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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画家喜画荷花,为什么却一代不如一代?
杨西-头条号 2019/10/2818:17

杨西|撰文

历代画家喜画荷花,有的源于荷出淤泥而不染而花开成莲的佛性,有的源于对花中君子高尚品格的赞美;民间画家则借其寓意抒发对和谐幸福的向往。无论出于什么情感,都将画荷这一文化时尚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

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记载:梁元帝萧绎“……有《鹣鹤陂泽图》、《芙蓉蘸鼎图》,并有题印。传于后。”《芙蓉蘸鼎图》中的芙蓉就是荷花,此画虽已失传,但却可以知道这幅《芙蓉蘸鼎图》,是一幅最早单独描绘荷花的作品。

梁元帝时期,文物典籍充牣内府,朝廷的大臣们颇多好古嗜奇之风,喜用古之铜器养花。据《南史·卷四十四·列传第三十四·齐武帝诸子》记载:“晋安王子懋,字云昌,武帝第七子也,诸子中最为清恬,……廉让好学。年七岁,母阮淑媛尝病危笃,请僧行道。有献莲花供佛者,众僧以铜罂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子懋流涕礼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胜,愿诸佛令华不萎。’七日斋毕,华更鲜红,视罂中稍有根须,当世称其孝感。”这个故事说的是众僧以铜罂盛水供养莲花,子懋虔诚礼佛、泪流满面感动佛祖,其母病情好转,罂中之莲梗长出根须,一时传为佳话。

我想梁元帝本人是躬行孝道之人,其所画《芙蓉蘸鼎图》一定与这个故事有关。

梁元帝有一首《采莲赋》:“紫茎兮文波,红莲兮芰荷。绿房兮翠盖,素实兮黄螺,……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裾, 故以水溅兰桡,……泛柏舟而容与,歌采莲于江渚。”可见梁元帝是一个爱荷、吟荷、画荷之人。他一生画了大量荷花精品,只可惜未曾保存下来,我们无以阅其真容,实乃遗憾!

五代时期专以荷花入画的作品就多了,黄居寀的《晚荷郭索图》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这一时期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高峰,涌现出一大批描绘荷花的画家。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南北朝时广建寺庙,荷花被视为佛教圣物,广泛地运用到寺庙的壁画中。因为朝代的更替、战火的破坏,很多原画都未能很好地保存下来,但从出土的汉代墓室壁画上可见很多手持荷花礼佛的情节。

顾恺之为东晋时杰出画家,才华横溢,人物、山水、花鸟无一不精。他在《洛神赋》一画的创作中,根据曹植“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的描述,以细腻的笔法,描绘了荷花风姿绰约的神态,恰到好处地烘托出曹植与洛神的爱情,使《洛神赋》成为流传千古的国画精品。

隋唐时期荷花作品与南北朝风格有了明显的区别,它已经从景物陪衬脱变为独立形态,以单幅面目出现在屏风及厅堂、寺院的墙壁上。据《宣和画谱》记载,边鸾的《鹭下莲塘图》,周滉的《荷花㶉鶒图》、《芙蓉杂禽图》就是这一时期描绘荷花的精品,可惜这几幅作品都未曾流传下来,我们只能遗憾地从同时期画家的作品中,体会画面的精神风貌。

这幅《御园采莲图》是唐代画家李思训的作品,虽然它不是描写荷花的单幅作品,却让我们看到距我们一千多年的画家,就已经将绘画的触角伸入到民俗画创作的领域,由此不得不佩服古人绝妙的创作精神。

李思训在他的这幅画上,以宫苑夏天的景物为表现对象,画面上宫殿庭院楼台亭阁,山峦叠翠湖光粼粼,莲叶临风红荷艳丽。几只采莲的船篷在湖水中荡漾,岸上、湖中仿佛处处充满着欢声笑语。

在画法上,他采用白描的手法,先将宫殿、楼台等建筑一一仔细勾出,再勾出船篷及船上的人物;然后再用稍浓的墨画出近景的山石,用淡墨画出远山,云雾则以留白法空出。待整个画面完成之后,再以淡墨进行渲染,层层递加,直到满意为止。然后根据对象随类赋彩,或石绿,或石青,或赭石,或翠兰,最后施以金粉勾线,整个画面富丽辉煌而又典雅。

