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多大山，再加上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气候综合条件极好，平原活野，水旱从人，物产丰富。所以四川的茶也特别地好喝，全国闻名的茶就有好几种，其中蕴含的四川茶文化也相当的浓厚与独到。
蒙顶茶：
四川省名山县蒙山蒙顶黄芽采摘于春分时节，当茶树上有百分之十左右的芽头鳞片展开，即可开园。选采肥壮的芽和一芽一叶初展的芽头。要求芽头肥壮匀齐，每500克鲜芽0.8-1万个。采摘时严格做到“五不采”。蒙顶茶的品质特点是外形扁直，色泽嫩黄，芽毫毕露，甜香浓郁，汤色黄亮，滋味鲜醇回甘，叶底全芽，嫩黄匀齐。为蒙顶茶中的极品。
峨眉山茶：
该茶产于山势雄伟、风景秀丽的四川省峨眉山。海拔800-1200米峨眉山山腰的万年寺、清音阁、白龙洞、黑水寺一带是盛产竹叶青茶的好地方。这里群山环抱，终年云雾缭绕；翠竹茂密，茶树生长十分适宜。
青城茶：
青城不仅产茶历史悠久，而且茶叶花色品种也甚丰富。据五代毛文锡《茶谱》记载：“青城，其横源、雀舌、鸟嘴、麦颗，盖取其嫩芽所造”。青城雪芽是近几年发掘古代名茶生产技艺，按照青城茶的特点，吸取传统制茶技术的优点，提高、发展、创制而成的。
屏山茶：
屏山炒青产于屏山县名优茶总公司，该公司出产的名茶“龙湖翠”，优质茶“屏山炒青”出口绿茶、花茶及精制茶杯系列。八九年以来名茶“龙湖翠”、优质茶“屏山炒青”多次获省巴蜀食品节金奖。九二年“龙湖翠”获亚太地区食品博览会金奖，产品畅销省内外，深受各界朋友欢迎。
蒙顶茶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从西汉时起，蜀人就开始在蒙山种植茶树。唐白居易咏蒙顶茶曰：“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蒙顶茶因而得名。陆羽也在《茶经》中品评天下名茶曰：“蒙顶第一，顾渚第二”。可见，蒙顶茶是中国最古老的名茶品种之一。因此，人们称它为“茶中故旧，名茶先驱”。
蒙山所在的雅安、名山地区常年阴雨连绵，云雾覆盖，气候和土壤条件都适合于茶叶的生长。蒙山种茶历史悠久，据有关史料记载，早在西汉时一位名叫吴理真的农民“携灵茗之种，植于五峰之中，高不盈尺，不生不灭，迥异寻常”，“其叶细长，网脉对分，味甘而清，色黄而碧”，故名“仙茶”。唐代元和年间，蒙顶五峰被辟为“皇茶园”，蒙顶茶被列为贡茶，奉献皇室享用。每到春天茶树抽芽之时，当地县令便选择吉日，沐斋更衣，于上清峰上焚香跪拜。然后由十二名僧人采摘茶叶，每芽只取一叶，共采三百六十五叶。众寺僧盘坐颂经，由制茶僧精心炒制。制成茶后，盛入两只银瓶内，入贡京城，供皇帝祀祖之用。另外，又在蒙山菱角峰下采摘被称为“凡种”的茶叶精制成茶，贮于18只锡瓶，陪贡入京，称之为“陪茶”、“凡茶”， 供帝王宫内饮用。这种贡茶礼仪，自唐代中期开始，至清末停供，1000多年来代代相传。
蒙顶茶品种较多，按大类分有散茶和成型茶。散茶中有雷鸣、雀舌、白毫等；成型茶中有龙团、凤饼等。现在，蒙顶茶名茶种类有甘露、黄芽、石茶、玉叶长春、万春银针等。其中“甘露”在蒙顶茶中品质最佳。它形状纤细，叶整芽全，身披银毫，色绿微黄。冲泡后汤色绿黄，透明清亮，饮之清香爽口，沏二遍水时，越发鲜醇，齿颊留香。
蒙顶茶香气清高持久，滋味醇厚鲜爽，条形细紧显毫，色泽碧绿光润；茶汤清亮、深泛绿、浅含黄，茶叶条条伸展开来，一芽一叶清晰可见，具有高山茶的独特风格。茶以紧卷多毫、色泽翠绿、鲜嫩油润、香气清雅、味醇而甘，扬名中外。清代名士赵恒曾在《拭蒙茶诗》中这样地描述和称赞蒙顶茶：
色淡香长品自仙，
露芽新掇亲手煎。
一壶沁入诗脾后，
梦醒甘回两颊涎。
峨眉名茶历史悠久,唐代就有“峨山多药草，茶大好，异于天下”的记载。宋陆游曾写“煮茶”一诗，内有“雪芽近自峨眉得，不减红囊顾诸春”之句，与“杭州龙井、福建闽红同负盛名，驰誉海内外”。峨眉茶叶品种主要有“峨蕊”、“龙井”、“竹叶青”、“云雾茶”等。具有圆直均匀、沏汤碧绿澄明，进口微涩、回昧甘甜、清香醇厚、久留口舌的特点。尤其“峨蕊”茶，采用一等叶精工制成，外形卷结、叶底嫩匀；“竹叶青”以“外形绿、当汤色绿、叶底绿”三绿的特点畅销国内外，久享盛誉
“峨眉雪芽”，唐时名“峨眉白芽”、“峨眉雪茗”。宋明以来，又有“雪香”、“清明香”等雅称。自古以来誉称峨眉名茶中的精品。早于公元7世纪中，即以中国十大名茶的显赫地位，著录于茶圣陆羽的《茶经》和李肇的《唐国史补》等古籍之中。
“峨眉雪芽”盛产于峨眉山海拔800-1200米处，常年云雾空蒙的赤城峰、白岩峰、玉女峰、天池峰、竞月峰下和万年寺一带。冬寒未解，新芽却披着朝霞晚翠破雪而出。宛如慧眼微合，虽小芽一叶，细细观之确有 得禅静之妙。春雨初霁，僧 人口念弥陀，净心采摘。必用姆指和食指之尖，轻掐其芽，否则嫩芽蔫而不鳝，其茶色味顿然而逊。以山在年轻女尼所采之茶尤称妙品，她们既有一颗妙善的慈悲心，又有飞针走线、巧绣陀花雨的佛性；玉手纤纤，禅心净净，虔诚诵偈，采供佛前，这是任何茶乡、茗山无法相比的。唐初李善在其《昭明文选选注》在写道：峨眉山，茶尤好，异于天下。唐代著名诗僧贾岛畅饮了“峨眉雪芽”之后，在《送朱休归剑南》诗中咏出了“新芽抽雪茗”的美誉。
公元1174年，南宋著名诗人际陆游以成都文化教育参议官代理嘉州（仿乐山市）通判，与峨眉山的别峰大师结成忘年之交。1181年的阳春三月，大师听说陆游调任崇州，深感“相见时难别也难”，虽方外之交也不免离情依依，便差寺里小僧送去刚从中峰寺后白岩峰下采摘焙制而成的“峨眉雪芽”一合，以为道别之仪。陆游高兴之余请来了两位茶道名士，取了丁东井的清泉，品茗于万景楼下的林樾中，吟出了他的百首茶诗中的佳作。
“芽近自峨眉得，不减红囊顾渚春；
置风炉清樾下，他年奇事记三人。”
品饮了“峨眉雪芽”之后，却以“身是江南老桑”的茶道高级专家的身份，诗评其为“不减红囊顾渚春”，可见“峨眉雪芽”茶质之优，确是名冠茶族。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植茶石刻的国家，而我国最早的植茶石刻就在四川省万源云石窝乡古社坪石壁上，即摩崖石刻《紫芸平植茗灵园记》，刻凿时间是宋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
万源古称太平县，地处秦巴山区南麓，是我国著名的产茶区。《紫芸平值茗灵园记》记载 的是元符二年(1099年)本市草坝乡石窝社坪邑人王雅与其子王敏从建溪(福建南平建瓯、建 阳一带)带来茶树植于宅旁，茶树生长繁茂的历史。为彰前人，传后世，王雅之子王敏特撰 《紫芸平植茗园记》一文，并请来一位山东僧人将《园记》刻于宅旁之岩石刻位于石窝乡古 社坪村西北1公里处的苏家岩上，距地面3.75米，题记并诗计205字。长2.36米、宽0.84 米，字为阴刻楷书，从左至右竖行排列，字径长0.08米、宽0.05米。字间距0.03米，行 距0.07米，题名的“紫芸平植茗灵园记”几个字体略大，详文如下：
