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亚高原荒凉、偏僻的草原上，战乱的部族和两面派占据着这里。联盟是反复无常的，像狂风暴雨一样迅速地改变着路线。1162年，铁木真就出生在这个无情的地区，在一个以部落为基础的社会中长大，这个社会围绕着部落袭击、掠夺、复仇、腐败，当然还有马。
铁木真和他的家人在父亲被敌对部族俘虏后，陷入了极度贫困的境地，他们寻找野生的水果和牧草，以死去的动物尸体为食，捕猎小型土拨鼠和啮齿动物。后来，随着他父亲的去世，他的部族在蒙古部落权力的更大联盟和政治舞台上失去了威望和影响力。在这凄凉绝望的时刻，铁木真不会想到，从这些残破、卑微的出身中，他将获得名利，并获得一个新的名字，在他统治世界的战役中，这个名字会让他的敌人感到恐惧。
为了恢复家族荣誉，15岁的铁木真在父亲的前盟友的突袭中被捕。他成功地逃脱了奴役，并发誓要报复他的对手，现在一长串的名单既包括传统的敌人，也包括以前的伙伴。尽管铁木真不愿意分享权力，但他认识到，正如他小时候母亲所指示的那样，最终的权力和威望取决于无数强大和稳定的联盟。
铁木真在团结各交战派别的斗争中，打破了蒙古族的传统。他并没有杀害或奴役他所征服的人，而是向他们承诺保护他们，并从未来的征服中获得战利品。高级军事和政治职位的任命是基于功绩、忠诚和敏锐，而不是宗族关系或裙带关系。
这些社会智慧加强了他的邦联的凝聚力，激发了他所征服的人的忠诚，他不断地将蒙古族纳入他日益强大的联盟，这极大地增强了他的军事力量。因此，到1206年，铁木真统一了他统治下的亚洲大草原上的交战部落，并建立了强大、团结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最终吞并了历史上最大的帝国之一。
他最终实现了亚历山大被“蚊子阻止的梦想”（研究表明亚历山大死于蚊子传播的病毒）——将“地球的尽头”从亚洲连接到欧洲。然而，蚊子却像1500年前困扰亚历山大一样，萦绕在铁木真自己宏伟和荣耀的幻象中。
这时，他的蒙古臣民给铁木真起了一个新名字——成吉思汗，或者说“天之骄子”。成吉思汗和他训练有素的弓箭手们在完成了他与竞争激烈的蒙古部落的联合后，发起了一系列快速的对外军事行动，以确保生存空间。…而且还远不止于此。
成吉思汗统治下的蒙古扩张在一定程度上是小冰河期的结果。这种气候变化大大减少了维持他们游牧生活方式的草原面积。对蒙古人来说，草原变得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珍贵。蒙古人惊人的扩张速度源自成吉思汗和他的将军们的军事能力，极具凝聚力的军事指挥和控制结构，大迂回战略，专业的复合弓，最重要的是，他们作为骑兵无与伦比的技巧和敏捷性。
到1220年，蒙古帝国从朝鲜和中国的太平洋沿岸，向南延伸到了长江和喜马拉雅山，向西到达幼发拉底河。蒙古人是纳粹后来称之为闪击战或闪电战的真正主人。他们以惊人、无与伦比的速度和凶猛包围了不幸的敌人。
1220年，成吉思汗将他的军队分成两队，完成了亚历山大无法将已知世界两半结合在一起的任务。东、西方第一次正式“会面”，尽管是在残酷和敌对的环境中。成吉思汗率领主力军经阿富汗和印度北部向东返回蒙古。
第二支由大约30000名骑兵组成的军队向北穿过高加索进入俄罗斯，洗劫了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上的意大利贸易港口卡法（费奥多西亚）。在整个俄罗斯欧洲部分和波罗的海国家，蒙古人打败了俄罗斯人、基辅人和保加利亚人。当地居民被蹂躏、谋杀，或被卖为奴隶。
当尘埃落定，蒙古蹄铁在远方轰鸣时，80%以上的当地居民被杀害或奴役。1223年夏天，蒙古军队在迅速向东撤退加入成吉思汗的蒙古纵队之前，对波兰和匈牙利进行了侦查，以收集情报。
为什么蒙古人决定放弃欧洲是一个争论的话题。人们普遍认为，这场战役的最后一击只不过是为了将来全面入侵欧洲的侦察任务。历史学家还指出，推迟入侵的决定是基于蒙古军队因高加索地区和黑海沿岸的疟疾而削弱，而黑海沿岸的疟疾因为近20年的持久战争而不断恶化。
据说，成吉思汗本人此时也患上了疟疾。最普遍接受的理论是，他六十五岁死亡时是由于慢性疟疾感染导致他的免疫系统严重削弱而造成的顽固、溃烂的伤口。
这位伟大的战士于1227年8月去世，按照文化规范，他被埋葬时没有大张旗鼓，也没有标记。传说，一小队葬礼队伍杀死了他们在途中遇到的任何人，以隐藏成吉思汗最后的安息地，并且将一条河改道淹没坟墓，也有传说，用来回狂奔的万乘骏马使墓地夷为平地。
和亚历山大一样，成吉思汗的尸体也被传奇故事和传说所遗忘。所有寻找他的坟墓的尝试和探险都以失望告终。然而，一种让人讨厌的昆虫对蒙古人血液的渴求并没有消除，它就是蚊子。
在成吉思汗的儿子和接班人窝阔台的领导下，蒙古人在1236年至1242年间对欧洲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攻势。蒙古人很快在俄罗斯东部、波罗的海国家、乌克兰、罗马尼亚、捷克和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等地横冲直撞，于1241年圣诞节抵达布达佩斯和多瑙河。从布达佩斯出发，他们继续向西穿越奥地利，然后向南，最后又向东迂回，在巴尔干半岛和保加利亚进行洗劫。
