衣，用手肘支撐著身體。由這幅照片，即可清楚看出我是個愛做夢的小孩。
我身前那條橫木，是高架床外側的護欄。我爸爸是個相當不錯的木工，那張床是他做的。照片中那個孩子臉上的微笑、眼裡的神情，還有那條橫木，在在都提醒我這輩子中了父母樂透的大獎。
我的子女雖然會有個關愛他們的母親，而且我也知道她會好好帶領他們走過人生的路途，可是他們卻不會有父親。我已經接受了這項事實，但還是不免感到難過。
我一再告訴自己，我爸爸一定會認同我度過人生中最後這幾個月的方法。他一定會建議我幫潔伊把一切事情安排好，盡量多花時間陪伴孩子們｜而我現在正是這麼做。我知道他一定會認為我們搬到維吉尼亞是明智的選擇。
我認為我爸爸還會提醒我另外一件事情：對孩子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讓他們知道父母深愛他們，而且父母不一定要活著才能做到這一點。
5 平房裡的電梯
我的想像力總是天馬行空。在高中期間，我突然感到一股衝動，覺得自己必須把腦子裡面翻騰的那一大堆想法，揮灑在我臥房裡的牆上。
我向爸媽請求允許。
「我想在房間的牆壁上畫畫。」我說。
「畫什麼東西？」他們問。
「畫我覺得重要的東西，」我說：「我覺得很酷的東西。到時候你們看了就知道。」
對我爸爸來說，這樣的解釋就夠了。這就是他了不起的地方。他鼓勵創意的方法，就是對著你微微一笑。他最喜歡看熱情的火花綻放成燦爛的煙火。而且，他了解我，也明白我必須以不符常規的方式表達自我的需求。因此，他認為我在牆壁上塗鴉的行動是個很棒的主意。
我媽媽不是特別贊同這種逾越常規的行為，但她一看到我那副興奮的模樣，也就不再堅持。她也知道這類事情最後總是我爸的意見勝出，所以不如事先平和退讓。
在兩天的時間裡，我在姐姐譚美還有朋友傑克．薛利夫（Jack Sheriff）的幫忙之下，在臥房裡的牆壁畫上了圖案。我爸爸坐在客廳裡，看著報紙，耐心等待著我的揭幕儀式。我媽媽在走廊上徘徊，緊張不已，一再躡腳走到房門口，想要偷看我們在做什麼，但我們緊閉了房門。就像拍電影的人說的，我們必須「清場」。
結果我們畫了什麼呢？
我想在牆上寫一道二次方程式。在二次方程式裡，未知數的最高次方是二次方。向來是書呆子的我，認為這點相當值得慶賀，於是就在門的旁邊寫上：
傑克和我把門畫成銀色的電梯門，並且在門的左側畫上「上樓」與「下樓」的按鈕，電梯上方則畫出一排格子，分別寫上一到六的數字，其中「三」這個數字還亮了起來。我們家是平房，只有一層樓，所以我畫那六層樓是異想天開。但現在回顧起來，我那時為什麼沒有畫八十層或九十層樓呢？我如果真是個大夢想家，我的電梯 為什麼只停在三樓？我不知道。也許這幅畫象徵了我在夢想與務實之間所求取的平衡。
由於我的美術天分有限，所以我覺得自己最好只用簡單的幾何形狀畫出東西的輪廓。於是，我畫了一具簡單的火箭，兩旁還有尾翼。我畫了一面白雪公主的魔鏡，下面寫著：「還記得我以前對妳說過，妳是最美麗的女人嗎？我是騙妳的！」
在天花板上，傑克和我寫下這句話：「我被困在閣樓裡！」我們把字倒過來寫，所以看起來就像是我們把某人囚禁在上面，而這是他刻出來的求救訊號。
因為我喜歡下棋，所以譚美畫了棋子（我們三人之中只有她還有點美術天分）。在她忙著畫棋子的同時，我則在高架床後方畫了一艘潛在水底的潛水艇。我還畫了一根潛望鏡從床單上方伸出來，找尋著敵艦的蹤跡。
我一向很喜歡潘朵拉盒子的故事，於是譚美和我畫出了我們自己的版本。在希臘神話故事裡，潘朵拉獲得一只盒子，裡面裝著全世界的邪惡。結果她沒有遵守不得打開盒子的命令。盒蓋開啟之後，邪惡隨即散播到全世界。我向來深受這則故事的樂觀結局所吸引：故事最後提到，盒子底部還放著「希望」。因此，在我的潘朵拉盒子底部，我也寫上了「Hope」（希望）。傑克一看到就忍不住手癢，在上面加上了「Bob」的字樣（譯註：Bob Hope即美國著名諧星鮑勃．霍伯）。後來，每當朋友進到我的房間，總是要愣上一會兒才了解那個「Bob」寫在那裡是什麼意思，然後就不免翻個白眼暗罵無聊。
由於那時是一九七○年代末期，所以我也不可免俗地在門上寫著：「迪斯可，爛！」我媽認為這個字實在太過粗鄙。有一天，趁我不注意的時候，她悄悄塗掉了「爛」字。她對我的大作就只干涉過這麼一次。
到過我房間的朋友總是讚嘆不已。「真不敢相信你父母居然肯讓你這麼做。」他們說。
我媽當時雖然不太喜歡我在牆壁上塗鴉，卻從來沒有重新粉刷過我的房間。即便在我搬出家數十年之後，那個房間還是維持著原狀。實際上，後來只要有人來我們家，她都一定會帶他們參觀我的房間。她已經開始體認到：大家都認為這麼做很炫。而且，他們也認為她很炫，竟然同意讓我這麼做。