紫芸平植茗灵园
窃以丰登胜概。垭洼号古社之平，从始而荒，昔日大黄合宅，时在元符二载，月应夹钟，当万卉萌芽之盛，阳和煦气已临，前代府群王雅与令男王敏得建溪绿茗，于此种植。可复一 纪，仍喜灵根转增郁茂。敏思前代如斯活计，示后世之季子，元孙、彰万代之昌荣、覆茗物 而敏盛。至于大观中，求文于篷莱，释刻石以为记。可传体而观瞻，历古今而不坏。后之鉴 者，亦有将有感于斯文也。
筑成小圆疑蒙顶。
分得灵根自建溪。
昨夜风雷先早发，
绿芽和露濯春畦。
大观三年十月念三日
此岩刻于一九八七年三月重被世人发现。字刻凿在整块大岩上，在它的上洞约05米处， 岩石整齐地向前伸出0.4米的遮掩，将岩刻自然地保护起来，使之不受来自上面的雨水冲刷 ，泥沙污染。岩刻前面有成片的树林，遮住了太阳的暴晒和飘雨的直接漫蚀。故而岩刻被发现后，完整清晰。
六朝以前的茶史资料表明，中国茶业，最初兴起于巴蜀。四川乃天府之国，土地肥沃，且气候温和。西部高原山地自然条件比较严峻以外，极为适宜人类居住，所以从很早的时候起，就一直是人类生息和繁衍的地方。富足的盆地亦养育了悠久的茶文化。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王褒《僮约》云：“武都（阳）买茶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云：“芳茶冠六清”；孙楚诗云：“姜桂茶出巴蜀”等诗文中看出来。
陆羽在他所著的《茶经》中亦记载有：“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直至唐朝中期，这种野生的大茶树在四川还是到处可见。据我们已故的知识，像这种两人合抱的茶树，大概需要千年以上的时间，才能长成如此之巨。如此一来，这些大茶树大多数应该是生长在战国以前，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古代的巴蜀也是我国茶树原始分布的一个中心。
在《华阳国志·巴志》中有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蒋，园有芳弱香敬，给客橙葵。”在这里《华阳国志·巴志》对巴蜀的茶事的记载是很明确的。更重要的是，它明确指出，所进贡的茶叶是“园有芳弱（竹）香茗“（在园子里人工种植的茶），而不是采之野生。这说明在当时，巴蜀的茶事已是相当发达的了。
《汉书·地理志》称：“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巴蜀的范围较大，居住民族除巴人和蜀人之外，还有濮、苴、共、奴等许多其他少数民族，巴族、蜀族不过是其中分布较广、人口较多的两个大族。这些民族，大致在夏商和西周时，还停留在原始氏族阶段，至春秋、战国期间，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才由原始走向文明。但是，从中原的观点来看，这些民族或地区，仍然是属于“南夷”的化外之区；巴蜀归属于华夏，是在秦统一和设置郡县以后的事情。
清初学者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考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指出各地对茶的饮用，是在秦国吞并巴、蜀以后才慢慢传播开来的。也就是说，中国和世界的茶叶文化，最初是在巴蜀发展为业的。顾炎武的这一结论，统一了中国历代关于茶事起源上的种种说法，也为现在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因此，大家也就认可了“巴蜀是中国茶业和茶叶文化的摇篮”这一事实。
中国的饮茶，是秦统一巴蜀以后的事情。那么，巴蜀又是什么时候开始饮茶的呢？对这个问题茶界持有不同见解，有的人认为始于“史前”，有的人认为是“西周初年”，也有的人认为在“战国”时期等。名家的意见归结起来，就是究竟始于巴蜀建国之前抑或建国之后的问题。
饮茶是一种物质享受，人们习惯把饮茶和文明联结在一起，所以一提起饮茶的习惯，人们往往认为是进入阶段级社会以后才出现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利用植物的某部分组织来充当饮料，是氏族社会常有的事。鄂伦春族民族志材料表明，1949年前，生活在大兴安岭的鄂伦春人，还停留在原始氏族社会阶段。当时，他们有“泡黄芹、亚格达的叶子为饮料”的习惯。鄂伦春人能够利用当地的黄芹和亚格过的叶子来作饮料，那么，为什么巴人、蜀人和我们南方有茶树分布的其他族人，不能在史前谋划不发明以茶为饮呢？这也就是说，我国上古关于“茶之为饮，发乎神农”的论点，不但有传说记载，而且也有民族志材料的较好印证。这也说明巴蜀茶业的开始最早的，只可惜见诸文字记载的时间较迟，直到西汉末年的王褒《僮约》中才有记述。能予佐证的有关先秦巴蜀的茶事资料，一是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所说：“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丹、漆、茶、蜜……皆纳贡之。”二是明代杨慎在《郡国外夷考》中所提：“《汉志》葭，蜀郡名。萌音芒，方言，蜀人谓茶日葭萌，盖以茶氏郡也。”
巴蜀和周族的联系，其实还可上溯到殷商末年。如《华阳国志》中又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这一点，在《尚书·牧誓》中载称，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及庸、蜀、羌、微、卢、彭、濮，称尔，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华阳国志》和《尚书》一致说明了在殷商末年，巴蜀及其周围的许多部落，都曾参加了周武王领导的反纣同盟。周武王灭殷以后，大肆“封邦建国”，分封的对象，有上说的宗亲，也有功臣、扈从和参加伐讨战争的各族酋长。所以，西周虽无“子”这样的爵位，既使不分封宗姬，也会分封巴蜀等头人来掌管一方的。这一带既然成了西周的属国，至少在臣属初期，会与周王朝保持一定的纳贡关系，贡品中包括了漆、茶和蜂蜜这类方物特产。
《华阳国志》是晋人所写，其所载史实是汉朝甚至是两晋的情况。既然巴蜀南部的产茶地区，当不会都是在葭萌一带，其上述巴蜀南部的产茶地区，当不会都是在葭萌之后才发展起来的。所以，如果葭萌“以茶氏郡”的论点可以成立，那么，《华阳国志》中所提到的茶叶产是，可以说也是战国前既已形成的历史茶区。
关于巴蜀茶业在我国早期茶业史上的突出地位，直到西汉成帝时的王褒《僮约》中，才始见诸记载。《僮约》有“脍鱼鳖，烹茶尽具”，“武阳买茶，杨氏担荷”两句。前一句反映成都一带，西汉时不但饮茶已成风尚，而且在地主富家，饮茶还出现了专门的用具。其后一句，由反映成都附近，由于茶的消费和贸易需要，茶叶已经商品化，还出现了如“武阳”一类的茶叶市场。
