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如果去大英博物馆参观，向导也许会带领你在中国馆、日本馆转一转。但也许他会带领你穿过中国馆和日本馆，到深处一个更加震撼人心的95号展厅——这是大英博物馆为大维德基金会常设的展厅，专门用来陈列大维德所收藏的中国陶瓷，一旦你走进这个房间，任何一个参观者都会马上被震撼到，那布置考究的空间内摆满了各式各样最为珍贵精美的中国瓷器，一排排一列列，令人叹为观止。
北宋汝窑
从1914年起，大维德开始频繁的购买中国瓷器。从1918年，他得到一件刻有乾隆皇帝御题诗的宋代定窑碗。在大维德眼中，这是他当时最出色的一件藏品，它镶着铜边，“几乎有蛋壳般的质感和天鹅绒般柔软的表面，刻有最精美的凤凰穿花图案。底为环底，直径约1英寸，刻有四十个小字的题款。这是奉乾隆皇帝之命于1774年所刻的一首歌功颂德的诗。
北宋定窑白釉刻乾隆御制诗碗
从1935年开始，大维德仅仅认真收藏了15年而已，就成为了这一领域的传奇。大维德所形成的以铭文类和皇家品味为主的收藏核心，形成中国文物史诗级的收藏体系，而这一切不只是单纯的效仿明代文人或清代帝王的审美情趣，而是建立在大维德自身的学术知识和品味之上。凭借最初的年轻、品味、财富和时间，斐西瓦尔·大维德爵士在中国和日本居住多年，他利用这个机会成为既精通中国陶瓷艺术经典文献，又熟悉公共和私人陶瓷收藏的人。借助他的研究和经历，大维德在欧洲藏家中独具综合实力，他不断收集藏品，用自己的方式形成任何欧洲或美国藏家无法匹敌的收藏。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大维德路经上海时被日本人关押，患上后来导致他全身瘫痪的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对自己生命的担忧使得大维德不得不考虑将来收藏的归属问题，他想到了要建立一所博物馆来安置这些藏品。
在开普敦，他幸运地结识了同样热衷于中国陶瓷收藏的大维斯法官，两人成为亲密无间的挚友，大维斯法官成为了他这一计划的主要策划者和起草者。1946年，经过与大维斯法官的反复商量，大维德决定要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建立博物馆，使之成为西方中国艺术研究的中心。他向伦敦大学提出了经过大维斯法官精心策划的捐赠方案：大维德将自己收藏的1400余件瓷器以及有关中国和远东艺术的8000多本中外文图书，包括那批古籍珍品，而作为附属条件，亚非学院必须将大维德收藏的陶瓷和图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安置在一起；收藏品必须全部展出并无偿向公众开放；由于他已经行动不便，必须住在博物馆等等……经过与伦敦大学的艰难磨合，1950年，伦敦大学终于竭尽全力，克服了战后的重重困难满足了大维德要求，在伦敦布鲁姆斯博瑞的乔顿广场53号为大维德收藏建立了专门博物馆，取名“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
大维德艺术基金会收藏的瓷器珍品
北宋汝窑
北宋定窑
金代定窑
南宋建窑兔毫盏
南宋建窑油滴盏
南宋吉州窑玳瑁盏
南宋耀州窑暗刻盒
官窑一组
南宋官窑洗
明成化仿官釉杯
北宋钧窑“泡泡碗”
北宋钧窑胆瓶
金代钧窑碟
元代钧窑香炉
钧窑花盆一组
明代钧窑花盆
明代钧窑高足杯
元代龙泉窑
如今落户在大英博物馆的大维德基金会展馆成了中西方瓷器藏家心中的圣地——对于西方藏家而言，他将这些紫禁城中的瑰宝飘洋过海带到英国，让那些心向往之却无法成法成行的人们有机会领略东方艺术的魅力，何其有幸！对于东方的藏家而言，他让这些原本在朝代更迭之间前途未卜，可能不知所终的古代艺术品的精华聚合并悉心保存。大维德所倾注的心血，所做的学问，使得中国古代文明的结晶即便在故土的战火纷飞中也从未断绝消亡。当大约100年后，国人得以从对于生存压力中稍作喘息，开始再次回归对传统文明及艺术的关注时，会感谢大维德为中国文物收藏所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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