然而，1242年，蒙古大军放弃了欧洲，并且再也没有回来。温斯顿·丘吉尔在谈到这次看似冲动而又令人惊讶的撤退时写道：“有一刻，整个欧洲似乎都会屈服于一个从东方逼近的可怕威胁。来自亚洲腹地的蒙古异教徒大军，手持弓箭的强大骑兵，迅速横扫俄罗斯、波兰、匈牙利，并于1241年在布雷斯劳附近对德国人和布达附近的欧洲骑兵造成重创。德国和奥地利任由他们摆布。谢天谢地的是，大汗在蒙古去世；蒙古领导人赶回数千英里外的首都喀喇昆仑，参与新领导人的选举，西欧得救了。”。
1241年夏秋季，蒙古军队大部分驻扎在匈牙利平原。尽管前几年气候非常温暖干燥，但1241年的春夏却异常潮湿，降水量比平时多，使东欧原本干燥的马扎尔草原（Magyar grasslands）变成沼泽地和传播疟疾的蚊子雷区。
对于蒙古的军事机器来说，这次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创造了一场完美的风暴来庇护欧洲。首先，泥潭和高水位抢走了蒙古族必不可少的牧场，因为他们有数不清的马，这是他们军事实力的关键。异乎寻常的高湿度也导致蒙古弓箭手步履蹒跚。
蒙古弓中的动物胶无法在潮湿的空气中凝结和干燥，而且弓弦绷紧度在潮湿环境中也有所降低，削弱了蒙古族在速度、精度和距离方面的优势。使这些军事上的缺陷更为严重的是，大批饥饿的蚊子蜂拥而至，疟原虫因此巧妙地侵入蒙古军人的身躯。
著名历史学家john keegan写道，蒙古大军“虽然凶猛，但最终未能让他们来自半温带和沙漠地区的轻骑兵力量适应西欧的高降雨量地区，他们不得不承认失败”。
当蒙古人和随行商人比如马克波罗最终联接东西方时，蚊子帮助阻止了西方被完全占领。她驾驭着自己的疟疾力量，掌握着蒙古铁骑的缰绳，将他们赶出了欧洲。
当蚊子吸干了他们征服欧洲的梦想时，1260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汗领导下的蒙古人向圣地发起了他们的第一次战役，为正在进行的、但奄奄一息的十字军东征增添了另一个竞争者。当时正值第七次十字军东征（1248-1254年）和第八次十字军东征（1270年）之间的间歇期。
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里，蒙古大军又四次入侵，穆斯林、基督教徒和蒙古派系之间的联盟发生了变化，效忠关系不断重新调整和校准。就像蚊子一样，昨天的朋友今天串通成了明天的敌人。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由于内部动荡，来自各大国的分支成了对立的一方，三大主导集团的凝聚力遭到破坏。
尽管蒙古人取得了一些有限的成功，包括在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短暂停留，但面对疟疾、其他疾病和强大的防御联盟，他们一再被迫撤退。作为基督教罗马的守护者，按蚊“将军”也为伊斯兰教驻守圣地。蚊子帮助黎凡特抵御住了蒙古的威胁。圣地和圣城耶路撒冷仍在穆斯林手中。
忽必烈被欧洲和黎凡特的蚊子拒之门外，他试图通过征服喜马拉雅山以东的亚洲大陆最后的独立文明来对抗这些挫折。他对中国南部和东南亚，包括强大的高棉文明或吴哥帝国，施展了自己的力量。吴哥文化起源于公元800年左右，迅速传播到柬埔寨、老挝和泰国，在13世纪初达到顶峰。
农业扩张、水资源管理不善和气候变化为蚊子提供了一个教科书式的机会，使其完全崩溃。“考虑到对蓄水的依赖和按蚊繁殖，”R.S.Bray博士断言，“湄公河三角洲是高棉繁荣的源泉，也是高棉疟疾的源头”。
用于贸易、水稻和鱼类种植的运河和水库的复杂系统；广泛的砍伐和毁林以增加水稻产量以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频繁的强季风和洪水为蚊子传播的登革热和疟疾的扩散创造了完美的天堂。
在1285年开始的南征中，忽必烈无视在夏季将军队撤回没有疟疾的北方的常规战术。结果，他总共约9万人的军队遇到了顽强的蚊子保卫者。疟疾在中国南部和越南肆虐，造成重大损失，迫使他的军队在1288年前完全放弃对该地区计划。
一支由两万名幸存者组成的虚弱部队向北蹒跚地向蒙古进发。不过，蚊子并不效忠于某些人类，蒙古人这次从东南亚的撤退和强大的印度教-佛教-高棉文明的崩溃其实都是由蚊子引发的。到了15世纪，高棉文明被历史长河淹没，只留下令人敬畏的宏伟废墟，包括吴哥窟和巴戒寺，让人依稀想起曾经繁荣的高棉文明。
和在高棉一样，在中国南部和东南亚的灾难之后，广阔的蒙古王国在下个世纪被腐蚀、分裂和崩溃，到15世纪初时在政治和军事上变得无关紧要。此时，政治内讧、军事损失和疟疾已经耗尽了曾经不可战胜的蒙古帝国。
蒙古帝国各部残余势力一直延续到1500年，其中克里米亚汗国蹒跚着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然而，蒙古人和历史上最大的毗连陆地帝国的遗产仍然存在于今天的全球DNA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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