茶俗是民间风俗的一种，它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淀，也是人们心态的折射，它以茶事活动为中心贯穿于人们的生活中，并且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演变，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它内容丰富，各呈风采：①茶与婚礼：茶与婚礼的关系，简单来说，就是在婚礼中应用茶作为礼仪的一部分。它起于何时？从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入藏时，按本民族的礼节带去茶开始，至今已有1300多年了。唐时，饮茶之风甚盛，社会上风俗贵茶，茶叶成为婚姻不可少的礼品。宋时，由原来女子结婚的嫁妆礼品演变为男子向女子求婚的聘礼。至元明时，“茶礼”几乎为婚姻的代名词。女子受聘茶礼称“吃茶”。姑娘受人家茶礼便是合乎道德的婚姻。清朝仍保留茶礼的观念。有“好女不吃两家茶”之说。由于茶性不二移，开花时籽尚在，称为母子见面，表示忠贞不移。如《红楼梦》书中，王熙凤送给林黛玉茶后，诙谐地说：“你既吃了我家的茶，怎么还不做我家的媳妇。”如今，我国许多农村仍把订婚、结婚称为“受茶”、“吃茶”，把订婚的定金称为“茶金”，把彩礼称为“茶礼”等。在婚礼中用茶为礼的风俗，也普遍流行于各民族。蒙古族订婚，说亲都要带茶叶表示爱情珍贵。回族、满哈萨克族订婚时，男方给女方的礼品都是茶叶。回族称定婚为“定茶”，“吃喜茶”，满族称“下大茶”。
至于迎亲或结婚仪式中用茶，有作礼物时，主要用于新郎、新娘的“交杯茶”、“和合茶”，或向父母尊长敬献的“谢恩茶”、“认亲茶”等仪式。
总之，从古到今，我国的许多地方，在缔婚的每一个过程中，往往都离不开茶来作礼仪。
②茶与祭腌：我国以茶为祭，大致是在南北朝时逐渐兴起的。南北朝齐武帝萧颐永明十一年(493年)遗诏说：“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上贵贱，咸同此制。”齐武帝萧颐是南朝比较节俭的少数统治者之一，他提倡以茶为祭，把民间的礼俗，吸收到统治阶级的丧礼中，并鼓励和推广了这种制度。
把茶用作丧事祭品，只是祭礼的一种。我国的祭祀活动，还有祭天、祭地、祭灶、祭神、祭仙、祭佛，不可尽言。古代用茶作祭，一般有这样三种形式：在茶碗、茶盏中注以茶水；不煮泡只放以干茶；不放茶，久置茶壶、茶盅作象征。
我国许多兄弟民族，也有以茶为祭品的习惯。如布侬人的祭土地活动，每月初一、十五，由全寨各家轮流到庙中点灯敬茶，祈求土地神保护全寨人畜平安。祭品很简单，主要是用茶。再如云南丽江的纳西族，无论男女老少，在死前快断气时，都要往死者嘴里放些银末、茶叶和米粒，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死者才能到“神地”。
祭祀活动中的以茶作祭品，可以说是茶文化发展过程中衍生出来的一种带封建迷信的副文化。但真实地反映了人类的历史现象。
③饮茶习俗：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众多，其饮茶习俗千姿百态，各呈风采。就武夷山饮茶习俗而言，自古以来就有以茶待客、以茶会友、以茶联谊等形式。由古代沿袭下来的饮茶习俗至今在有的农村或茶艺馆还依然可见。形成了独特的茶文化。
a、敬茶：在武夷山的农村较为普遍的茶俗便是“客来敬茶”，“一杯香茗暂留客”，表达了武夷山人对客人的问候和敬意。客来敬茶，以茶会友体现武夷山人重情好客的美德和传统礼节。
宋代以来，武夷山民间流传着“客至莫嫌茶当酒”的风俗，大抵客至，寒喧问候，邀请入座，主人的家属，立即洗涤壶盏，升火烹茶，冲沏茶水，敬上一杯香茶。主人讲究“端、斟、请”；客人则留意“接、饮、端”的举动，主人以左手托杯底，右拇指、食指和中指扶住杯身，躬着茶，微笑地说：“请用茶”。饮茶人宜双手接杯，道声谢谢，端杯细啜，赞主人茶叶佳、好，一道茶后，寒喧叙话，主人复斟茶，饮毕不能将余泽倾倒，主人要待客人午后方可清理、洗涤茶具。
b、擂茶：武夷山有的村流行着一种“喝擂茶”的习俗。擂茶是农家招待客人必备的饮料，其原料一般只用茶叶、大米、桔皮摆制。讲究的还放入适量的中药菌陈、甘草、川芎、肉桂等。喝起来特别香甜，是一种可口的饮料，特别是在炎夏，具有清凉解暑的功效。在喝擂茶的同时，还备有佐茶的食品，如花生、瓜子、炒黄豆、爆米花、笋干、南瓜干、感菜等，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敬茶时擂茶碗内溢出的阵阵酥香、甘香、茶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肺实在令人心驰神往，是待客的佳品。
c、“三道茶”。“三道茶”是武夷山御茶园根据武夷山民间饮茶习俗，以“和、敬、怡、真”的思想为指导，整理出来的。也可以说是一种现代的饮茶方式(一般适用于茶馆)。“三道茶”包括“迎宾茶”、“留客茶”、“祝福茶”。
“迎客茶”是为远道而来的客人送上的第一盏茶，并配有茶点。茶点是具有武夷山区特色的米焦、芝麻果、咸笋干、芋果等。香醇的茶和甜美的茶点，表示欢迎客人的到来。
“留客茶”是让客人既能看到泡茶的技巧又能品尝到茶的色、香、味。一边品茶，一边交谈，无拘无束，其乐无比。
川西腹心，五津交汇，有一位茶界著名茶人徐金华。邑人爱其茶、誉其技、称其论，尊为 徐公。徐公潜心茶文化研究，已撰写并发表数十万字的学术论文，名满国内外。其居住地新 津县历来有窨制花茶的传统，花农多以时植茉莉花为业，以花窨茶，尤助花香，潜移默化之 中，徐金华也培养起窨制花茶的爱好，并一发而登峰造极，创制出花茶圣品“碧潭飘雪”， 香盖诸茶，扶摇而直上中国名茶谱之前列。
兹录徐公“亲情茶事”家庭茶艺演示“要略，从中可一窥中国的茶道精神。对茶文化有兴 趣的读者，不妨可以将之应用于家庭中。
亲情茶事表演者：徐公、徐公夫人、徐公长女、徐公次女
亲情茶事之道具：一张演示长桌和待宾的茶桌上铺以洁净白布，供瓶插鲜花或手工纸扎花 ，以示吉祥友谊。 演示长桌背面一幅中国山水画“窗含西岭千秋雪”，为次女所绘；对联为“馨香壹座欺兰 芷，浅碧半?小琼瑶。” 茶具为铜壶、青花瓷盖碗茶碗(或无花纹玻璃茶杯)；茶为“徐公茶”(碧潭飘雪)；泡茶之 水。
亲情茶事之程序：客至，请入茶室，依次就座，上瓜子、桃片等茶点；上湿毛巾擦手；畅 谈友情，相互祝愿。此时音乐声起，“徐公茶赞”和“碧潭飘雪”歌曲反映徐公茶文化的深层内涵，表现中国 传统文化之神韵。
与此同时，徐公及夫人开始“亲情茶事”的冲泡程序，先用开水冲洗茶器具，再用白布擦 抹干净，放适量茶叶于杯中。第一遍先发茶，以85——90度水温冲泡，水容量为茶杯的1/3，由长女、次女托盘送至宾 客桌位，向客人奉茶，约1分钟后，主人提壶至客处，撑出右掌以示客人接盖闻香。接着掺第二道开水，以三点头冲至碗中，表示对客人点头有礼，离杯不满处收壶，盖上茶 杯。少顷，请客人揭盖，但见几朵美丽花瓣，漂浮于茶汤之上，栩栩如生。客人捧杯品茶观 色，一股清香扑鼻而来，汤色黄绿明亮，啜上一口，细细品辨。 闻香、观色、尝味，叙谈，至此方尽。
