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河北省张家口市的文物部门在张北县境内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专项考古工作，主要原因是这一区域很有可能分布着元代的一处重要遗址。
而经过长时间的发掘之后，诸多考古学家结合史料当中的记载，以及考古人员们所清理出来的古代建筑遗址最终认定，位于张北县境内的这一处大型的“建筑群”遗址，便是元代历史上一座非常重要的城市——元中都。
说到元代的城市，可能列位更加熟悉的就是“元大都”了，这怎么又突然冒出了一座“元中都”呢？“元中都”和“元大都”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这就要说到元代十分独特的“都城”设计理念了，同样，这也与“蒙古帝国”不断兴起的特殊历史背景有关。
在元朝历史上共设有四个都城，分别是和林、上都、大都和中都，这四座都城又被称作“蒙元四都”，也正如这个称谓而言，这四座都城就是“元代”在从“蒙古汗国”一步步发展成为“元政权”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
下面，我就先来分别说一下，这四个都城都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建立的，借此，列位就能知道此次所发现的“元中都”的建立者究竟是谁。
和林，全称“哈拉和林”，是在南宋端平二年，即公元1235年，由“蒙古帝国”的缔造者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所建，位于现今蒙古国境内前杭爱省的西北角。
此时的“窝阔台”已经继承了成吉思汗的“汗位”，而且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哈拉和林”所处的位置可以说是世界的“中心”，地缘位置十分的重要，这也是“窝阔台”大汗把都城建在此处的主要原因。
而且，在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那便是当时的“蒙古汗国”彻底地攻灭了在北方与之抗衡由“女真族”所建立的“金政权”，彻底地统一了长江以北地区，此时，仅剩下占据着半壁江山的“南宋”与之对峙，那么，建立都城便也成了“势在必行”的事情。
按照时间顺序，接下来诞生的一座都城便是“上都”了，“上都”的建立者是大名鼎鼎的“元世祖”忽必烈，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多伦县西北的闪电河畔。
南宋宝祐四年，即公元1256年春，当时还没有继承“汗位”的忽必烈命人在桓州以东、滦水以北，兴建了一座新城，名为“开平府”，以作为他统领漠南地区，管理汉地军国诸多事务的藩府所在地。
到了公元1259年8月的时候，当时的“蒙古帝国”大汗“蒙哥”在历经了十分惨烈的“钓鱼城之战”后就在钓鱼山下去世了。虽说在“蒙哥”死后，“忽必烈”并没有能够立刻继承“汗位”，但在几多波折之后，“忽必烈”还是在1260年的5月成为了“蒙古帝国”的大汗，并且定年号为“中统”。
忽必烈即位为汗之后，便不断地扩建“开平府”，一直到中统四年，即公元1263年，一直生活在“开平府”的忽必烈干脆就将他亲手所建的这座城池升级为“都城”，定名为“上都”，而此时，“和林”便和“上都”一起成为了元朝的两大都城。
接下来，便是第三座都城，恰好就是列位都十分熟悉的“元大都”，也就是现今的首都北京，而将这里定为元朝都城的人也是元世祖“忽必烈”。
不过，“大都”这座都城最初并不叫这个名字，这里存在着一个历史上的“巧合”，早在南宋嘉定八年，即公元1215年的时候，成吉思汗攻占了“金政权”的“中都”，并且恢复了这座城池原本的名字，就叫做“燕京”。
而说到“燕京”，相信列位也是十分熟悉的，同样也是现今首都北京的“旧称”，而在忽必烈将“上都”定为都城之后，由于随着南宋政权的彻底消亡，占据了江南的半壁江山之后，忽必烈发现整个国家政务的中心逐渐地在向南迁移。
于是，到了至元元年，即公元1264年的八月，忽必烈又将燕京更名为“中都”，同样定为都城，并且正式确立了“两都巡幸制度”。
此后又过了三年，到了至元四年的时候，由于忽必烈命名的“中都”旧城残破不堪，于是，忽必烈便决定在中都的东北方向再修建一座新城。
在修建五年之后的至元九年二月，忽必烈第二次将这座新城更名为“大都”，而整座“大都城”一直到至元十三年，即公元1285年时才修建完成，前后共用长达9年，使得“元大都”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都市之一，同时也奠立了近代北京城的雏形。
最后，一个便是本文当中所说的“元中都”了，所以，从时间上看，其实“元中都”也是距离现今时间最近的一座“元朝”古都城。
“元中都”是在元大德十一年，即公元1307年，由元世祖忽必烈的曾孙“元武宗”海山开始修建的，而且，这个“元中都”的位置也比较特殊，恰好就处在当时的“大都”通往内蒙古的要道之上。