各位讀者，如果你有孩子，而你的孩子想要在自己房間的牆壁上畫畫，請你幫我一個忙，就讓他們畫吧。不會有什麼問題的，不用擔心房子的價格會因此受到影響。
我不知道自己還有多少機會能夠回到兒時的家，但我每次回到那裡，就覺得那裡是上天賜給我的禮物。我還是會睡在我爸爸做的那張高架床上，還是會看著那些異想天開的牆面，一面想著我爸媽當初居然願意讓我這麼做，然後在深感幸運的愉悅心情下沉沉入睡。
6 體驗零重力狀態
擁有明確的夢想，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讀小學的時候，許多小孩都想當太空人。我則是從小就意識到美國太空總署一定不會要我。我聽說過太空人不能戴眼鏡，這點對我來說沒有問題，但我其實不想當太空人，只想要那種飄浮在空中的體驗。
我後來發現，美國太空總署原來有一架飛機，可供太空人習慣零重力狀態。大家都叫它「嘔吐彗星」，太空總署則稱之為「無重奇機」，藉由這種吸引人的名稱掩飾顯而易見的暈機副作用。
不論這架飛機的名稱叫做什麼，總之是一架非常了不起的飛行工具。這架飛機會從事拋物線飛行，每次達到拋物線的頂點之後，就能夠讓人體驗二十五秒鐘的無重現象。隨著飛機向下俯衝，感覺上就像是坐在失控的雲霄飛車上，但你會懸浮在半空中，可以恣意飛翔。
我後來聽說太空總署有一項活動，可以讓大學生提出申請，到那架飛機上進行實驗。於是，我的夢想終於有了實現的可能性。二○○一年，我們在卡內基美隆大學的學生團隊提出了一項應用虛擬實境的實驗計畫。
對於在地球上生活了一輩子的人來說，處於無重力狀態是一種難以想像的感受。在零重力的情形下，控制平衡感的內耳和眼睛接收到的影像訊息無法同步，因此通常會導致頭暈想吐。在地面上進行虛擬實境的模擬練習會不會有助於改善這種現象？這就是我們提出的研究計畫，結果也得到太空總署的青睞。我們獲邀到休士頓的詹 森太空中心搭乘那架飛機。
我可能比我的學生還要興奮。飄浮耶！不過，申請作業進行到一半，我卻得知一項壞消息。太空總署明確表示，指導老師不得與學生共同搭機飛行。
聽到這項消息，我的心都碎了，但我沒有就此放棄，我一定要想辦法跨越這個障礙。我決定仔細閱讀活動規定，從中找出漏洞，結果也確實如我所願：太空總署總是樂於宣揚自己美好的一面，因此願意開放學生故鄉的一名記者參與搭機行程。
我打電話給太空總署的一名官員，向他要了傳真機號碼。「你要傳真什麼東西？」他問。我說明了我的用意：我要取消指導老師的身分，改以記者頭銜提出申請。
「我要以媒體工作人員的身分和學生一同上飛機。」我說。
他答道：「這樣未免太明顯了吧？」
「當然。」我說，但我也向他保證我會把這項實驗的訊息發布到新聞網站，並且把我們應用虛擬實境的實驗影片寄給更多主流媒體的記者。我知道我做得到這一點，這對我們雙方將是雙贏的結果。他於是給了我傳真機的號碼。
順帶一提，我從這項經驗中學到一項教訓：別忘了準備對別人有利的方案，這樣別人才會更願意和你打交道。
我經歷零重力狀態的體驗實在是難以言喻（沒有，我沒有吐，謝謝你的關心）。但摔跌碰撞倒是少不了，因為在那奇妙的二十五秒結束之後，機艙內再次出現重力，這時候你就會像體重增加了一倍一樣，重重摔跌下來。所以工作人員一再提醒我們：「腳往下！」你絕對不會想要讓自己脖子著地。
不過，我總算是搭上了那架飛機，當時距離我把飄浮納入人生目標當中已經將近四十年之久。由此可以證明，只要能夠找到機會，也許就想得出辦法實現夢想。
【作者簡介】
蘭迪．鮑許（Randy Pausch）
卡內基美隆大學教授，教導科目包括資訊科學、人機互動以及設計，他在一九八八至一九九七年間曾於維吉尼亞大學任教。他在教學與研究方面都曾獲得獎項肯定，曾與爾都比（Adobe）、谷歌、藝電，以及華德迪士尼夢想工程公司合作，也是愛麗絲計畫的創始人。目前和太太及三名子女住在維吉尼亞州。
傑弗利．札斯洛（Jeffrey Zaslow）
《華爾街日報》專欄作家。他出席了鮑許那場最後的演講，事後撰寫的報導引起了世界各地對這場演講的熱烈迴響。他住在底特律市郊，家中成員除了太太雪莉之外，還有三名女兒，蕎丹、愛麗克絲及依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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