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的是消极自由，还是积极自由？

你要的是哪一种自由？

自由有很多种，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认为，有两种自由贯穿整个人类历史，分别是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

粗略来说，消极自由是，我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是“摆脱障碍自由”；积极自由是，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去做什么，是“实现目标自由”。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摆脱障碍就是实现目标，两种自由是一回事。事实不然，消极自由是维持一个不受干涉领域，避免外来阻碍，未必需要明确目标。

例如，在古希腊雅典城邦，如果拥有财产权的消极自由，就可以不被强制承担费用。至于钱要怎么花，并不需要当下就明确，可以见机行事。

也就是说，消极自由更像是一种机会，只要保留这个机会，就算什么都不做，也就保持住消极自由。相反，在积极自由中，行动主体一定要有明确目标。

我们这些行动主体，通常可以分成两个自我。一个是理性自我，一个是非理性自我。积极自由目标通常指的是，理性自我能够主导自我，去实现高级目标。

例如，一个人想去锻炼却总是犯懒，最终没去锻炼。这就是滥用消极自由，也没有实现积极自由。

所谓“自律给我自由”说的就是，理性自我战胜非理性自我，实现积极自由。

区分一种自由是消极自由还是积极自由，这对我们很重要，因为不同自由需要不同对待。

我们来看两个情境。第一个情境是，一个烟民犯烟瘾，想去买烟抽。朋友劝他说，抽烟是弊大于利，不要抽。烟民不高兴，说抽不抽烟是自己自由。朋友继续劝说，说是“为他好”，拉着烟民去干别的事。烟民后来想一想，也觉得有道理，开始戒烟。

第二个情境是，一个高三学生对于当医生不感兴趣，不想报考医学专业。父母对他说，当医生有很多好处。孩子反驳说，报什么专业是自己自由。父母继续劝说，说自己是过来人，孩子你现在还年轻不懂事。表面上是父母强制你报医学专业，但你以后就会明白，这就是你真正想要目标。

在这两个情境中，朋友、父母是隐喻，可以代表任何权威以“积极价值”为理由，把“某种强制”变成“真正自由”。

虽然名义都是“为对方好”，但这个过程可能合理，也可能不合理。劝烟民戒烟相对合理，劝孩子报医学专业可能未必合理。

在伯林看来，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都是正当价值，没有高下之分，都可能被滥用。不过，积极自由更容易被滥用，更具有欺骗性，更要警惕。因为很多奴役他人做法，往往就是借助“积极自由”来给自己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