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有教无类”是何意？
探索者
（一）
子曰：“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15·39》）
因此，有人就据此称颂孔子主张“教育不分贵贱，教育不分贫富，教育一视同仁”。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在此，孔子说的是“有教无类”，并非“教育不分贵贱，教育不分贫富，教育一视同仁”。当时孔子的“教”并非今天我们的“教育”，孔子的“类”亦并非今天我们的“贵贱”、“贫富”、“阶级”等。
子曰：“自行束脩（xiù）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7·7》）
孔子招收学生是有条件的。据他自己说入他的私学的条件，必须用十束干肉或比这更贵重的物品交纳学费者。因此是否“自行束脩以上”，就是孔子是否“诲”的分“贫富”！当然对那些不能“自行束脩以上”者，孔子是“无诲焉”；拿不上学费者，就不得上其学。这是孔子“诲”在教育中分“贫富”——有“贫富”。当然这也就否定了所谓孔子主张“教育不分贵贱，教育不分贫富，教育一视同仁”的胡说。
在孔子当时，能付以“束脩”作学费者是不多的。春秋时期规定“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民无故不食珍（鱼）”（《礼记·王制》），“庶人食菜”（《国语·鲁语》）。周孝王时的曶（hū）鼎铭文记载：“我（曶）既卖(赎)汝五夫（奴隶）效父（限的家臣）用匹马束丝。”一个叫曶的贵族用一匹马和一束丝就从一个叫限的贵族那里换取了五个奴隶。孔子的授教代价是很高的，绝非“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食菜者”的庶人所能拿得出的。高额的学费是反动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有效策略。绝非像那一堆专家学者权威所说得那样轻巧——孔子对“凡带上一点‘束脩’的，都收为学生”！这又是那一堆专家学者权威的谎言和胡说！扯屌蛋！真是逼着让笔者对其鄙视！
《论语·季氏·16·9》：“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当然孔子对“困而不学”，“斯为下矣”的“民”——奴隶，或已经争得自由的奴隶，也是“无诲焉”。
《论语·阳货·17·3》：“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既然如此，孔子的教育就不是使人智慧、聪明，而只是使人知知识。因此他的“诲”、“学”，都是现成的，即“周礼”。无论如何看，孔子的“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与现在的教育理念相悖。因此在孔子看来，天生“下愚”的“民”，根本就不可造就，不堪“诲焉”。“自行束脩以上”者，也不行。这是孔子施“诲”中分“等级”、“贵贱”。由此看来，孔子“诲”，是分“贵贱”——“诲”是有“贵贱”的。
实际上在孔子号称“贤人七十，弟子三千”（这是一个彻头尾地欺骗！请看笔者拙文：《孔子绝非“教师之祖”，更非“人民教育家”，而是人民的死敌兼略说毛泽东论教育》）
众多的学生中，基本上都是一些贵族、奴隶主或其子弟，至今笔者没见有“民”，奴隶者。例如其中“穷居陋巷”的“穷学生”颜回，其亦自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郭内之田十亩……”（《庄子·让王》），是一个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后裔。其祖先十四世任鲁，都是卿大夫，到他父亲才衰落的。“其父耘瓜，其母亲织”的曾参，则是被鲁灭亡了的鄫（zēng）国太子巫的后裔。这些人都是破落奴隶主贵族出身。所以孔子的“继绝世，兴灭国，举逸民”、“克己复礼”那一套，在他们当中大有市场。他们的“穷”，是相对于奴隶主阶级中的贵族来说。其学生中一些所谓出身“卑贱”者，例如说冉雍的父亲是“贱人”，子贡“殖货”等。当时，在奴隶主贵族看来，只有当官有势的人才是高贵的，其余诸如从事农工商者，无论多么富有，都是“卑贱”的。孔子也自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9·6》）。孔子出身于没落奴隶主贵族。这里的所谓“贱”，就是“不见用”，没有当官的意思；而“鄙事”，则指技艺。之所以说冉雍父亲是“贱人”，只是说冉雍的父亲是一个没有官职的人罢了。至于子贡，他是卫国的商人，“结驷连骑”（《史记·货殖列传》），家累千金，显然是一个商业奴隶主。在当时，奴隶不是“人”，没有做“人”的资格，他们往往被称为“民”、“氓（méng）”、“萌”或“徒”等。凡能称“人”者，无论是“小人”或“贱人”者，其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都要比“民”高得多，是两个天地。