作为世界三大饮料之首的茶叶（另两种是咖啡和可可），目前是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不可缺少的饮料。世界种茶、饮茶的发源地是中国，而四川是中国最早种茶、饮茶的地区之一。川茶是四川人民为世界文明所作出的又一贡献。
我国饮茶的历史可能和药用植物一样古老。唐代陆羽在《茶经》中指出：“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相传，远在公元前2737至公元前2697年茶叶为神农皇帝所发现，并作药用。《神农本草经》是西汉时代一些儒生托名神农尝百草的神话，搜集自古以来劳动人民所积累的药物知识编辑而成的药物学著作。这说明我国利用茶叶最少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
巴蜀是我国最早栽茶和饮茶的地区之一。秦汉时期，蜀人又称茶为荼（间茶）、葭萌；外地人称其为茗等。顾炎武曾考证出：秦人伐蜀以后，始知茗饮事。秦入巴蜀后，巴蜀的种茶技术开始外传。从文献记录看，秦汉时期巴蜀人饮茶已极普遍。扬雄的《蜀都赋》说成都“百华（花）投春，隆稳芬芳，蔓茗荧翠，藻藏青黄。”这揭示出当时蜀人普遍种茶、饮茶。西汉《僮约》要求奴僮“烹茶尽具”、“武阳买茶”。可见当时已有专门的茶具。武阳在今彭山一带，当时已有茶市。《华阳国志》又说什邡县山出好茶，南安也出好茶，产茶的地区还有：涪陵、湔底道等，迄至汉代蜀中以产茶闻名的地区已有数处，已开始形成不同的地方品种。
当时巴蜀人饮茶，选烹煮，表明它最初是从草药发展而来，即它是从巴蜀土著民族的医术，或巫术发展而来。当时制茶主要靠日晒，一般不用锅炒。这在四川盆地内，茶叶容易霉烂，加之茶叶上可能有虫卵，故需烹煮。外来移民很快学会了种茶和饮茶，并将其传播外地。
西汉末年，巴蜀先民已经能够简单地加工茶叶，并出现了茶叶市场。到唐代，在全国产茶的7个区31个州中，四川占了8个州，川茶大量外销。至宋代，巴蜀地区各处多是成片的茶园，川茶的产量仍居全国首位，年产量达1500万千克左右。在宋以前的封建王朝就实行了以茶治边的政策，川茶大量运输到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到宋王朝，更是借茶马互市来羁驭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以保证战马的需要。到明代和清代，川茶产量落后于江苏、浙江。新中国诞生后，川茶生产迅速发展，种茶地区达150多个县，年产量名列全国前茅。
川茶自古多特色。在唐代，蜀中有8大名茶，即“雅州之蒙顶，蜀州之味江，邛州之火井，嘉州之中峰，彭州之堋口，汉州之扬村，绵州之善目，利州之罗村。”其中以蒙顶、味江地方的川茶最出名。茶博士陆羽在《茶经》中有10多处写到川茶，历代诗人对川茶也多予吟咏。唐代最负盛名的茶是蒙顶茶。“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这是白居易赞颂蒙顶茶的一句诗，有口皆碑，广为传颂。蒙顶茶产于四川名山县蒙山。蒙山有五峰，状如莲花，最高的叫做上清峰。群山巍巍，树木苍翠。蒙山产茶，历史悠久，相传西汉末年，蒙山开始种茶。从唐朝开始蒙顶茶已作为贡茶，“蒙茸香叶如轻罗，自唐进贡入天府”。直至清朝，1000多年间，蒙顶茶年年皆为贡品，奉献皇室享用。
蒙顶茶，是蒙山所有名茶的总称，蒙顶茶原来有很多花色品种，分为散茶和成型茶两大类。散茶有雷鸣、雾种、雀舌、白毫；成型茶为龙团、凤饼。后来主要生产散茶。现在主要有蒙顶甘露、黄芽和石花，以及万春银叶和玉叶长春。其中，黄芽和石花，属黄茶类；甘露、万春银叶和玉叶长春属烘青绿茶。
茶馆。饮茶习俗，最早发源于四川一带。四川旧时茶馆最多。茶肆栉比，依山傍水。客来随意设座，泡茶一杯。碰上熟人同事，聊天谈心，畅叙家常。四川人称之为“摆龙门阵”。或者背靠竹榻，遥望碧云兰天，观赏山光水色，别有一翻情趣。相传，旧时中国最大的茶馆在四川，四川最大茶馆在成都，成都最大的茶馆是当年的“华华茶厅”。那个茶厅开设在东大街，内有三厅四院，一眼望去，好象深不可测。成都茶馆之所以受人喜爱，其原因就在于成都茶馆有茶、有座、有趣。所谓“有茶”，就是能让茶客得到满足。俗话说“茶好不如水好，水好不如器好。因此，旧成都茶馆的经营者在用水、备茶、轩茶具上是毫不含糊，颇具匠心的。
先说水。沏茶之水，《茶经》有言：泉水为上，河水次之，井水为下。成都无泉水，早年连自来水也没有，帮一般茶馆都挂有上书“河水香茶“的粉牌以示招徕。一般茶馆都雇人用胶轮车载上大木扁桶去取河心水，为此，茶馆自然又得备几口沙缸以作过滤之用。
再说茶叶。成都人喜欢茉莉花茶，但茶馆老板不乏生意经，为了满足南北来往的过路客，他们也备有其它各路名茶，把粉牌写得满闹热。有的考虑得法更细致：夏天加备杭菊，解暑，清肝，明目；冬天加备沱茶，据说沱茶性温热，专供老年体虚者之需。
至于茶具，就是闻名遐迩的“盖碗儿”。这套由盖、碗、船组成的三件头茶具，可算把喝茶的艺术推到了臻于妙境的高度。最妙处在于茶船的定型和茶盖的巧思。有了它，茶碗不至于闭得太严，茶叶得以徐徐沁出，能随意控制茶汗的溶解速度和茶水温度，还可避免喝茶时茶叶入口。总之，很惬意。因此，有人说，看你是不是成都茶客，只须看你摆弄茶盖的手法便能一目了然。
“有茶”还需“有座”，即令饮茶者坐得舒服。旧成都茶馆对此很考究。椅子以四川盛产的楠竹为之。其椅脚的高矮、坐垫的软硬、椅背、扶手的角度和宽窄均很注意。茶桌一般及膝高，恰与坐手的高度相宜，取饮甚便。如果说“有茶”、“有座”属物的范畴，家里也不难办到，那么“有趣”一项则非入茶馆不可得了。因为一离开茶馆内形形色色的人间众生相，这“趣”便无从谈起了。
旧成都一般市民的住处狭窄，有客来时，主人总是手一挥：“走，口子上吃茶！”客人也习以为常，欣然前往。茶馆无形中又成了一般市民的会客室。
茶馆又是群众的“俱乐部”，最常见的是“打围鼓”（川剧坐唱），旧时群众业余文化生活贫乏，“围鼓”也聊以解馋。演唱者有业余，也有专业。虽不化妆，不表演动作，仅仅各自执用一件乐器，如川锣、川胡、板鼓、大钹、马锣之类。一人唱一角，自吹打、自演唱，但它毕竟满足了市民精神生活的需要，因此也很受欢迎。有“围鼓”的茶馆，生意格外好。
