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生不息的华夏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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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不息的华夏文明

回望历史，两河文明、古埃及文明和古印度文明己经衰亡。今天居住在两河流域、尼罗河和印度河的人群，并不是古文明时期那些先民的后裔。只有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仍写着三千多年前的方块字，唱着两千多年前的《诗经》，弦歌不断，生生不息。

为何华夏文明能够延续至今？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地处欧亚大陆东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是重要原因。东边是一望无际的太平洋，南面是瘴气笼罩的热带丛林，西边是难以逾越的青藏高原，北边是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阿拉伯帝国都曾经横跨欧亚大陆，疆域东端甚至到了今天和中国接壤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但是高耸的帕米尔高原和青藏高原拦住了他们的脚步。华夏民族占据了东亚核心区，四周是天然的地理屏障，别人进不来，我们也出不去。炎黄子孙可以按照自己的一套文明逻辑自我生长，认为中华大地就是世界的中心，建立起“中央之国”。

人类学研究发现：自从农业出现以来，欧洲族群有40%的基因成分来自新月沃地，以及欧亚草原等外来群体，而中国的主体人群则只是南方人与北方人的内部基因交流。这也从生物学的角度印证了华夏文明的独立性。

然而“地理环境”并不能解释所有的疑问。比如：4200 年前的冰期导致了很多古文明的衰落，华夏文明为何能熬过极端的气候变化？又比如：北方游牧民族经常侵袭中原地区，为何没能导致中华文明的彻底终结？

第一，辽阔的黄土地和抗旱的小米，支撑着华夏祖先熬过最初的艰难岁月。

在飞机上俯瞰壮美的黄土高原，这是一片充满着肌肉感的土地。西起祁连山，东至太行山脉，南抵秦岭，北到长城，横跨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等七省区，黄土地面积达到60万平方千米，分布着农田、森林、草原、沙漠等多样化的生态环境。华夏文明能够熬过4200年前的冰期，开阔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带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先民们可以通过变更生活方式来维持文明的延续，比如由农耕转为放牧，或者跟随气候带迁徙来熬过冰期。其他文明由于地域狭小，缺少缓冲带，一旦遭遇气候变化或者异族入侵时，很快就走向衰亡。

灌溉技术在中国始于春秋战国，比其他古文明要晚一些。黄河流域自古雨量就偏少，华夏先民能够在缺少灌溉的条件下繁衍生息，说明这里的农业比其他文明更为“耐旱”。远古时期，黄土高坡上就顽强生长着抗旱、早熟、耐贫瘠的小米，也称“谷子”。它是早期华夏先民的主粮，被誉为“百谷之长”。黄色的土地，黄色的河，黄色的小米养活了黄皮肤的中国人。1935年，红军长征来到这里，一句“小米加步枪”让金黄滚圆的延安小米享誉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小米也孕育了新中国。

在谷物家族中，小米是水分利用率最高的一种，甚至能够在年降水量300毫米的地方顽强生长。时至今日，在北方干旱贫瘠的农田里，当小麦和玉米都难以正常生长时，农民还可以种植适应性强的小米，不过亩产只有小麦的一半。小麦的需水量是小米的2.5倍，一旦遭遇冰河期，以小麦为主粮的部落或者饿死，或者远走他乡，文明就此中断。超级耐旱的小米则有能力继续养育华夏先民。另外，小麦还需要灌溉以补充水分，然而长期灌溉还会引起土壤盐碱化，两河文明就因此而消亡。所以说，以耐旱的小米为主食应该是中华文明能够熬过小冰期的又一个原因。

因为富含蛋白质、脂肪和维生素，小米在民间颇具声望，一直都是孕妇的重要食物。古时候小米亦称粟米，因为米粒直径小，就有了“沧海一粟”的说法。2002年，考古专家在青海喇家遗址中出土了一碗老面条，距今约4000多年，被誉为“世界最古老面条”。需要说明的是，这碗面条的原料并不是小麦，而是小米。小米大约4000年前也传入欧洲，在中世纪也曾是穷人的食物，但今天已很少有人种植。