五代十国名家中,擅长画荷花的画家,首推黄荃父子及徐熙,素有“黄家富贵、徐氏野逸”之称。这幅《晚荷郭索图》就是黄居寀的作品,无款,签题黄居寀作。黄居寀便是黄荃之子,据画谱记载:“居寀之画鹤,多得荃骨,其有佳处,亦不能决其高下,至于花竹禽雀,皆不失荃法。”由此可见,黄居寀的艺术完全继承了黄荃的艺术风格。《晚荷郭索图》中,黄居寀画了一只螃蟹爬在莲蓬上,蟹及莲蓬均采用小笔精勾细勒,笔法劲挺沉稳,填彩浓厚华丽,妙得自然。

徐熙为五代南唐时期的杰出画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评价徐熙:“以墨笔为主,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气迴出,别有生动之意。”沈括的这个评价,已将徐熙的绘画风格勾出了一个大致轮廓,徐熙的代表作却没有得到证实,在此我也就不再牵强附会了。

郭若虚在论《徐黄异体》中写道:“多准确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鸟渊鱼,今传世凫雁、鹭鸳、蒲藻、虾鱼、丛艳、折枝、园蔬药苗是也……”,其笔下的形象形骨清秀,用粗笔浓墨草草写枝叶萼花,略施淡彩,使色不碍墨、不掩笔迹,创“落墨法”,后来画家对徐熙野逸的画风十分喜爱。有人说:“江南花鸟,始于徐家”,也有人说:“骨气风神,为古今绝笔”;米芾就曾经说:“黄荃画不足收,易摹;徐熙画不可摹。”可见他对徐熙的推崇。

宋代画家,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宋徽宗。在他的主持下编撰了《宣和画谱》,成立了宫廷画院,将一大批画家组织在宫中进行各种题材的创作,有人物、山水、花鸟、走兽及瓜果,这个举措在中国画史上应视为辉煌的一段。宋徽宗本人也进行绘画创作,他的绘画主要在工笔画上,其代表作有《珍禽图》、《午门祥瑞图》及《池塘晚秋图》。这一时期涌现出一大批花鸟画名家,如马兴祖、赵昌、崔白、苏泂、冯大友。这幅冯大友的《太液荷风图》就代表这一时期的画风,画面上碧叶连天、荷花摇曳;空中彩蝶飞舞,池中野凫徜徉,一派风和日丽的景象;典型的院体画风格。

《出水芙蓉图》是吴炳的代表作,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画面上一朵盛开的出水红荷,衬以碧绿的荷叶,叶下三枝荷梗交叉;荷色艳丽雍容华贵,荷叶苍翠随风飘逸。荷花是以俯视的状态描绘,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荷出淤泥而不染的特性,及作者观察事物的细心,的确是南宋院体画中的精品。李嵩的《花篮图》也是这一时期的佳作。

元代画家画荷的高手很多,如赵孟頫、王渊、王冕、张中,其中张中就是突出的代表人物。这幅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枯荷鸳鸯图》就是他的得意之作,自然天成、不尚雕饰,提倡水墨写生为主,开创了文人画的新路。

说到元代画家不能不说王冕,王冕(1310年~1359年)元朝著名画家、诗人。字元章,号梅花屋主,浙江省绍兴市诸暨枫桥人。他出身贫寒,幼年替人放牛靠自学成才。性格孤傲鄙视权贵、轻视功名利禄,以描写田园隐逸生活为主。

王冕最擅长画荷花,小时候因家境贫寒,白天替人放牛,晚上才是自己画画的时间。有一天王冕在池塘边放牛,忽然下起一阵雨来,雨停了,塘里的荷花和荷叶被雨水一冲越显娇美,他看了后非常喜爱,便产生了把它画下来的冲动。于是便买了纸和笔开始描摹起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最后终于越画越好,画出了荷花的风韵。

明代画家画荷,工笔画应为边文进、吕纪、周之冕,写意画则非陈淳、徐渭莫属。这幅《莲渚文禽图》是周之冕的代表作,几株欹正仰俯的荷叶,荷花或含苞欲放,或迎风盛开,姿态不同各俱其韵;池中芦苇、水草交叉掩映,一对鸳鸯正在水中慢慢地游动;荷梗上的一只翠鸟正展翅欲飞,整幅作品景物描写生动,情趣盎然,兼工带写画面清秀;用笔灵动设色淡雅,说它是这一时期绘画精品,实不为过。