旧成都有句俗在，叫做“长官不如副官，掌柜不如堂倌”。的确，以应付茶客经，成才的茶堂倌的确实强于茶馆掌柜。堂倌雅称“茶博士”，源唐朝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御史大夫李季卿宣尉江南，陆羽来见，衣野服，随茶具而入，手自烹茶，口通茶名。茶罢，李公命奴子取钱三十文，曰‘酬煮茶博士’。”看来这是古代文人间的雅谑，但“博士”之名由此传焉。而旧成都的堂倌对“博士”之称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堂馆的基本功叫“提壶羼水”。这是不可少的手上硬功夫：一把铜壶装满水有十来斤，整天提在手满堂穿花，在应对茶客的同时还得卖点“手彩”：老远羼个“仙人过渡”。从茶客头上弄个险，但又滴水不撒叫“雪花盖顶”；桌上的茶碗刚羼满，手上的茶碗又从水头上巧妙切入，来个“金蝉脱壳”；左右手各执一壶同时羼一碗，叫做“二龙戏珠”；水满手不停，幺拇指轻轻一勾，茶盖子便稳稳地扣上碗口，名曰“海底捞月”等等。这一整套动作一环扣一环一气呵成，若非久经锻炼是不行的。所以要领略四川的风土人情，老茶馆是最合适的地方。到老茶馆喝茶，会感受到浓郁的乡土气息。
现在四川的茶馆种类繁多。新茶馆环境优美、设备齐全，除了继承传统的服务项目外，还增添了冷饮、糕点等食品。新茶馆的现代色彩较浓，人们不论白天或晚上，都可以边喝茶边看电视。新茶馆收费虽然高些，但青年人喜欢光顾；城郊茶馆有的设在河边，有的设在树荫下，空气清新、风景优美，是养鸟人爱去的地方。泡上一杯茶，笼鸟挂在树枝上，一边喝茶一边逗小鸟鸣叫，这也是一种享受的乐趣；棋园茶座是棋艺爱好者切磋棋艺的好地方，它的布置另有一番风味，经常吸引外地客人或港澳台胞前来喝茶、观棋。所以，四川茶馆既是休息的场所，又是聚会、洽谈的地方，具有文化娱乐和社交等多种功能。
尽管同样都是茶馆，在四川，乡镇上的茶馆和城市中的茶馆还有所不同。解放前，越是偏僻的小镇，山高皇帝远，茶馆越具有权威性。乡镇上无官无府，袍哥大爷地头蛇就是当地土皇帝。袍哥组织的“码头”（或公口）就设在镇上热闹区的茶馆内。这些茶馆多半兼营饭馆和旅店，前店公开经营茶、洒、饭；后店暗中招纳烟、赌、娼。地头蛇们以茶馆为巢穴，摊派税款，分配壮丁，包揽拆讼，促裁纠纷……都在茶馆内进行。茶馆，实际上成了地头蛇小小王国的权力中心。
乡民之间遇有债务或人事纷争不能解决，双方当事人各约集自己亲友到茶馆“评理”，恭请镇上龙头大爷或头面人物莅场仲裁。到场的人一人泡茶一碗，双方人各说各的理，有所谓“一张桌子四支脚，说得脱来走得胶”的乡谚。如果谁家的理说亏了，就负责给清全部茶钱，赔礼认错；如果双方各有不是之处，那就两家各付茶钱一半。至于究竟谁家理亏，那就全凭评理人一句话了。
在汉民族居住的大部分地区都有喝盖碗茶的习俗，而以我国的西南地区的一些大、中城市，尤其是成都最为流行。盖碗茶盛于清代，如今，在四川成都、云南昆明等地，已成为当地茶楼、茶馆等饮茶场所的一种传统饮茶方法，一般家庭待客，也常用此法饮茶。
山茶，中国十大名花之一。早在隋朝，我国已开始栽培了。因其花朵硕大，颜色鲜艳，经冬迎春，花期较长，深受人们的喜爱。或许很多人还不知道，四川的山茶花（古称蜀茶）曾经名扬天下，胜绝千载呢。明代的《群芳谱》中已有定论：山茶种类“不可胜数，就中宝珠为佳，蜀茶更胜。”
四川栽培山茶始于何时，尚不可考。而端庄大方，文逸俊秀的蜀茶，早在北宋时期就已闻名于世。大文豪苏轼兄弟就曾为蜀茶赋诗唱和过。苏辙在游宛丘开元寺，见一株山茶数年无花，继又盛开千余朵花后，欣喜地作诗寄给其兄苏轼。诗中云“故园曾见色依依”。可见在北宋时，蜀茶已被人们所欣赏。
到了南宋，蜀茶更广为人爱。成都东门外的海云寺，以茶花名重一时。山茶开花时，城乡官绅、士民纷纷前去宴集游赏，形成了民间习俗掌故。此可见陆游的《剑南诗注》：“海云寺山茶开，故事宴集甚盛。”范成大任四川制置使时，也曾写下《十一月十日海云赏山茶》、《十二月十八日海云赏山茶》诗，后诗中也记述到：“仍从掌故顺山茶”之俗。
当时，海云寺成了蜀中茶花中心。培育出不少好品种。如《剑南诗注》说：“成都海云寺山茶，一树千苞，特为繁丽。”《光福山记》也云：“海云院有连理山茶。”这些奇花令放翁直到晚年仍难以忘怀，在其《山茶》诗中吟到：“冯栏叹息无人会，三十年前宴海云。”
此外，宋时成都官署名园——东园也有山茶花。陆游诗《山茶一树自冬至清明后著花不已》记云：“车园三日雨兼风，桃李飘零扫地空。唯有山茶偏耐久，绿丛又放数枝红”。
明清之际，蜀茶更是享誉九州。据明代文学家王世懋的《学圃余疏》云：“吾地（江苏太仓）山茶重宝珠，有一种花大而心繁者，以蜀茶称。”“余官莆中，见士大夫家皆种蜀茶。花数千朵，色鲜红作密瓣，其大如怀。云种自林中丞蜀中得来。”说明蜀茶已大规模走出四川盆地。
在省内，什邡县山茶也很有名气。《什邡嘉庆县志》记载：“嘉庆二年，此花忽昂贵，其异样品种，每株值五六百金”。豪门富户竞相采购，金屋藏娇。
建国后，随着人们生活的逐步提高，在继承历代花师技艺的基础上，蜀茶又焕发了青春。成都市王建墓博物馆苗圃中已拥有茶花基因库中的300多种，我省已培育出许多名闻全国的好品种，如大红阳、白六方、胭脂莲、醉杨妃、泸州大红等。更有全国茶花三大元老的什邡老花师陈兴荣用毕生心血培育成的珍品，如革命旗、方亭春、红盔、菊辩宝珠等。其中的“红盔”已远种美国，与世界名种“格林40号”齐名！此外，崇庆县罨画池公园陈志华先生的茶花古桩，也堪称川西一绝。
中国茶文化的基地是各种各样的茶馆，成都叫茶铺。坐茶铺、吃茶，是老成都人多年来的生活习惯，以一早一晚最为常见吃早茶既提神醒脑又清洗肠胃，而谋生的一天筹划和安排尽在其中。吃夜茶是劳累一天后交朋会友、休息的时刻。至于“口子上吃茶”、“茶钱该我的”，则是人们见面打招呼的应酬话；应酬归应酬，可不一定当真。
老成都的茶铺多得难以胜数，全城内外五百多条街巷，平均每条街巷就有一两家。虽然茶铺多，但茶客却是各就各位，各得其所的。有的大茶铺平民百姓从不跨进去，而更多的小茶铺某些人则不屑一顾。‘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茶铺是旧时代社会的一幅缩影！
从清末到民国的几十年间，当属成都茶铺的“鼎盛时期”。被巴金誉为“成都的历史家”李利人，对清末成都的茶铺有十分出色的描绘。辛亥革命后，应运而生的是各条街道按“豆腐方块”纷纷成立了“公口”，它是源远流长的袍哥组织由秘密转向公开，各与一个地盘开展活动的机构。“公口”办理一切事务都在茶铺进行。从军阀时期的“防区制”到解放前夕，成都许多大、中茶铺几乎全是各家袍哥组织的“据点”，而茶铺老板毫无例外是其中的主要成员，不是“舵把子”也是“大管事”。由于茶铺是三教九流往来，诸色人等聚散之地，因而矛盾众多，纠纷不断，扯筋闹架甚至大打出手的事件层出不穷，如茶铺老板缺乏硬肘的“后台”或者自己没有“点点”（袍哥身份），那是休想安安生生过日子的。当年的大、中茶铺除了门相的横匾之外，还有内堂柱头上挂着“**公”、“x x让”的吊牌，事实证明：这类吊牌很起作用。一方面可以“避邪”，使那些提劲打靶的人心存畏惧，不敢撒野；另一方面便于外地来的抱哥接头、联络。
一个大茶铺就是一个小社会。
从二十年代末到抗战时期，随着春熙路一带市中心商业区的日趋繁荣，各种各样的茶铺争相出现，首屈一指的当数北段的“三益公”那家大茶铺了。那里回岸好，堂面宽，只要不是吹风下雨天，从早到晚，沸沸扬扬，座无虚席。与之“平分秋色”的是总府街的“正娱花园”。这两家茶铺均以露天开设为主。稍微不同的是，“正娱花园”栽有树木。花草以示点缀，四周环境比较清爽，而来来往往的茶客多属公务人员之类，不像“三益公”的杂七杂八。