因此在孔子那里，实际上“教育”是分“贵贱”、“贫贱”、“阶级”的，并非不分“贵贱”、“贫贱”、“阶级”！毫无疑问，高额的学费是富贵者垄断教育，把贫贱者的子弟挡在学校大门之外，维持和不断加深贫富贵贱差距的法宝之一。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6·21》）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论语·卫灵公·15·34》）
孔子还把人分成“上”、“中”、“下”三等，也就是三个“等级”，孔子对这三个“等级”，各“语”不同之“语”：“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既然“语”都有三个“等级”，“教育”主要是通过“语”来实现的，当然孔子的“教育”也是分“等级”的：“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对不同的人等，实行不同的教育，有不同的任用。这是孔子在教育中分“等级”。孔子的教育就是对上等人实行聪明的、治人的教育，对下等人实行愚蠢的、奴化的教育。孔子的教育是等级教育。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7·8》）
这种教育方法，与孔子的“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的思想，是一致的。是否能“举一隅”“以三隅反”，这又是孔子在教育中的一种分“等级”。孔子对能“举一隅”“以三隅反”者，则“复”；对于不能“举一隅”“以三隅反”者，“则不复也”，又是教育分“等级”！这是孔子在教育中按智愚的分“等级”。实际上，这是一种“天才”教育。此外，“举一隅”“以三隅反”，“举一反三”是一种类推方法。类推是一种依据特殊道理而推知特殊道理的方法。因为它以类似为推理的基础，所以它只有可能性而没有必然性。虽然类推法有时可以给人们提供一个极有价值的向导，但是它永远不能用来作为最后的检验。它只有引导思想的价值，而绝没有证实真理的用途。类推法只有当其推论前提和推论程序都符合客观实际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并且推论前提和推论结果之间没有质的变化。在《四书》中，它常被孔孟用作诡辩术。《论语·卫灵公·15·3》：“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因此，“忠恕”，即“仁”，既是孔子“举一反三”的前提，也是“举一反三”的结果，都是错误的。同时孔子的“举一反三”在其家长式的教育理念下，完全是一种专断的教育方法。它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启发式教学有着天壤之别。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孟子·尽心上·13·40》）
孟子曰：“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下·12·16》）
在孟子看来：“君子”按其“才”，可教育的方式也可分五“等级”，并且“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当然这是对“民”或“小人”而说，可见孟子之教育亦是“等级”的，并且其“等级”还分得很细。孔孟在教育的对象、形式、方法、内容和目的上都有严格的分“等级”。根据“唯上知与下愚不移”，智力上的“等级”，也就是社会地位上的“阶级”。
（二）
那么，孔子所说的“有教无类”，究竟是什么意思？问题出在哪里？
在孔子的言论中，“人”和“民”是有区别的。“人”是泛指奴隶以外的阶级、阶层包括奴隶主、新兴地主和个体劳动者等等，而“民”则专指奴隶，甚至于对已经获得自由的奴隶，孔子仍然称其为“民”。因此，与此相应的“诲”和“教”这两个概念，是不同的。
在《论语》中，记孔子言“诲”者，共有五处：①《论语·为政·2·17》：“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②《论语·述而·7·2》：“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③《论语·述而·7·7》：“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④《论语·述而·7·34》：“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⑤《论语·宪问·14·7》：“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孔子所说的“诲”是和“人”相联系，“诲”的对象是“人”。受“诲”是自愿的，不是强制的，但要受其“诲”，是有条件的，诸如“自行束脩以上”，缴上十条干肉的学费。因此，孔子的“诲”相当于现在“教育”中的自愿教育或非强制性教育，是对奴隶以外的阶级、阶层的人进行教育。