除了小米，华夏先民还种植着另一种抗旱谷物——糜子，也称黍米或黄米，也曾是北方人的重要粮食，还经常出现于古诗中，如“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和“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糜子米粒略大于小米，今天在田野里已经很少见。在古代人的生活中，祭祀和典礼繁多，黍米酒的消费量很大。元朝以后，高酒精度的高粱酒开始取代黍米酒，高粱也顺势抢占黍米在田野中的份额。北方人用黍米做腊八粥，蒙古族喜欢用黍米做炒米。过年前，很多人家还会用黍米磨面蒸馍，里面包上豆沙馅，俗称“黄米团”，口感糯软，蘸上白糖特别好吃。在贫穷的日子里，它是我少年记忆中的高档食物。很多农家还用糜子秸秆做成扫地用的笤帚，父母们经常用它来教训闯祸的孩子。

第二，长江流域的水稻，养育了战乱中的南渡民众，支撑起北方的繁荣。

松散的黄土虽然易于耕作，却很容易出现水土流失。特别是在东亚季风气候下，雨季集中在夏季，土壤很容易被雨水冲刷流失。远古时期，黄河流域曾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2000多年前，大量的森林草原地带已经被开垦成农田。到了秦汉时期，随着人口增加，农业开发程度不断提高，黄土高原的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隋唐时期，关中平原上的灌溉农田面积已经减少了一大半，粮食产量无力支撑长安城里越来越多的人口，需要大量从南方江淮地区调粮。黄河是主要的运输通道，然而从洛阳到长安的水路必须穿过三门峡天险。船夫们要站在依山开凿的黄河栈道上，牵挽粮船逆流而上，非常艰险。据说当时在这处天险每过三条船，就会沉一条。形势所迫，隋炀帝和武则天成为“逐粮天子”，为了给长安城减少些粮食压力，经常带着数万臣民跑到洛阳“避暑”，于是就有了“西都长安〞 和“东都洛阳”。特别是唐朝中后期，生态环境恶化叠加天下刀兵，帝国一直笼罩在缺粮的阴影中。

经济学中有一个风险控制原则——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进一个篮子里。如果中国只有黄河这“一个篮子”，一旦面临气候变化或异族入侵，华夏文明很可能会像其他文明那样最终消亡。所幸中国还有第二个“篮子”，黄河向南500千米，就是绵延5700千米的长江。

唐宋时期，北方战乱频发，大量北方难民涌入长江流域。大面积的沼泽湿地被开拓成水稻田，养育了落难苍生。水稻的单产要高于小麦，南方稻作后来还发展出一年两熟。正因为有了长江流域的水稻作承接，才缓解了黄河流域小米和小麦的负担。从黄河到长江，这种深层次的地理布局构成了世界上其他古文明所缺少的战略纵深。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地缘压力下，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形成了紧密的地缘互助。当黄河流域成为对抗北方入侵者的前线时，长江流域成为提供后勤保障的战略大后方。

要把长江流域的粮食运到黄河流域，还需要开凿一条黄金水道。隋炀帝开始修建从洛阳到杭州的大运河。大运河贯穿了长江和黄河两大水系，成为沟通南北的经济大动脉。东南富庶的身子，伸着1500千米的细长脖子，供养着西北长安这颗头颅。运河水滋养着两岸农田，承载着商贾船舶。从此，北方大漠孤烟的豪爽与南方小桥流水的柔和相互交融，带火了沿岸的商贸经济，绵延千年。

元朝建立以后，定都北京，开启了京杭大运河的时代。运粮的船只不再取道河南，而是从河北、山东直入安徽和江苏等地，长安、洛阳和汴京等城市就此失去往日的光辉。近代中国开启铁路修建，大运河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第三，精耕细作、勤俭节约的农耕文化，让有限的耕地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

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干旱，种地不多些心思，就打不出很多粮食。过去2000年，古代先民摸索出一套精细复杂的栽培技术，不断激发谷物的产量潜能。早在汉朝时期，铁犁牛耕就得到广泛应用，垄作、间作和轮作等耕作方式不仅能够提高生产效率，还能减轻自然灾害的影响。大规模的灌溉工程拓展了耕地面积，人畜粪便已经被用作肥料，帮助谷物提高产量。

铁犁入土，穿沟成垄，广阔的原野上出现了一条条垄地。看上去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发明，却能显著地提高粮食产量。打垄通常是南北走向，这样阳光可以照射到作物根部，增强光合作用。沿着垄地条播种植，让谷物有了合适的行距和株距，通风顺畅，有序生长。农人走在垄间，耕作便捷，不会踩到谷物。另外，垄地表面呈锯齿状，表面积增加了25%，会接受到更多的阳光，昼夜温度增加2—3℃，有利于干物质积累。垄地起伏还能降低风速，减少水土流失。还有，地势高的地方将谷物种在垄沟里，可以抗旱保墒。地势低的地方可以将谷物种在垄台上，可以排水防涝。隔年开沟时，让垄台和垄沟互换，耕地得以倒班。