商业场角落的“二泉茶楼”地点偏僻，雅静是它的特点，为文化界人士经常驻留之地。成都地处平原，人们难得登高了望，即使仅有二层那么高也很吸引人，春熙路南段口的。益智茶楼”，春熙路北段中的“漱泉茶楼”因而为人瞩目。这两家茶楼都不摆设竹椅子，一张张四仙桌周围全是油漆过的矮矮木椅，尽管坐着并不舒服，然而临街，人们乐意居高临下观看街上形形色色的景致，茶客踊跃。
抗战期间，城守东大街的华华茶厅相当红火，大有后来居上之势。那里曾是买卖洋纱峪称“纱虫子”）的市场，每天从早上到中午，前面两个厅“纱虫”群集，非常活跃，大发国难财。抗战胜利后，洋纱生意逐渐萧条，宽阔的三个厅坐满了吃闲茶的，是否尚有其他的“交易”，不便妄加揣测。1946年，成都开始办起了自来水厂，这家茶厅首先启用，茶客趋之若骛，生意格外兴隆。不仅如江匕，每年农历正月初一，从天亮到上午十点钟，免费供应每位茶客一碗香茗，以广为招揽，一时传为“盛举”。
吃闲茶是老成都大、中、小茶铺的普遍现象。然而，真正反映了当年社会尝尝众生相的，还是那类遍布街头巷尾的中、小茶铺。
三十年代初，我开始跟随父亲坐茶铺，每天晚饭后，他带我到离家只有一条多街的“第一泉”吃茶。泡一碗茶，占两把椅子，他吃茶，我面前摆一堆花生。当我把花生吃完便沉沉欲谁了。等他茶瘾过足，我巳进入梦乡，父亲只好把我背回家去。久而久之，我也成了一名“茶客”，耳濡目染，印象殊深。这家茶铺不大，双间铺面，摆了三十多张桌子，后堂的飞来椅外，是一涨大大的池塘。这里还是当地抱哥组织“莲泉公”的“据点”。每天一早一晚茶客盈门，四周烟雾弥漫，到处闹闹嚷嚷，每逢一位“头面”人物光顾时，凡是认识他的都得点头、躬腰，争着付茶钱有的人竞争得面红耳赤。头冒青筋。好在堂位经验丰富，熟桧人情世敌，择“优”而取，大家满意，一声“道谢了，下次再惠！”足可平息纠纷。茶铺又恢复原状：咳嗽的，摆龙门阵的，喊“掺开水”、“带随手”的，叫卖瓜子、花生、纸烟的，此起彼伏，一切是声音的流动。
劳累一天的手工作坊工匠和做罢小生意的，年复一年地人茶铺里休息，龙门阵大家摆，茶各吃各。有的习惯闭目养神，听到会意处搭白两句；如遇“颜色不合”，不妨端起茶碗换个桌子，别人也不会多心。还有一种吃闲茶的，成天没事干，一碗茶坐上大半天，堂值照样轻轻揭开盖子掺开水。临时要离开，给堂倌打个招呼“留一下”，或者抓几片茶叶放在茶盖中间，那些专门吃“加班茶”的也不会去动它。
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乱机就空袭我大后方成都，从此，蓉城市民开始了历时几年、疲于奔命的“跑警报”。城外纷纷开辟了“疏散区”，不少因陋就简的茶铺也随之出现。其中，以新南门外府河两岸的茶铺最多，也最为闹热，稍具规模的茶铺北岸有四家，南岸有两家；而两岸又各有一家占优势的大茶铺，形成对比鲜明的茶文化现象。
北岸那家大茶铺名口名叫“江上村”，是李劫人长篇小说《天魔舞》写到的“花园茶铺”。它紧靠河边，位居上游，占地面积相当宽阔，是不可多得的好“口岸”，除经营茶铺外兼营“竟成日”餐厅。当年的“江上村”环境幽雅，风物宜人，既有茂林修竹掩映又有河流可供观赏，花草葱笼，游廊环抱，令人流连。比之于“郊外第一公园”的“雷神庙”（望江公园前身），有过之无不及。茶铺分两重：前面的茶座露天摆设，一律的四仙桌和靠背竹椅；后而游廊的茶座全是漆成偷油婆色的木桌木椅，给人以整洁之感。逢上好天气，前前后后，座无虚席。如遇“跑警报”，更是人头攒动，闹闹嚷嚷。抗战前，妇女尤其是青年妇女不能在茶铺抛头露，而这里却有不少衣着时髦的女青年和男士们平起平坐，或品，或交谈，或看书，或围坐打扑克，欢声笑语，引人注目。和城中的大茶铺一样，卖瓜子、花生米、香烟的小贩多得难以胜数。又擦皮鞋的蓬头少年，穿梭般地往来于茶客间，只要看见穿皮鞋；总是把吊在肩上的木箱敲得特别响，直到把脚伸向他为止。有出租报纸杂志的，只花很少的钱，便可阅览大半天。每天午四点左右，照例有一个提起兜兜卖金约花生、五香盐胡豆的中人出现，那叫卖声喊得有板有眼，吸引着众多的茶客，一个个购买，用以住茶，别具风味。常在少城公园茶铺以“看相”为的，几乎天天在这里露面：他们穿着晒血浸了的蓝布长衫，衣上挂着一面写上“麻衣相法”的小木牌，默默地在茶客旁边摇摆去，有的还轻言细语地说：“看相不？看妻财子禄，负责说。不准不要钱！”
与“江上村”茶铺对着干的，是南岸桥（今成都汽车中心站一家草盖屋顶、周围用篱笆作墙壁的大茶铺。它是当地一个哥“舵把子”开设的，虽然等级较次，卫生条件也差，但老板的花样多，其生意之兴隆并不在“花园茶铺”之下。花样之一，是雇年轻的女茶房送热水毛巾（另外付钱）。当茶客需要（或根本不要）擦汗时，只做个手势或喊一声，那热水毛巾便凌空迎面飞个别轻薄茶客以此为乐。专找女茶房寻开心：挤眉弄眼做怪打情骂俏动手脚。因此这种花样太不像话，不久便自动消另一花样是邀来说唱艺人表演金钱板、茶鼓、竹琴、口技、清节目。每当午后，那家茶铺锣鼓喧天，弦歌不绝，两百多把椅坐得满满的。茶客以中、下层市民占绝大多数，极少的女茶客老太婆，他（她）们到这里来主要是听演唱，有的宁肯买一碗“玻璃”（白开水），也要舒舒服服地坐下来听一段曾炳昆的口技，李月秋的清音。一段时期，清音《断桥》中“一把手拉官人断桥坐---”，曾在那一带风靡一时，几乎家喻户晓。然而有人却斥为“下九流！”说是“光听了都要生疳疮子！”尽管如此，这家茶铺的盛况却几年不衰。
抗战胜利后，新南门外的几家大茶铺逐渐冷落：“江上村”因故歇业，“竟成国’迁回青石桥南街原址；南岸茶铺的说唱艺人先后奔回城里茶铺另谋生路。曲终人散，一派萧条！
70年代中期的一天，一代文豪郭沫若驱车北大，造访住在朗润园内的泾县籍著名学者吴组缃。组缃先生待以家乡茂林的深山茶。几口入喉之后，郭老不无惊异地望着级缃先生，慢慢吐出四个字来：天下无敌！郭老天性浪漫，他对泾县茶叶的评价或恐不无夸张。再说，品茶亦如审美，燕瘦环肥，各有所好。但无论怎么说，泾县深山茶的品位之高，毕竟是不争的事实。
泾县产茶的历史十分悠久，其珍吕曾长期进贡朝延。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汪士慎，就曾对泾县茶备极称赞：“宣州诸茶此绝伦，芳馨哪逊龙山春......共对幽窗吸白云，令人大腑皆清芬。”因此每年的谷雨一过，特地来泾县买茶的客人就络绎不绝，无论那产地如何偏远，也无论那山路怎样难行。
“茶道”一词的来源，目前学术界常见的说法有源自唐代皎然和封演两种。那么，“茶道”一词的发明权究竟该桂冠何人？还是平分秋色？已是悠悠千载，当有定论了吧！
持“皎然说”的，以皎然的诗作为据。皎然，本姓谢，字清昼，唐湖州长城（今浙江长兴县）人，初出家，肄业湖州抒山，与灵澈、陆羽同居妙喜寺，能诗文，善烹茶，推崇饮茶。他曾作劝慰好友崔使君诗《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曰：
越人遗我剡溪茶，采得金芽爨金鼎。
