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称帝：朱元璋的登极大典

　　大典前的虚惊

　　吴二年（1368年）正月初三日晚，自去年十二月二十日以来连日的大雪天气仍旧没有好转。“未即位之先，雪没市乡”，“自壬戌（十二月二十日）以来，连日雨雪阴洹”，“雪雨方晴，寒风大作，星暗云墨”。天气如此恶劣，包括朱元璋在内的君臣此时心里无疑都颇为紧张，因为次日就要举行登极大典，朱元璋将要在应天称帝建国，但这种天气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好兆头。朱元璋无疑还会想到自己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祭告上帝、皇祇时宣告的“如臣可为生民主，告祭之日，帝祇来临，天朗气清。如臣不可，至日当烈风异景，使臣知之”，心理难免会猜疑：难道上天不赞同自己即位吗？

　　然而到了正月初四日四鼓时分，当朱元璋身着衮冕升坛告祭天地时，天气陡然转好，“即位之时，香雾上凝天而下霭地，独露中星”，“天宇廓清，星纬明朗”，“天霁云静，星朗风息”。朱元璋君臣心中因为天气而虚惊了一场，而这一神奇而巧合的天气变化后来被宣传为天命所归的“天开景运之祯也”。

　　昭示天下

　　既然天气晴好，登极大典自然如期举行。朱元璋在告祭天地后于应天南郊即皇帝位，定国号为“大明”，建元“洪武”，以应天为京师，即后来的南京，朱元璋正式即位于郊坛之南，中书左相国李善长率百官北面行礼，三呼万岁。随后，朱元璋率领以世子朱标为首的诸子奉四代先祖的神主至太庙，追尊四代先祖为皇帝、皇后。行礼完毕，朱元璋返回奉天殿，李善长再次率领文武百官上表祝贺朱元璋登极，朱元璋接受了百官的朝贺。接下来，朱元璋命李善长奉册宝立吴王妃马氏为皇后，吴世子朱标为皇太子。皇后与皇太子确立后，开始分封诸臣。朱元璋以李善长为中书省左丞相，以徐达为中书省右丞相，其他官员也进行了类似变化，由吴王官职变为大明皇帝下的官职。

　　次日，即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初五日，朱元璋颁布《即位诏》，这是朱元璋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份诏书，值得全文引用：

　　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海内土疆，豪杰分争。朕本淮右庶民，荷上天眷顾，祖宗之灵，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贤于左右，凡两淮、两浙、江东、江西、湖、湘、汉、沔、闽、广、山东及西南诸部蛮夷，各处寇攘，屡命大将军与诸将校，奋扬威武，已皆戡定，民安田里。今文武大臣、百司众庶，合辞劝进，尊朕为皇帝，以主黔黎。勉循舆情，于吴二年正月初四日，告祭天地于钟山之阳，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以吴二年为洪武元年。是日，恭诣太庙尊四代考妣为皇帝、皇后，立太社、太稷于京师。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上引《即位诏》为朱元璋《明太祖御制文集》中的版本，是最原始的版本，《明太祖实录》中的版本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润色，让文字显得更加书面化。朱元璋在《即位诏》中除确定了新国家的国号、年号与都城，更公开宣布了新国家的纲领，即向世人昭示元朝国运已经告终，自己的大明政权将会应天顺人，取代元朝，成为全国范围内的合法政权。

　　除了这些，在之后的诏书格式上，朱元璋也进行了创新。元代诏书开头通常为“上天眷命”，朱元璋认为“其意谓天之眷佑人君，故能若此，未尽谦卑奉顺之意”，决定此后将诏书开头改为“奉天承运，庶见人主奉若天命，言动皆奉天而行，非敢自传也”。

　　最后，朱元璋对自己已经去世的兄弟们进行了追封。至此，整个登极大典才算结束。

　　太祖训政

　　然而登极大典只是第一步，新政权的官僚机构不能完全沿用吴国时期的设置，必须适应新的形势，首当其冲就是中书省。自隋唐以来，中书省的最高长官为中书令，而大明开国时的中书省里，并设中书左、右二丞相，是否设立中书令就成了颇受关注的一个问题。

　　朱元璋第一次对官僚机构的设置表露出看法，是在正月初七日迁入新宫后，其对中书省官员所说的一段话中表达出来的。朱元璋说：“成周之时，治掌于冢宰，教掌于司徒，礼掌于宗伯，政掌于司马，刑掌于司寇，工掌于司空，故天子总六官，六官总百执事，大小相维，各有攸属，是以事简而政不紊，故治。秦用商鞅变更古制，法如牛毛，暴其民甚而民不从，故乱。卿等任居宰辅，宜振举大纲以率百僚，赞朕为治。”朱元璋在这段话中表达的思想和他后来废除中书省后表达的思想空前一致，就是要建立“故天子总六官，六官总百执事，大小相维，各有攸属，是以事简而政不紊”的政治制度，中书省官员只是“赞朕为治”，而不能拥有相对独立的相权。

　　然而官员们似乎并没有理解朱元璋话里的含义，御史中丞刘基、学士陶安很快又向朱元璋进言，提出“适闻中书及都督府议仿元旧制，设中书令，欲以太子为之”。他们虽然推举皇太子朱标为中书令，看似并不企图将相权归于自己，但太子为中书令必然不能持久；一旦中书令设立，而太子又不能再担任这一职务，则势必要在大臣中重新选人担任。如此一来，中书省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拥有了相对独立的相权。朱元璋对此看得很清楚，他果断地拒绝了这一建议并对刘基等人说：

　　取法于古，必择其善者而从之，苟惟不善，而一概是从，将欲望治，譬犹求登高冈而却步，渡长江而回楫，岂能达哉？元氏胡人，事不师古，设官不以任贤，惟其类是与，名不足以副实，行不足以服众，岂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长，学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礼师传，讲习经传，博通古今，识达机宜。他日军国重务，皆令启闻，何必傚彼作中书令乎？

　　朱元璋的意思很明白，此时太子还年幼，无力承担中书令的职责，日后太子成长起来了，“军国重务，皆令启闻”，有中书令之实，也不必再设立中书令。随后，朱元璋很快为太子朱标选择了辅官，其中包括了中书左丞相李善长。官员们碰了一鼻子灰，只能称赞朱元璋“陛下立法垂宪之意实深”。君权与相权第一回合的交手至此告一段落，朱元璋很快便将目光重新转回了军事行动上。此时北方的元朝还拥有相当的实力，南方的方国珍、陈友定残余势力还需要平定，西部明氏于四川的夏政权对朱元璋也逐渐不友好起来。然而君权与相权的分歧并未在根本上获得解决，这一对矛盾在日后还会爆发，并最终走向废除中书省这一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