领先世界的耕作技术使得古代中国的粮食单产比西欧要高出几倍，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宋朝时期，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1亿，为中华文明打下坚实的人口基础。尽管在元朝和清朝，北方的草原民族也曾依靠武力入主中原，然而征服者的人口还不到汉民族的1%，文化势能也处于劣势，最终被以柔克刚的农耕文明所同化。深重的苦难磨砺出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也造就出一个多民族的统一体。秦朝时期，西安还地处中国疆域的西北。看看今天的地图，西安已经位于中国大陆的地理中心。

一年之计在于春，种地要有细致的规划，综合考虑节气、土壤和人力。早在战国时期，华夏农民就懂得种“谷必杂五谷，以备灾害”。一旦遭遇灾害，单一作物容易大幅减产，甚至绝收。千百年来，各家各户的田地里种植着五花八门的农作物，谷物、蔬菜、果树和棉麻等应有尽有，院子里还有水井、磨盘和织布机。即使在外部商品交易中断的情况下，小农经济依旧可以自给自足。

谷贱伤农是悬在农民头上的千年之剑，旱涝、病害、蝗虫和老鼠也会带来损失。春夏之交，青黄不接，农民更要勒紧腰带过日子。古人在《勉谕儿辈》中写下：“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饮食衣服，若思得之艰难，不敢轻易费用。”人多地少塑造了中国人勤俭节约的性格特征。“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中国人有着浓厚的存钱意识，不喜欢做“月光族”，必须存有积蓄，以备不时之需。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走上了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之路。“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自给自足，与世无争。遇到灾难和战乱，人们就躲在各自的村子里，老老实实做庄稼人。小农经济和勤俭持家让中华民族显示出强大的生存韧性。当然，农民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成为最稳定的臣民，难以形成挑战皇权的力量，帝王也乐见天下一盘散沙。华夏文明一脚踏上了以乡村为基础的农业之路，未能像欧洲那样发展出主要以城市为中心的商业经济。古代皇帝经常把“江山社稷”挂在嘴边，“社”指土地神，“稷”指谷神。春节俗称“过年”，《说文解字》中，“年”的释义就是“谷熟也”。丰收以后，人们用新谷做成美食，聚在一起酬谢神明，祈求风调雨顾的好年成。公元104年，汉武帝推行《太初历》，以一月为岁首，正月初一成为新年的第一天，年也就此有了固定的时间，世代相传。除夕之夜，辞旧迎新，阖家团圆吃年夜饭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习俗。

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中，99%的时间处于农耕社会。认识五谷、认识耕种，可谓认识东方文化的一种方式。面对同样一块空地，游牧基因的西方人会做成绿草坪，而农耕基因的中国人则会种上农作物。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已经嵌入民族的基因。闲适澹泊的田园生活吸引了陶渊明、孟浩然、王维等文人，他们辞去官职，回到原始质朴的乡村。

谷物在中国具有特殊的符号意义。汉字中有133个字以米为偏旁。“精”字的本意就是指精选后的米，而后被升华为一种精神文化，有了以下词汇：精彩、精英、精神、精髓。词典里更有很多描写谷物的成语：五谷丰登、救命稻草、脱颖而出……时至今日，很多人仍把工作和谋生称作“饭碗”和“糊口”，程序员的绰号是“码农”，创业之初叫“种子期”，秀恩爱说成“撒狗粮”，升职要感谢领导“栽培”，企业家倡导“行业深耕”，公益活动被誉为“播撒爱的种子”，股市里“满仓”意味着大家有信心，套牢赔钱会“关灯吃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围绕着一圈谷穗。谷穗能够跻身国徽元素，也有着一段故事。1942年冬天，宋庆龄在重庆寓所宴请周恩来等人。炉火摇曳，映照着壁炉架上垂下的两株刚刚采收的稻穗。这时有客人赞叹稻穗“像金子铸成的一样”，宋庆龄说：“它比金子还宝贵。中国人口80%都是农民，如果年年五谷丰登，人民便可丰衣足食。”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等到全国解放，我们要把禾穗画到国徽上。”1949年后，这一想法成为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