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作文该怎样出题？
《广州日报》2013年5月21日刊载对
借鉴民国时期的语文教育经验是应当的，但拿民国语文作为标杆却大可不必，语文教育的改革还得适应现有的社会需要，面向未来。
在“吐槽”当前语文教育的弊病时，不少人拿民国时期的语文教育相比较，认为民国时期语文教育成效显著，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十分到位，古文功底普遍扎实。
对此，温儒敏认为，民国时期现代的教育体制刚建立，有较多的办学自由，办学上容易形成各自的个性，也培养出不少“国学”大师。那时的语文教材大都是个人编写，如《国文八百课》等，自主性很强，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很有特色，值得借鉴。
民国时期语文教育刚脱胎于传统，学生的所谓“国学”底子自然都比较厚实。另外，民国时期能上学的人极少，国民大多数都是文盲，那时主要是精英教育，当然要比现在的语文教育水准高。现在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所有人都能上学，是公民普及教育。如果从“普及”的角度看，现在的教育包括语文教育的成就又远远大于民国时期。
温儒敏还强调，现在学生要学的东西比民国时期增加了很多，英文、计算机等占用相当多的时间，不像民国时期学生那样专注地学语文；加上这些年急功近利思潮的影响，学生读书越来愈少，自然总体上语文水平又比不上民国时期。
因此，借鉴民国时期的语文教育经验是应当的，但拿民国语文作为标杆却大可不必，语文教育的改革还得适应现有的社会需要，面向未来。
语文教学的效果好不好，很大程度上要看是否培养了阅读的兴趣与习惯。培养阅读兴趣，也是培养一种良好的生活方式，这是为学生的一生发展打底子。
日前，中山大学2013年自主招生中，广州一位高三学生脱颖而出，面试考官称其“达到中文系本科生阅读量”。而该生却认为：“只是大家不读那么多书，才显得我好像与众不同。”
只读教科书，不读“闲书”是许多家长及学生信奉的理念，而现实却“事与愿违”，恰恰是多读闲书的学生脱颖而出。
如何看待这种反差？
温儒敏认为现在无论教师还是家长为了面对中考与高考，大多都不太赞成学生读“闲书”。这种偏向是错误的。只熟习教材和教辅，课外阅读“闲书”少，没有阅读习惯的，即使考试成绩不错，考上大学之后也可能还是高分低能，视野窄，思路不太开阔。温儒敏曾在北大本科一年级新生中做过调查，发现凡是喜欢语文，形成了阅读习惯的，都是课外阅读量大、知识面广，读过很多“闲书”的，这一部分学生思想一般比较活跃，整体素质也高。
“闲书”指的是学生选择的课外书，包括某些流行读物。读“闲书”可以引发阅读兴趣，不要因为考试而扼杀这种兴趣，更重要的，这是学生的“语文生活”的重要部分。如果教师和家长能藉此与学生对话，那么语文阅读教学便可能别开生面，并可以事半功倍，大大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应试教育还不可能完全取消的情况下，除了“为中考和高考而读书”，适当保留一点自由阅读的空间，让学生的爱好与潜力在相对宽松的个性化阅读中发展。反过来，人文素质高了，也是有利于考试拿到好成绩的。
温儒敏认为，语文教学的效果好不好，不止是看课内或考试，很大程度上要看课外，看是否培养了阅读的兴趣与习惯。语文课培养阅读兴趣，也是培养一种良好的生活方式，这是为学生的一生发展打底子。
高考语文改革，首先要改变作文阅卷“趋中率”严重的问题。只要拉开分差，把二等分的“大肚子”缩小，增加高分比重，就能抑制语文学不学都无所谓的想法。
当下不少学生对语文学习不重视，一些中学甚至要求语文课给英语、数学“让路”。温儒敏认为的确存在语文课被挤压的现象。因为语文课的综合性和实践性很强，要靠长期大量读书和写作，不断积累，才能总体上提升语文素养与能力，“短平快”其他学科也许行得通，突击复习一二个月，考分就可能明显提升。但语文特别是作文很难靠突击复习来提分。因此语文课显得“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很多师生误认为语文学不学都差不多。这种急功近利的想法对语文学习造成很大的妨碍。
另外，温儒敏认为，目前高考的作文阅卷评分也存在不少问题，直接助长了急功近利的趋势。
温儒敏介绍，高考语文总分150分，作文占60分，评分4个等级，其中二等40分上下。据北京、福建等多省市调查，近四、五年来，二等卷占75％～80％，一等卷占8％～10％，35分以下的三、四等卷不到20％。“趋中率”畸高，得高分者凤毛麟角，而马虎应对就40分上下，这也导致语文学不学无所谓的风气。
所以他这几年一直呼吁高考语文要改革，首先要改变高考作文阅卷“趋中率”严重的问题。只要拉开分差，把二等分的“大肚子”缩小，增加高分比重，就能抑制语文学不学都无所谓的想法，提高语文学习的积极性。当然，高考和中考的命题等方面也要改革，抑制“套式作文”和“文艺腔”，抑制读死书和题海战术现象。高考这根“指挥棒”其实是可以朝着正面去指挥的。
“大学语文”的出发点应是重新唤起学生对语文的兴趣，激活他们在基础教育阶段母语学习的积累，把被“败坏”了的胃口调试过来。
目前许多大学生人文素养差，甚至基本的读写能力都不过关，为改变这种状况，不少大学纷纷开设“大学语文”课，推进通识教育。
对于这一趋向，温儒敏认为，大学能重视语文教育和通识教育，是值得肯定的。但要改变学生人文素养差和语文能力低下的现状，必须从小学、中学抓起，中小学没有做好，到大学就麻烦了，补课都来不及。所以他赞成高校都开设“大学语文”课程，但不是为了“补课”，不能上成“高四语文”。
“大学语文”的课时少，不是必修课，功能有限，其出发点应是重新唤起学生对语文的兴趣，激活他们在基础教育阶段母语学习的积累，把被“败坏”了的胃口调试过来。简而言之，“大学语文”的课程定位就是激发阅读兴趣。把激发读书兴趣和提升“语文素养”放在首位，力争在较高的层次上（相对高中而言），让同学们对语文与中国文化有感性的和一定系统性的了解，学会欣赏文学与文化精品，不断丰富自己的感受力、想象力，进而养成高品位的阅读习惯，让阅读成为一种终生受用的生活方式。
现在全国时兴的通识教育，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要理清一系列问题：为何要通识教育？怎样开展？和专业教育有什么关系？教学效果如何等等。通识教育是指在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等领域获取通识，是一种更利于培养健全人格和博雅精神的教育理念，应当是面对所有大学生的教育，属于非专业、非职业性的教育，与专业教育可以互相补充。而现在许多大学的所谓通识教育，只是搞各种知识“拼盘”，或者学点琴棋书画、知道一点“国学”常识之类，这当然需要，却又是很不够的。通识教育的主干，应当引导学生接触人类文化经典。
温儒敏说，在短短三四年宝贵的大学时光，与其浮光掠影读许多 “节选”或概论，东张西望听各种“好听”的讲座，还真不如通读一二十种经典。各种“概论”、“文学史”、“哲学史”和“艺术史”也有用，可以提供基本的知识背景和书目，但这不能取代原典的通读。要读一些基本的经典，文科理科都要读。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阅读经典，要的就是那种了解、思考、涵养的过程，这是精神成长的必须途径。 （记者陈小雁 王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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