素瓷雪白缥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桨。
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
愁看毕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
崔侯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
熟知茶道全尔真，惟有丹丘得如此。
诗人谈及饮剡溪茶的感受，第一饮可“涤昏寐”，第二饮“清我神”，第三饮便达到“得道”的境界。最后在诗尾提出了“茶道”一词。
持“封演说”的，以封演的著作为证。封演，唐□县（今河北景县）人。天宝年间（公元742~755年）进士。大历（公元766~779年）中为县令，后历司朝散大夫、检校尚书、吏部郎中、德宗时官司御史中丞。今存《封氏闻见记》十卷。其中云：
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
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广润色之，于是
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
封演之“茶道”兴于中唐，是由于陆羽者著茶书，对茶的功效以及煎茶、炙茶的方法进行了系统论述，并且创制茶具24种，后又经常伯熊的“广润色之”而得以大行的。《封氏闻见记》一书大都实录著者的所见所闻，可信度较高，内容可靠。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封氏闻见记》中所记之“茶道大行”当在陆羽著《茶经》（公元760年）之后。《封氏闻见记》一书的写作也应在此之后。另据有关资料记载，陆羽的《茶经》在公元780年之后才首次刊刻，得以在民众中传播。从《茶经》首刊到封演所目睹的全国的“茶道大行”之势，这之间必然需要一个不短的过程。而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并无封演与陆羽相互交往的记载。因此，《封氏闻见记》的成书年代可以界定在公元780年之后。根据《中国茶叶大辞典》对皎然的介绍，皎然的生年为公元704年，卒年为公元785年。他与陆羽交往甚笃，陆羽隐居苕溪作《茶经》一书时，仍多次前往问访。显然，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就作于《封氏闻见记》之前。“茶道”一词的最早提出者当为皎然。
其实，皎然与封演各人所述的“茶道”本意相差甚远。皎然将品茶时进入一种妙不可言的精神状态谓之“得道”，“茶道”一词属“形而上”的范畴。而封演的“茶道大行”指的是饮茶的方式、方法、原则以及饮茶习俗的广为流传，当属“形而下”的范畴，两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对于这两种不同的“茶道”，很难说谁概括得更适当、更准确，它们分别是对“茶道”的两个不同层面的阐释，两者基于各自的立足点，平分秋色，各有千秋。
然而，这两个不同层面都不同程度地被后世继承，并有所发展。
稍晚于皎然，大约与陆羽生活于同时代的裴汶在其《茶述》一书中的序言中也曾对茶之功效有所论述：
茶，起于东晋，盛于今朝。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
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烹之鼎水，和以虎形，人人服之，永永不大庆。得
之则安，不得则病。
其中的“其性情清”、“其用涤烦”、“其功致和”等涉及饮茶的功用，与皎然的“一饮”、“再饮”相似。
在此之前，陆羽并没有在《茶经》中明确提出“茶道”这一概念，但是他在《茶经·一之源》里说：
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
意思是说，“精行俭德”之人最适合饮茶。这“精行俭德”四字是饮茶人应该具有的道德品行，也是陆羽所倡导的茶道精神。
在陆羽身后涉及茶道精神的要算卢仝了，他在著名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生动地描绘了饮茶的七个层次：
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
三碗搜枯肠，惟有文五千卷。
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
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除“一碗喉吻润”指的是满足生理需要的解渴外，其余的“二碗”、“三碗”等都与皎然的诗有异曲同工之妙。
晚唐的刘贞亮，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茶道”，却概括出茶有“十德”：
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
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
按其说法，“以茶可行道”只是“茶德”之一，他的“茶德”还包括茶的养生、除病、修性功效以及茶礼、茶仪等社会功用。
宋代茶书丰富，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谈到茶之功效时说道：
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中淡闲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
“祛襟涤滞”、“致清导和”、“中淡闲洁”、“韵高致静”可以说是基于皎然的“茶道”观的一大提高，是对中国茶道精神的高度概括。
宋徽宗还说：
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薰陶德化，盛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
依他之见，当时之所以茶事兴盛，是因为缙绅、韦布之流的饮茶者“沐浴膏泽，薰陶德化”的结果。也就是说，人们先受到社会的道德教化，然后才以茗饮为雅尚。
明代张源也在《茶录》中提及“茶道”：
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
张源只是将茶叶的制造、贮藏、沏泡等技术工艺归结为“茶道”，仍属物质层面的东西，并没有精神层面的内涵。
无论是最早提出“茶道”的皎然、封演，还是集茶道之大成者的陆羽或涉到“茶道”这一概念的斐汶、卢仝、刘贞亮都未说清“茶道”的含义。唐代茶人虽然创造了“茶道”一词，但对它的理解并不明确。也许正是由于“茶道”一词的意义模糊，在唐之后的朝代，“茶道”一词几近沉寂，直到近代才被大量使用。
