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日本的86年，正是日本泡沫经济刚刚开始的时候。滿街都是证券公司，房价高涨，消费需求极大，歺厅每天人滿为患。大百货商场高档商品畅销，就像我打工的居酒屋，也因为忘年会预定滿滿，常常需要翻台，工作量巨大。毎天如果营业额超过100万円，我们可得一个500円的红包，据说这是老板去世后不景气以来的好调，大家都很高兴。因为房价上涨，租房也越来越贵，初次签约要两个月房租礼金（不退还）两个月房租压金（退出时扣除装修费用）一个月手续费，给房地产中介机构。再加上当月房租，一下子要出6个月的房租，对中国留学生真是一个大负担，一间很小的没有卫生间的木质旧房，房租也要6万多！Oh，My God！因此只好在朋友开的小旅馆继续住下去，这个地方的名字叫渋谷俱乐部。据若干年前学者统计，中文中有17％左右是日本外来语，特别是医学、科技、政治方面，有很大一部生活用语都是战争后留下来的，比如食堂，宿舍，复员，干部等等。俱乐部也是之一。我这个住处是三个台湾人出资，买了一个楼房的一二两层，把单元房改成了单间，和现在城中村或城边村的样子差不多。本来一个单间应该住一个人，但因为太贵，少有人能住得起，我住进去以后又进行了改造，一个人的房间装两个三层铺，住六个人。因为太矮，在床上都不能坐着，上下床也很痛苦，女生也有一个房间，在我的劝说下朋友没装三层，装了二层，当然房租要比男生高。为了充分利用空间，他们把进口楼道也隔开，弄成一个小屋，里面还留着一个洗手池，紧贴着铁门和墙装了二层铺，再加一道木板隔开，面积大概不会超过四平米，总之一个人站在地上还可以，第二个人就只能立刻上床。因为是两层，下层的人还可以坐在床上，上层的人只能老躺着。
我不想住6个人的房间，就选择了这个两个人的楼道房，当然又无窗户又无换气，永远都要开着灯最坏的地方是隔壁就是公用洗澡间，对面两米是煤气炉，也是公用，总有人烧水做饭。我们连房门都不能开。那是第一次一个人生活，什么也不懂，造成后来对身体很坏的影响。
因为是台湾人开的，他们主要面向留学生和短期来日本的。 台湾人，新加坡人，在日本做小姐的泰国人等等。总之都是穷人。偶尔也有些有钱人的小三，做贸易的职员，大约三四天就走了。这些五颜六色的人，大多人人背后都有很多故事，说几个有特色的。
到今天我还记得那个女孩儿的样子，高高的个子，圆润的脸厐，大大的眼睛，短短的头发，嘴唇很性感，笑起来很纯真，但很少笑，看起来只有十六七岁左右。她在我旁边隔着一个泰国小姐，自己住一间六叠的房子，应该不是太穷的人。我们相对一笑，好像就成了朋友。送她来的是一个30岁左右的台湾人，好像是情人关系。第二天我们就开始说话，我挺喜欢她，觉得比她大，她也不会一句日语，就想照顾她一些。没想她的一切让我大吃一惊……
她说你看我有多大？我巳经24岁了，我的女儿都八岁了。天哪！我的工作是什么，女学生？不对，我是台湾高级俱乐部的小姐，换句话说是最高级的妓女！要按今天中国的说法，不就是天上人间的小姐吗？我那时连妓女这话都没说过，见更是第一次，立刻被震倒！但我一点也没感到反感，反而更感觉到她的真！我们就成了真的朋友。下面全部用她的原话吧。
我这次来日本是为了逃离台北的环境，因为我巳经自杀过三次了，切过腕，吃过药，跳过楼。你别觉得我们做小姐的就没有爱情，我为了爱宁願去死！他是个很有钱的少爷，我知道他不会娶我，但他骗我，每次被我发现他又有人了，我就毫无办法，只好伤害自己，切腕就好几次了，吃药也没死成，从九层楼上跳下来，头骨碎成几块，发病时剧烈头痛，什么止疼药都不管用，现在必须要穿钢圈背心，否则站不起来。因此我家人一定要让我离开台北，最好永远都不要回去。否则我还是忘不了那个人。（她让我看了她头上和腕上的伤疤，看了她穿着的钢背心。）没办法，我就是这种命运，我没有父亲，我姥姥和妈妈也都是做这一行的。我一定要挣钱，挣很多钱，再不让我女儿做这一行了！
我们聊过很多次，我也帮她接过电话，她还告诉我发现那个台湾人说要和日本太太离婚也是在骗她，但她偏偏还是爱他，并且和他做爱有感觉。我对性话题是第一次接触，听着很不好意思，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开导她，心里还暗暗地痛恨那个把她当摇钱树的台湾人，接电话也有点自责。
最后一次见面，是她要搬走了，一定要请我吃牛排，我不吃牛肉，也从未吃过牛排，我们对着咖啡坐着，不知该再说什么，互相留了北京和台北的地址，我早就在认识她的第一天在通讯录上写上了她的名字，她叫李雯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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