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不可言说的种种原因，儒家思想如今被严重误解，很多儒家人物形象也被扭曲，与此同时由于商鞅变法的名气，法家在大众心里的形象普遍比较高大。其实，如果你仔细阅读儒家经典和法家经典，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事实远非如此。
对于儒家，我们最需要明确的一个事实就是，儒家思想不等同于孔孟思想。在孔孟之后的几千年里，很多后世儒学大家的思想并不贴合孔孟之道，甚至远远背离了孔孟之道，比如西汉董仲舒的“三纲五常”理论，就是对孔孟思想的极大扭曲，后人可以以此批判董仲舒，但不能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顶糟粕的帽子扣到孔孟的头上，因为孔子孟子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
孔子只说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这句话的意思是“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父要像个父，子要像个子。”孔子强调的是君臣之间要相互尊敬，绝不是君对臣单方面的压迫。在这个问题上，孟子的思想就更激进了，他的原话是：“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认为，如果君主把臣子看作草芥，那臣子就可以把君主视作敌人。
对于儒家的第二个误解就是空谈误国。孔子孟子在主张仁义之外，都有自己具体的施政手段，孔子主张“使民以时”，孟子也明确说人伦教育的前提是发展社会经济，要公平合理地丈量土地，使民各司其业。即便是理学创始人朱熹，他也是个实干家，他创办的“社仓法”对于保障底层百姓的生活有巨大作用，不仅在当时成为一国之法，即便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些东南地区的“朱子社仓”仍然在发挥作用。
所以，如果仅仅因为在某些王朝面临崩溃时，儒家官员拿不出有效解决方案就说儒家空谈误国，就太不公平了，因为自汉代以来的所有王朝，任何一个盛世的开创，都少不了儒家弟子的实际参与。
在封建帝制时代，王朝的兴衰起落自有其规律，而且多数王朝是“外儒内法”，或者儒释道并用，如果把每个王朝的没落责任都归咎到儒家身上，显然过于草率了。
如果你读过商鞅和韩非子的大作，就会明白法家的实质是什么，法家准确来说更应该被称作“权术家”。其核心思想固然有公平、公开和公正，但其根本目的是国家和君王的意志，为了实现君主意志而立法，然后将王法用残酷手段推行下去，把国家迅速变成战争机器，最终实现君王意志。
商鞅的《商君书》里专门有《弱民》一篇，里边的“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等言论，比董仲舒的三纲五常观点不知道要可恶多少倍，其对思想的荼毒简直罄竹难书。
在《韩非子》这本书里，也有《八奸》一篇，在韩非子眼里，有八类人是君主需要严密监视，用权术加以控制的，分别是“同床、在旁、父兄、养殃、民萌、流行、威强、四方”，基本社会上的所有亲情和有温度的情感，在韩非那里都要变成冰冷的，所有美好的情感都要被“尔虞我诈”所替代。
所以，这样的法家，就算实干，难道是值得推崇的吗？
儒家相比法家，可能在某些方面是趋于理想化的，但无论是对于一个人还是对于一个社会，难道不需要理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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