周之冕明代画家,字服卿,号少谷,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擅长花鸟画创作。注重观察体会花鸟的形态与神情,画法兼工带写,人称“勾花点叶法”,其写意花鸟最具神韵。吕纪的《荷渚睡凫图》、《残荷鹰鹭图》,林良的《荷塘聚禽图》,边文进的《莲蒲松荫图》、《荷塘禽戏图》都是这一时期画荷的代表作,,涌现出一大批画家,如边文进、吕纪、周之冕、沈周、林良、陈洪绶、陈淳、徐渭。

徐渭是明代水墨大写意画的开山鼻祖,他的绘画风格的形成与他一生的坎坷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521年3月出生于绍兴山阴,字文长,号青藤老人、山阴布衣等,是明代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戏曲家、军事家,与解缙、杨慎并称“明代三才子”。山水、人物、花鸟、竹石无所不工,以花卉最为出色。

徐渭幼年因家庭变故,而未能体会父母之爱,性格孤僻。6岁读书,9岁便能作文,10多岁时仿扬雄《解嘲》作《释毁》享誉乡里,被绅士们称为神童。成年后的他,所作诗文恣露胸臆、奇傲放纵。21岁入赘绍兴富户潘氏,随岳父游宦广东阳江一带。在浙粤两地的往返中,他曾登滕王阁、游梅岭,沼途吟诗作赋,这一时期是他有生以来最为开心的日子,还与山阴沈炼、柳文结成文社,被誉为“越中十子”。

徐渭20岁考中秀才,可是此后八次考试都未能中举。岳父的去世使他遭遇人生中又一次大的灾难,房产、田产被乡绅霸占,27岁时妻子潘氏因病去世,给他又一次精神打击,人亡家破。

徐渭一生一波三折,他的画中融入了自己悲惨一生的遭遇与痛苦,所以他的画风寂寞苦涩,用笔老辣,横涂竖抹不拘一格。平生喜画荷花,画时以浓淡墨勾勒点厾完成,从不施以色彩。“从来国色无装点,空染胭脂媚俗人”是他题《墨牡丹》画上的诗句。这种思想同样也体现在他的荷花图中,这幅《墨荷图》,他先用笔将两支荷花一左一右安排在画的中央,然后以浓墨大笔点厾出一俯一仰两片荷叶,使浓墨更好地突出画中两朵荷花的洁白高雅;再以笔上剩余的残墨勾出荷叶的背面,使荷叶更显苍润。荷花的梗以淡墨枯笔写成,乘势画出池塘中的苇草,既交待了环境又增加画中情趣。画面下方随意点了几点表示浮在水面的浮萍,对整幅画的重心起到了稳定的作用。画面右上角题诗一首,整个画面神形兼备、遗韵深长。

这幅《墨荷图》看似随意,实则匠心独运。逸笔草草荷花俯仰含情,高洁清气跃然纸上,这正是画家一生命运多舛,遭遇坎坷怀才不遇而性格不变的精神写照。他泼墨挥洒、笔走龙蛇,不拘泥于荷花娇艳玲珑的特征,而以水墨描绘,有意改变荷的特性,赋予其高雅脱俗的品格,充分显示了徐渭以物寄情的绘画技巧。其用笔用墨挥洒放纵,与他放纵不羁的性格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整幅作品以草书用笔完成,将中国画情感为上的大写意精神,提高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为文人画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

徐渭画荷的作品很多,如《黄甲图》、《墨荷图》及《墨花九段图卷》,都是他一生画荷精品。

清代画荷花的画家,有石涛、金农、边寿民、恽寿平、高凤翰、马荃、黄慎、八大山人。八大山人为开宗立派之人,他原名朱耷(1626年—约1705年),原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的九世孙,本是皇亲国戚,明亡之后削发为僧。其一生经历坎坷,曾一度丧失生活的勇气,以至精神失常,在寺庙主持的开导下,选择礼佛修性,在绘画中寻求一片净土。他的祖父朱多炡和父亲朱谋觐都是一代画家,身为宗室的他从小受父辈的艺术陶冶,绘画上早就具备扎实的根基。

