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夏朝存在了不到500年。它出现在约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其最后一位君主是有名的暴君桀，最后被成汤所灭。但是，外国史学家却对夏朝的存在持怀疑态度，很多人认为夏朝只是古人虚构出来的产物，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这样一个朝代存在，这是为什呢？
有些人以为，这是因为《史记》和司马迁距离夏朝1500~2000年，不足信。其实，在中国现存的更早的文献中，大多数都提到了夏朝或大禹，一般都是夏商周三代并列的。司马迁只是综合已经存在的文献而已。
例如，《尚书》有不少篇说到夏朝和商朝，周朝人确认夏、商是“受天命”的正统朝代。其中《周书》产生的年代在西周初年，距夏朝不过数百年。晚一些的《左传》中，夏商周三代是并列的，且提到夏朝及《夏书》的地方极多；也直接提到了夏朝君王（夏朝时称为“后”，商周称为王，以后称皇帝）的名字，如启、相、皋、孔甲、桀等。
而我们也很清楚的是，大禹是夏朝的第一位君主，问题是关于他的历史记载，是少之又少，神话传说倒是不缺。历史学家们出于严谨考虑，一直认为没有考古印证的记载都存疑，所以夏朝是否存在成了史学界一大谜团。
由于上古文明没有详细的文字记载，我们中国境内也有很多文明走向消亡，没有传承下来，所以就算挖出来的东西确定出自商代之前，也不能确定就是夏的遗迹。
众所周知，在建国之后的考古发掘中，我们挖出了大量的青铜器和刻有文字的甲骨，通过专家考证，这些甲骨多半来自于中国的商朝。根据史料记载，商朝的政权十分迷信，无论干什么都得先占卜。这些人有一种占卜方法，就是把龟甲或者动物的肩胛骨放在火上烤，烤热了之后甲骨就会龟裂，然后古人看甲骨的裂纹预测吉凶。
通过这些甲骨，然后比对史料记载，我们可以很确定地说，在几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土地上，有这样一个称为商的政权存在。
而此后大量出土的青铜器，又说明了在商朝之后，中国历史上真的有周政权存在。通过对这些出土文物的研究我们发现，商周这两个政权之间是具有继承性质的。所谓继承，不单是一个政权在同一块土地上取代了另一个政权，而是说两个政权之间的文化是延续的。
但是和商周两朝不同，夏朝到今天都没有确凿的考古证据存在。在我们的文字记载中，夏朝有自己的特点，同时夏商周还有传承关系，所以我们不能挖出来一个商周之前的文明就说是夏朝。
其实，商朝之前的文明我们已经挖出来好几个了，比如说二里头遗址、仰韶遗址、龙山遗址等。这些遗址虽然能通过科学手段进行断代，但是由于没有充足的文字记载，谁也无法确定这就是史料记载中的夏朝遗迹。
当然，在文献中记载的夏朝的年代，中原地区确实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豫西二里头遗址，按C14测定为3900至3600年之前，其时代恰在商之前，确实开始建立了相当不小的宫室和宗庙，还有道路及排水体系；其青铜铸造技术，已经比再早一些年代的文化有了很大进展，开始铸造鼎、爵等礼器，这和夏朝铸鼎的历史记录是符合的。
But！二里头遗址发现的考古证据，是否可以和“夏王朝”的文献记载相匹配，在历史学界尚无定论。中国学术界现在已经基本上接受了夏王朝就是相当于“二里头文化”这个阶段的说法。而西方学术界则不太认可这个说法。
这倒不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之类的祸心，而是研究方法不同。西方史学界在研究文献的时，首先要研究文献的成文时间，文献的性质，以及是否有旁证。
其实对于这些上古文明，史学家们的考据是很严谨的。历史学家不可能挖出来一个东西就往朝代年谱里安。商周之后中国的历史记载一直没有中断，所以这个时间段内挖出来的东西，很轻松就能确定属于哪个时代，甚至还能确定到具体人物。
可是，已发现的考古证据无法提供有效线索，来判断《尚书》《左传》《孟子》《史记》中有关夏代的说法是否正确。反过来，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和青铜铭文来看，并无表明夏朝存在的证据。殷商离“夏王朝”时间更近，对“夏王朝”记载的详实程度还不如几百年后的孟子，这个在逻辑上是很难说得通的。
而对于这种只存在于文字记载中的文明，史学家又必须保持怀疑态度，毕竟古人没有科学的记录手段，很多东西可能是出自臆想或政治需要。
当然，我们也不是要迷信外国人。西方史学家在接触中华古文化时，他们对于西亚北非的古文明已经研究很长时间了，满脑子都是西方考古成就，当时中国又没有足够的田野考古成果，他们对于中国古文献又是那样生疏，掌握起来又是那样困难，所以，他们曾认为水稻是从印度传过来的，青铜器铸造技术是从中东传过来的，中国文字是埃及象形文字的后代等。