而通过对“蒙古帝国”历史上这四座都城的地理位置进行分析，我们就能看出，“都城”的位置是不断的在向楠移，而且，如果把这四座都城连城一条线的话就会发现，通过这四座都城之间的管道，能够非常顺畅且快速地从“元大都”抵达“和林”。
尤其是“元武宗”还特意修建了“元中都”这座城市，不知道，是当时的“元人”都有着十分强烈的思乡情结，还是为日后在“政权”败亡之后所设计好的“逃跑路线”。
说到这里，“蒙元四都”的诞生过程，我就为列位盘点完了，接下来，我们还是把目光再转回到“元大都”遗址上来。
经过考古人员的考察，整个“元中都”遗址由内、中、外依次相套的三重城组成，分别叫做外城、皇城和宫城，经测量，仅内城和中城的面积加在一起就有80多万平米之多，如果在算上外城，整体面积估计应该能达到百万平米。
除了面积大之外，通过勘察还发现，在元中都遗址当中，既有宫城建筑也有放置毡帐的空地，这便能够证明当时的“元中都”就是介于元大都与草原之间的。
既然是遗址考古，那么“文物”自然不可少，而由于这是城池遗址，因此在清理遗址的时候，发现了很多的“建筑构件”，包括琉璃质地的瓦当、滴水以及花砖等等，而在众多文物之中最为引人瞩目的便是10件“汉白玉”质地的“螭首”。
而且，这10件“螭首”还分为两个类别，其中一件属于“角部螭首”，另外九件则全部都是“台沿螭首”，全部都是用来装饰宫殿的高级“建筑构件”。
最为重要的是，这10件“螭首”的雕刻都十分精巧，造型也十分的独特，充分展示和反映了“元代雕刻”的高超水平，以及“元人”在进驻中原之后，所出现的“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当然，也印证了这座元代“古中都”当时的宏伟与辉煌。
据史料记载，“元中都”从元大德十一年，即公元1307年建成开始，到至正十八年，即公元1358年倾覆，一共存续了51年。
而“元大都”之所以会倾覆，是因为在“元朝”末期所爆发的“红巾军起义”，所谓“红巾军”指的便是元朝末年各地百姓起来反抗元朝的主要起义力量，起义初期是与明教、弥勒教、白莲教等民间宗教相结合发动的。
而由于“起义军”普遍使用红旗，头上还都扎着“红巾”，所以，这样的一股“起义力量”便又称作“红巾军”。
“红巾军起义”的背景，是在元顺帝统治的末年，朝廷之内政治败坏，百姓所承担的税赋变得愈加沉重，在加上天灾不断，可以说已经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
于是，在淮河流域，便出现了以韩山童、刘福通等为首领，并且以白莲教为纽带而逐渐壮大起来的一支“起义力量”。
从此之后，“红巾军”的起义力量便开始不断地涌现，从南方一直发展到了北方，并且全都打出了“恢复大宋”的旗号。
而且，分割各处的“红巾军”起义力量还分别推立出了“皇帝”，国号还全部都是“宋”，至正十五年，即公元1355年，南方的“红巾军”首领刘福通在安徽亳州市立了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为“小明王”，建国号位“大宋”。
此后不久，处在南方长江流域的“起义力量”也纷纷打着“红巾军”旗号起义，当时像彭莹玉、徐寿辉等人便在湖北集结了大量的起义军，“徐寿辉”也同样称帝，国号同为“宋”。
而就是在“韩林儿”被立为皇帝之后，“红巾军”开展了“北伐之战”，并且一路高歌猛进，与剽悍的元军几次交战全部取胜，不断地逼近“元大都”的外围地区。
与此同时，北方的“红巾起义军”也没有闲着，也在不断地给“元军”制造麻烦，这里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那就是元至正十七年，即公元1357年前后，以察罕帖木儿、孛罗帖木儿、李思齐等为首的北方元军将领开始对北方的“红巾军”进行反攻，目的就是为了阻止“红巾军”南下会和。
也由于当时的“元军”势力太大，加之“红巾军”节节败退，因此，“红巾军”的内部逐渐地出现了分裂。
而就是在“红巾军”不断被瓦解的第二年，即公元1358年，“红巾军”见南下无望，便只能向北撤退，如能夺取“元朝”位于更北方的城池便能够据城以守，然后，“元朝”军队却根本就给“红巾军”这个机会。
当时，“红巾军”的主要目标是便于蒙古草原地区的“元上都”，所以，始终处在“大都”外围的“红巾军”必须要途径“元中都”才能到达“上都”。
而就是在这个时候，大约是在1358年的二月左右，当“红巾军”抵达“元中都”的时候，边毫不留情地对处在“上都”和“大都”之间的这座都城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
因为，他们只有顺利地通过“元中都”才能达成他们的战略目标，抵达“元上都”，于是，这座在51年之前，由“元武宗”海山亲手修建起来的“都城”，便被“红巾军”的一把大火彻底地烧成了焦土，此后，也随着“元朝”的彻底灭亡而倾覆在了历史始终向前的无情车轮之下。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