八大山人36岁的时候,带着母亲和弟弟在南昌的天宁观居住,他将天宁观改建为“青云圃”,从此便成为此处的开山祖师,后人为其建立“朱真人功德堂”牌位。

朱耷62岁的时候,将道院交给他的徒弟主持,正式以“八大山人”名号题诗作画,四字连起来“亦哭亦笑”,以寄托对世事哭笑皆非的悲愤之情。后来他的好友澹雪因触怒县令死于狱中,他在南昌城郊潮王洲上搭了一个草房,题名为“寤歌草”。当时诗人叶丹曾作《八大山人》诗一首:“一室寤歌处,萧萧满席尘。蓬蒿丛户暗,诗画入禅真。遗世逃名志,残山剩水身。青门旧业在,零落种瓜人。”这首诗可以说是八大山人的人生写照,从此他在“寤歌草”中度过了孤寂、冷傲、痛苦、贫困的最后时光。

八大山人一生的悲惨遭遇及他特殊的身世,给他的画蒙上一种苦涩怪异的面纱,画面上呈现给观众的是奇奇怪怪的鸟、傻头傻脑的鱼,头重脚轻的石头或树;他画的山总是光秃秃的山,荒寒而萧疏;笔下的荷花更是使人费解,叶不像叶,花不像花,画花却不点蕊,如他的《荷花翠鸟图》就是如此。

他没有其他画家荷花图中的艳丽丰腴,也没有荷塘清趣图中的清新野逸;因为这些都不是八大山人想要表现的。一个前朝遗民亡国异乡的愤慨,复国梦想难以实现的怨恨;痛苦、孤寂、高傲、嫉俗在他心中形成的死结,才是他难以释怀的根源。死不能死,活又无法活,只能将这种国仇家恨的情感,在这素纸上疯狂地发泄。所以他画的鸟,画的鱼都是翻着白眼;他的荷花都是被团团浓黑的墨包裹着,很难见到光明。那没有蕊的荷,仿佛不是荷而是他自己,认识到这点,八大山人作品中的一切怪异和神秘,也就见怪不怪了。

他画上的题句“失群强项伤心鸟,张口无声瞪眼鱼”、“墨点不多泪点多”,就是他对自己作品最好的诠释。

他晚年作品的取向和他对人生的看法,已经形成高度的统一,做到画中有我,我中有画。所以他下笔看似漫不经心、随手拈来,干湿浓淡、借位避让;远近疏密笔笔都在古法之外,而意境却在法度之中,他已经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达到忘我的境界。

清代邵梅臣在《画耕偶录·论画》中写道:“笔墨间神与趣会,书画妙境也,古人作画,用笔润而用墨干,粗、细、浓、淡各有妙决。余能领会,而笔墨神趣,终不能得古人万分之一。画笔宁拙毋巧,作写意画,尤不可以南北宗派横于胸中……”

吴昌硕是清末画家,他的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画风继承了徐渭、八大山人、石涛及扬州八怪泼墨大写意的路子。兼收并蓄、融汇贯通,以最传统的艺术元素和审美情趣,开创了自己崭新的绘画风格,成为承前启后的一代。

1844年吴昌硕出生于浙江孝丰一个读书人家庭,幼年跟随父亲学文习画、刻印,生活还算平安清静。1860年太平军与清军决战浙西,他全家躲进大山,弟妹先后死于饥饿,他也因此在湖北、安徽一带逃难,靠打短工度日。

1885年得中秀才,民国元年到杭州与朋友一起商量筹办西泠印社,第二年西泠印社成立,他被推举为首任社长。从此在书画的创作道路上,进入到成熟发展时期。

吴昌硕的一生,荷花是他画得最多的题材。这幅《露气》是他77岁时的作品,画面上以三片荷叶,或正或侧在纸的上半部构成险峻之势,然后按右三左二画出五支荷梗,将险峻回归平衡;在顶部安排一朵半开、一朵未开的荷花,半开之荷花头硕大,给人一种清香四溢之感。用笔用墨上,以大笔浓墨写出三片荷叶,顺逆并用、逆入平出,墨中含有充足的水份,使画面呈现水墨淋漓的效果;荷梗是以笔中所含淡墨写成,苍润之极。整个花头用笔灵动、坚挺有力,恰到好处地表现荷花晶莹高洁的品格,且为一气呵成。这幅水墨荷花图,充分地体现吴昌硕在绘画中“画气不画形”的艺术理念