2004年以来，中国官方考古界也在继“夏商周断代工程”后，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是一项多学科结合、联合攻关的国家级重大考古项目。此项工程共涉及20多个自然和人文学科，旨在找出并解答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诸多问题，比如中华民族传说中的祖先黄帝和炎帝是否确有其人，是否还有比甲骨文更古老的文字等等。
但到目前为止，官方也未曾发现中国古代存在超级文明的任何证据，只是研究了中原地区6座规模大、等级高的中心性城邑，然后宣布在距今5000年前，我国已进入文明阶段，出现了国家，进入“古国时代”。
围绕“夏”而产生的种种纷争，并不只是对材料、方法、理论的不同认识导致的不同结论，背后，还有一个人的身份，进入考古学的初衷，史观，和对安身立命之所在的不同理解。
“据古代传说，商代以前有一个夏代。”“但是在考古研究方面，夏代还是一个空白点，这岂是应该有的现象？”盘古开天，若干时间后出现圣人尧、舜、禹接连禅让，直到禹的儿子启直接继承父位，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就此开始，直到为商人所灭。这是中国古史的标准叙述，只不过，谁也没有“见过”史书以外任何夏朝存在的证据。
“二里头”，正是徐旭生1959年的那次寻找“夏墟”发现的。它原本只是一个河南村庄的朴素名字，因为徐旭生的考察而成为考古学上的“二里头遗址”，一代代学者的发掘和研究渐渐揭开了“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时期”、“二里头国家”的面纱。
从洛阳龙门高铁站下车，再需一个小时车程就能到达二里头村。圪当头村与之紧邻，村口一块石牌坊十分引人瞩目，上书“最早的中国”五个大字。据说这个村子的人商量什么事情意见都不一样，唯独立这块石牌坊全体一致通过。二里头遗址的范围包括四个自然村，考古人员最初到达二里头村并以此命名，但很多重要的发现诞生在圪当头村，于是圪当头村村民毅然竖起了这座石牌坊。还请“许博士”——二里头考古队队长、圪当头村荣誉村民许宏，为之写了一幅对联：“中原热土有名村村称圪当头，西地良田现宫城城为紫禁城”。
正是在圪当头村的西边，许宏及团队发现了二里头遗址的宫城，他将之形容为“中国最早的紫禁城”。虽然面积只有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却是后世三千多年宫城的鼻祖，因为在此之前的都邑遗址都是不求方正、因地制宜的。从二里头开始，有了质的变化。 “之前，一直有外国学者怀疑二里头只是个散乱无序的祭祀中心、宗教中心，因为都城这一类政治性城市必须有规划性”，许宏团队的发现使这种怀疑不攻自破。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及其上的双轮车辙、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多进院落宫室建筑、最早的围垣官营手工业区、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等，也接连在二里头遗址发现。
“最早的中国”，是许宏给二里头的概括。这五个字，掷地有声、一目了然、过目不忘。无论是圪当头村的石牌坊，还是许宏考古科普作品《最早的中国》热销不断，都可见其在公众中影响力之大。
看起来皆大欢喜。前有徐旭生寻第一个王朝寻到二里头，后有许宏主持二里头考古发掘呈现“最早的中国”。故事到此似乎就可以大团圆结局了。
只不过还没有那么简单。
许宏，这个近二十年内的二里头考古队队长，竟然是中国考古学界少数认为二里头的夏都地位乃至夏王朝的客观存在都还存疑的人：“夏王朝是否存在过，我只能说我不知道。到目前为止，这是个既不能证真也不能证伪的问题”。按他的观点，甲骨文之前的商代早期还不属于信史时代，商王朝的上限仍不能确定，因而还不能彻底排除二里头的主体属于早商的可能性。如果二里头的主体是商，那在早于它的考古遗存中还看不到什么能和文献中兴盛的夏王朝对应起来的“王朝气象”。
虽然“冒中国考古之大不韪”，可许宏的观点在不同代际和知识背景的人之中，却很可能是主流。孙庆伟教授主讲北京大学的通识核心课“考古学与古史重建”，他发现，年轻的同学天然相信“疑古”是先进、科学的，“信古”是保守、落后的。但孙教授不能同意，他认为：“'有疑’是为了'无疑’，在疑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裁断，所以'信’比’疑’更难，层次更高。现在的很多怀疑是很草率的，只是人云亦云，是缺乏判断力的表现”。究竟孰是孰非？
而无论二里头是不是夏，通过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文物，我们都已经可以一窥当时文明发展的情形。例如用作本期封面图片的被称作“超级国宝”的绿松石龙，它的存在意味什么？陶器、青铜爵……通过对它们的研究，我们对二里头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有了相当多的了解，以及或许同样多的困惑。