关于“茶道”一词的定义，当代的专家、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
素有“当代茶圣”之誉的吴觉农先生在《茶经述评》一书中云：
（茶道是）把茶视为珍贵、高尚的饮料，饮茶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是一种艺术，或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手段。
吴觉农先生把茶道作为一种精神境界上的追求，一种具有教化功能的艺术审美享受。
另一位茶学大家庄晚芳先生在其《日本茶道与径山茶宴》（见《庄晚芳茶学论文选集》）一文中也对此作了阐述：
从饮茶方面来讲，由于煎煮冲泡茶的习惯方法和使用茶具器皿的不同，在民
间形成许多格式化的从冲泡到饮茶的一系列方式方法，统称为茶道。从历史意义
来讲，日本佛教界把坐禅的饮茶方法，规定一定仪式，称为茶道。……茶道就是
一种通过饮茶的方式，对人们进行礼法教育、道德修养的一种仪式。
庄先生既从形而下的角度概括茶道为“从冲泡到饮茶的一系列方式方法”，又从形而上的层面肯定茶道对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所起到的教化作用，将茶道的精神层面与物质层面相结合而论，概括相对较全面。
作家周作人先生在《恬适人生·吃茶》中说：
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
的现实享受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是日本之“象征的文化”里的一种
代表艺术。
这种茶道体现的也是人们在品茗过程中的心灵感受，仍属精神范畴。
陈香白先生在其《中国茶文化纲要》一文中认为：
茶道，乃是以“品”为主的饮茶艺术之结晶，它显示高雅、表达礼仪、象征
友谊、反映素质、表现自我，茶道之形成，在于盛唐。
陈先生则诠释“茶道”为茶的品饮艺术结晶，仍强调以茶体现人之修养、人格、素质等。
台湾的蔡荣章先生在《茶道与茶艺》中说：
茶道是指品茗的方法、功能及其意境。
他强调的是饮茶的方法、技艺。
王玲在《中国茶文化》第二编中说：
茶艺和茶道精神是中国茶文化的核心。我们这里所说的“艺”，是指制茶、烹
茶、品茶等艺茶之术；我们所说的“道”，是指艺茶过程中所贯彻的精神。有道而
无艺，那是空洞的理论，有艺而无道，艺则无精、无神。
中国学者从精神和物质领域对中国的茶道精神进行了深入探讨，可是，到底“茶道”属方法还是精神仍存不同意见。
此外，中国学者对日本茶道也作了解释。以研究日本茶道而获博士学位的滕军女士，在《日本茶道文化概论》一书中引言“茶道解”中说：
茶道是日本文化的结晶，是日本文化的代表。它又是日本人生活的规范，是日
本人心灵的寄托，茶道被认为是应用化了的哲学，艺术化了的生活。
薛翘也在《中日禅僧的交往与日本茶道的渊源》中说：
茶道是日本传统文化中最具特色的一门艺术，它作为一种群众性的联谊手段，
不光在日本世纪内久盛不衰，而且进一步发展为外交上的礼节，在国际间产生了重
要影响。
同时，日本学者对茶道精神也有自己的概括。
1977年，谷川彻三在《茶道的美学》一书中称：
（茶道是）以身体的动作作为媒介而演出的艺术。
这无疑是对“茶道”意义的美学阐述。
久松真一先生（公元1889~1980年）从宗教的角度给茶道定义，他在《茶道 哲学》一文中认为：
茶道文化是以吃茶为契机的综合文化体系。
熊仓功夫先生从历史学角度解释茶道，称茶道为：
一种室外内艺能（参见守屋毅编《茶 文化 总合的研究》第一部淡交社1981年版）。
就“艺能”一词，《日本茶道文化概论》一书解释道：
艺能是日本文化独有的一个艺术群。它通过个人修炼来达到个人陶冶情操、完
善人格的目的。它与音乐、舞蹈、绘画等艺术不同，它不提供供人欣赏的作品。它
的一次艺术的创作在完成的同时便消失。
仓泽行洋先生在其《艺道的哲学》一书中称：
茶道包含两个意思。一个是以点茶吃茶为机缘的深化、高扬心境之路的意思。
另一个是以被深化、高扬了的心境为出发点的点茶吃茶之路的意思……茶道是茶
至心之路，又是心至茶之路，……茶道超出了艺道的范围，成为了“人生之路”。
简而言之，茶道是宗教的一种存在方式。
中国学者的“茶道”观是基于中国茶道的自身特点而提出的，日本学者则以其本土茶道为阐释对象。但是，日本茶道源自中国唐宋茶道。至今，日本茶道无论是精神还是形式都与中国唐宋茶道有割不断的联系。又由于两者的历史背景不同，文化内涵不同，发展道路不同，因此存在着相当的差异。我们认为：对于“茶道”的认识，不应以偏概全，只有全面、深入地探索与思考，才能得出茶道的真谛。
中国茶道的精神体现在“道”与“艺”的相交、相融之中，还体现在饮茶的器具、习俗、环境等之中，可以说中国茶道是“道”与器，“道”与境，“道”与人的统一。
正是基于以上的考察，我曾在文章和著作中提出有关中国茶道的要义是：
作为以吃茶为契机的综合文化体系，茶道是以一定的环境氛围为基础，以品茶、置茶、烹茶、点茶为核心，以语言、动作、器具、装饰为体现，以饮茶过程中的思想和精神追求为内涵的，是品茶约会的整套礼仪和个人修养的全面体现，是有关修身养性、学习礼仪和进行交际的综合文化活动与特有风俗。
茶道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民族性，涉及艺术、道德、哲学、宗教以及文化的各个方面。唐代陆羽强调“精行俭德”的人文精神，注重烹瀹条件及方法，追求恬静舒适的雅趣。佛教茶礼讲求安寂、幽静是品茶、修禅的共同文化情韵；宫廷茶道发展到一个富丽多彩的阶段，政治特性更加鲜明；民间茶事由南到北地普及与兴盛，都使茶道呈现多极化走向和极具深刻的内涵。
唐代茶道以文人为主体，至宋代文人茶道更系统化，有炙茶、碾茶、罗茶、候汤、燲盏、点茶等基本程序，追求借茶励志的操守，淡泊清尚的规度。宫延茶道突出茶叶精美，茶艺精湛，礼仪繁缛，等级鲜明，以教化民风为目的，致清导和为宗旨。民间还有以争香斗味为特色的斗茶，“使汤纹水脉为物象者”的分茶。
明代朱权改革传统茶道，“取烹茶之法，末茶之具，崇新改易，自成一家。”朱权晚年崇尚道家思想，认为茶发“自然之性”，饮者要“清心神”，“参造化”，“通仙灵”，追求秉于性灵，回归自然的境界。明清时代，紫砂茶具兴起，茶由煮向冲泡发展，茶道程序由复杂转为简单，但茶道仍追求用水、茶具、茶叶俱佳。
茶道是产生于特定时代的综合性文化，带有东方农业民族的生活气息和艺术情调，追求清雅，向往和谐；茶道基于儒家的治世机缘，倚于佛家的淡泊节操，洋溢道家的浪漫理想，借品茗倡导清和、俭约、廉洁、求真、求美的高雅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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