吴昌硕画荷的代表作有《一花一世界》、《古月》、《乾坤清气》、《古香》、《惟爱芙蕖消永夏》等。画中大块的水墨冲撞,渲染出荷塘的幽静空寂;花头或勾勒或点厾,或淡墨或泼彩,纵笔率真、朴实自然,往往于不经意中表达出生涩、古拙的意趣,给读者留下丰富的联想。后来的画家,齐白石、张大千、王一亭、潘天寿、陈半丁、赵望云、王个簃、王雪涛、李苦禅,都深受其影响,成为他这一画风的继承者。

张大千、齐白石是近代画坛两位大家,人称“南张北齐”,都受吴昌硕画风的影响,上溯徐渭、陈淳和八大山人。虽然给当代画坛及社会留下不小的名望,但他们的作品我认为并没有多少震撼人心的地方,他们的成名似乎都有其偶然或政治的因素。

我先来说说张大千,1899年5月10日出生在四川内江书香门第之家,1917年东渡日本学习染织,课余时间坚持绘画学习。1919年完成学业回到上海,以卖画为生。因其没有人的提携,加上没有名气,画故而不好卖。迫于生计,便以仿制四王、石涛、八大的作品以糊口腹。

1935年,应徐悲鸿之请,任中央大学艺术科教授。1947年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张大千一生经历颇为丰富,怨我不能一一列出。1949年离开祖国云游海外,他的名声也就从海外慢慢传入内陆。无论他的一生有多少成就,别人如何吹捧,纵观他的作品始终离不开“临摹抄袭”四字,没有多少自己的创造。他笔下的荷花千篇一律,叶就是那几片,花也就那么几朵,整幅作品俗不可耐,散发着一股铜臭味;不像徐渭、八大、吴昌硕一幅有一幅的构图,一幅有一幅的风韵,使人看后赏心悦目。

齐白石的作品与张大千不同,其中虽然少了许多抄袭的因素,所画荷花始终脱不开吴昌硕的影子,连字都是学吴昌硕的样子,他的成名更是出于偶然。在北京卖画时得与陈师曾认识,陈师曾是名震京、沪的名家,看他为人忠厚,便细心地指点于他,让他学习吴昌硕的东西。当陈师曾把吴昌硕的作品给他看后他激动不已,立刻写诗一首:“青藤雪个远凡胎,缶老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可见他对吴昌硕画的佩服。

至此以后,他经常去陈师曾处,还让人给上海的吴昌硕带信,叙述自己的敬仰之情。吴昌硕见他信中言真意切,给他写了画价润格,写润格在当时可是一个特大的面子,不是门内弟子吴是不会给写的。

齐白石在绘画上的刻苦之情也打动了陈师曾,于1922年将齐白石的画,与吴昌硕、陈半丁的画一起带到日本展卖。陈师曾将齐白石的画价标得很高,对方一看便让人打听,发现齐白石的画在国内很低,便派人前往国内购买,企图大赚一笔。陈师曾得知这一消息,便打电话通知国内画店将齐白石的画上涨20倍,待对方赶到国内,一看齐白石的画价的确很高,就电报回复“国内行情”,这一下使齐白石的画在日本被一抢而空。

齐白石在得知自己的画在日本大卖,高兴地赋诗一首“曾点胭脂作杏花,百金尺纸众争夸。平生羞杀传名姓,海国都知老画家。”诗中充分地表达了齐白石激动兴奋的心情。多年后他在谈及此事时说:“这都是师曾提拔我的一番厚意,我是永远忘不了他的。”

齐白石的画作在日本大卖的消息传回国内,国内也兴起一股“白石老人”热,他画的行情便日增月涨,使他脱离了贫困潦倒的生活,成为北平的一代名人。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邀请他进入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再以后,进一步名声鹊起的原因,地球人都知道我就不再赘述。