今天的中国，从南到北5500公里，从东到西5200公里，960万平方公里土地被划为34个行政区，13亿人民由56个民族组成，人民币上印着五种文字：汉、壮、蒙、维、藏。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有人说“中国”就像滚雪球，民族、文化、疆域，一点点增添新的内容，直滚成今天的样子。很多人认为，夏朝就是这个雪球最开始得以滚起来的“芯”。
许宏说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却不言夏。孙庆伟坚定认为夏王朝存在，乃至要用考古学“重建夏代信史”，他说夏朝是最早中国，却不同意二里头是最早中国。二里头、夏、最早中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颇为复杂。
“二里头文化”和“夏文化”，原本是两套话语系统中的词汇，一套是考古学的文化类型，按时间先后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另一套是古史框架下的说法，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将“最早的中国”用考古学文化来表述，还是用古史框架里的时期来表述，代表了对“中国”的不同理解。
更有学者提醒，谈论早期文明时，“中国”就是一个危险而充满陷阱的词。中华文明——据一种说法——有五千年历史。可夏朝的开端（被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为约公元前2070年）距今只有四千年。夏以前“满天星斗”的时代如何理解？另一种提醒在于，用“中国”（无论是否最早）来谈论三四千年前发生在东亚大地上的事情，想必是把那些文明当作我们的先辈而以单线进化的思路去上溯，可我们有没有把祖先当作“他者”来研究的可能和必要？
1990年，美国洛杉矶举办“夏文化国际研讨会”，这是首次在国外进行大规模夏文化研讨，考古学家邹衡前往参会。据邹衡回忆，会议开始后国内学者颇意外，原本准备的发言都是关于哪种考古学文化是夏文化，而大会中心议题竟是夏朝是否客观存在。会上学者大致分为三派意见，据邹衡的总结，第一派对夏朝持否定态度，不承认其客观存在，认为是神话传说的时代，“持这种意见者几乎都是欧美学者”；第二派肯定夏朝的客观存在，“持这种意见者基本上都是中国（包括台湾和香港）人或是有中国血统的美籍华人等”；还有第三派，他们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或不表态，持这种意见的“主要是日本学者”。
观点和身份之间竟有如此之强的联系，即使最迟钝的人也会意识到，考古学这门学问难以“纯粹”，尤其是在一个有着丰富历史遗产或负担的民族。中国考古学从诞生之日，直到今天，都被评价为“民族主义”的。不过李零教授提醒：“民族主义，并不全是负面”。
围绕“夏”而产生的种种纷争，并不只是对材料、方法、理论的不同认识导致的不同结论，背后，还有一个人的身份，进入考古学的初衷，史观，和对安身立命之所在的不同理解。
[附注]
1）大禹（黄帝之玄孙，昌意之曾孙，帝颛顼之孙，鲧之子，姒姓，名文命，字密，号夏后氏，前2205年-前2198年在位）
2）帝启（姒姓，名启，一名建，一名余，前2197年-前2189年在位）
3）帝太康（姒姓，名太康，前2188年-前2160年在位。太康去洛水之南打猎，被后羿阻挡，无法回国，史称太康失国。）
4）帝仲康（姒姓，名仲康，前2159年-前2147年在位）
5）帝相（姒姓，名相，一名相安，前2146年-前2119年在位。帝相即位后，被后羿驱逐，后为寒浞所弑。）
6）帝少康（姒姓，名少康，前2118年-前2058年在位。少康讨灭寒浞，中兴夏朝，史称少康中兴。）
7）帝杼（姒姓，名杼，前2057年-前2041年在位）
8）帝槐（姒姓，名槐，一名芬，前2040年-前2015年在位）
9）帝芒（姒姓，名芒，前2014年-前1997年在位）
10）帝泄（姒姓，名泄，前1996年-前1981年在位）
11）帝不降（姒姓，名不降，一名北成，前1980年-前1922年在位）
12）帝扃（姒姓，名扃，一名禺，一名高阳，前1921年-前1901年在位）
13）帝廑（姒姓，名廑，一名顼，一名董江，前1900年-前1880年在位）
14）帝孔甲（姒姓，名孔甲，前1879年-前1849年在位）
15）帝皋（姒姓，名皋，一名皋苟，前1848年-前1838年在位）
16）帝发（姒姓，名发，前1837年-前1819年在位）
17）帝桀（姒姓，名癸，一名履癸，前1818年-前1766年在位。帝桀无道，为成汤所败，放逐于南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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