在《论语》中，记“教”者，有七处：除上处（《论语·卫灵公·15·39》：“子曰：‘有教无类。’”）外，还有六处：①《论语·为政·2·20》：“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②《论语·子路·13·29》：“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③《论语·子路·13·30》：“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④《论语·子路·13·9》：“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⑤《论语·尧曰·20·2》：“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⑥《论语·述而·7·25》：“子以为四教：文、行、忠、信。”其中前六处，是孔子所言，第七处是孔门后学对孔子所教内容的概括，所以与孔子的用语有所不同。从前五处孔子的话中可以看出“教”是与“民”相联系的，“教”的对象是“民”。它的内容是军事训练（“战”与“戎”）和思想灌输（“礼”）。施“教”者是“人”，而受“教”者是“民”。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统治和服从的关系。受“教”是无条件的、强制性的，不是自愿的。当然，也无须“自行束脩以上”。孔子所说的“教”，是指对奴隶的教练、训练。孔子所说的“教”相当于现在的“训练”、“灌输”，属于“教育”中的非自愿教育或强制性教育。“教”与“诲”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在当时，孔子所说的“教”与“诲”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概念，两回事，风马牛不相及。现在来说，虽然强制“训练”、“灌输”，也属于“教育”的大范畴，但它毕竟与所说的一般“教育”，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教育范畴。
其中的“有”：《辞海》：“通‘域’。《诗·商颂·玄鸟》：‘奄有九有。’”当时与“囿”、“域”通用，指地域。而“类”：《辞海》：“种类”、“集合”。此处，则指族类，即氏族的区别，不是指“贵贱”、“贫富”的“等级”、“阶级”差别。
因此，孔子的“有教无类”，其原意是说：不分氏族，按地域编制，对奴隶（“民”）进行强制的军事训练和强制的思想行为奴化。
春秋时代，由于奴隶不断起义，诸侯国兼并战争频繁，奴隶制的氏族宗法日趋崩溃，不同氏族的贵族相互混杂，从属于不同氏族的奴隶也混杂起来了。这就使得统治者不能像原先西周时那样按氏族，而必须按地域进行统治了。
（三）
孔子所讲的“有教无类”与他所从事的“诲人”的“教育”活动，风马牛不相及。
孔子的“有教无类”，其原意是说：不分氏族，按地域编制，对奴隶（“民”）进行强制的军事训练和强制的思想行为训化。
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家利用现在“教育”蕴涵有“教”、“诲”的关系，而把“教”与“诲”瞒天过海、浑水摸鱼、牵强附会地混同起来偷换成等同关系，从而把孔子的“有教无类”解释做孔子“教育不分阶级，不分贵贱，不分贫富”。这纯粹是对世人的欺骗、愚弄和对孔子的美化、圣化，是应其政治需要无耻的欺骗行径！
中共叛徒林彪之流，美化孔子的“有教无类”，把其吹捧成不分阶级不分贫富的所谓“全民教育”，而把孔子吹捧成“全民教育家”，竭力抹杀孔子教育的阶级性和险恶用心。其目的是反对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反对学校为工农兵开门。妄图以此永远保持剥削阶级对教育阵地的垄断，把学校变成为地主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复辟封建资本主义的温床和桥头堡。
在孔子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有“全民教育”的思想。林彪之流之所以这样做，不仅在于他的狂妄不已，认为他可以一手遮天，天下可任其愚弄，也在于他对历史的无知。
代表反动统治阶级奴隶主贵族利益的孔子，绝不会对被统治阶级奴隶和其他劳苦大众实行唤醒其阶级觉悟的教育，却会主张对其进行奴化教育。在阶级社会中，根本就没什么超阶级的“全民教育”，教育总是为一定的阶级、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列宁说得好：“教育‘脱离政治’，教育‘不问政治’，都是资产阶级的伪善的说法，这正是对百分之九十九受教会势力和私有制等压迫的群众的欺骗。”（《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列宁选集》第4卷，第364页）斯大林说：“教育是一种武器，其效果是决定于谁把它掌握在手中，用这个武器去打击谁。”（《与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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