纵观中国历代画家画荷的历史,我认为造成其昌盛或衰败的原因,有如下五点:

一、来自于对宗教的信仰和崇拜

荷花其自然属性为自然界的一种植物,《尔雅》中说:“荷,芙蕖,别名芙蓉,亦作夫容。”汉魏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的本土文化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佛文化。荷花具有“出淤泥而不染”,以及“法身、报身、应身”三身同驻的寓意,被视为具有佛性的圣物,常常出现在佛教文化的绘画、泥塑、建筑等宗教艺术作品中;她代表着圣洁、善良、光明与宽容,赢得人们的敬仰和喜爱。

唐宋时期宫廷和民间宗教信仰之风相当盛行,以宗教题材入画的壁画、屏风、中堂随处可见,很多宫廷画家被指定以荷为题材而进行创作。据《宣和画谱》记载,辛澄的《献花菩萨》、《莲花菩萨》,边鸾的《鹭下莲塘图》,习光胤的《芙蓉㶉鶒图》,就是最好的例子。民间也有大批画家以画荷表达对佛的敬意,如《岁朝清供图》、《朝供图》、《执莲观音图》等,这无疑推动着画荷艺术的向前发展。

二、来自于施政者的重视和推动

荷花自从被作为宗教文化的圣物,就与各阶层社会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各个朝代执政者为了社会的平稳、国家的巩固,便大力地推动这种信仰和崇拜,有的甚至身体力行

梁元帝躬行孝道,他留给后人的著作和图画《孝德传》、《忠臣传》、《全德志》、《宣尼像》及《芙蓉醮鼎图》,具有强烈的伦理与教化色彩。

唐太宗写《采芙蓉》,建《凌烟阁》,修庙宇,在佛像、佛塔、塔门、栏柱上雕刻荷花、青莲花,将荷花成为佛文化的标志推入常态。

宋徽宗执政时期,组织人编撰《宣和画谱》,建立宫廷画院,无疑成为古代执政者重视和推动文化艺术发展的典型代表;画谱中有许多关于画荷的记载,画院中涌现出无数画荷的名家,这些都与宋徽宗的爱好和重视密切相关。

以上三个皇帝的作为很好地说明,施政者是荷文化艺术最有力的推动者。

三、来自于民间风俗的形成和影响

荷花的自然属性承载着人们的精神寄托,《诗经·国风·陈风·泽陂》中写道:“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无为,泗滂沱。”将荷比喻为美人、情人;荷花在古代属野生红莲,长在水中,它与众多的花卉相比较尤显纯洁美丽和高贵,所以人们自然而然将它与漂亮的女人联系在一起。屈原的《楚辞》中有:“其质结,故其称物芳”,《离骚》中有:“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明代画家徐渭在他的诗中写道:“镜湖八百里何长,中有荷花分外香”,诗人的赞美无疑为荷花香气袭人作了一次广告。在中国古代的赏花中,赋予荷的寓意为美丽、纯洁、典雅、高贵,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审美意象。它的形象大量地出现在民间剪纸、年画、瓷器、服装以及建筑的装饰之中,将荷花清香幽远、品格纯洁、吉祥如意、多子多福、兴旺发达、出淤泥而不染的特质广为传播,得到广大民众深深的喜爱。

四、来自于画家人格的高尚和低俗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中,将自然与人性联系在一起,已成为一种“以物寓性”的精神寄托。把自然之物赋予高尚、美好的品质,荷花就是最好的例证。

荷花之所以备受人们青睐,是因为其生长的习性暗合了儒、释、道三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人对自然必须尊重与服从,与自然建立和谐共存的关系,这种古老的哲学思想便体现在荷花上。

宋朝周敦颐的《爱莲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段描述可以说是对荷花品质的最好概括,也是文人心性的自我写照。画家徐渭及八大山人,就是以描写荷花抒发自己看破红尘、与世不争的孤寂与冷傲,所以他们笔下的荷花画的是自己,“荷中有我,我有有荷”!

而现在的画家为名所驱,画荷花都是画给别人看的,所以他们笔下的荷花尽管用笔用墨华润、设色淡雅,但怎么看都带着一种俗不可耐的感觉。

俗话说:“宁议古人长与短,莫谈今贤是与非。”对于近代画家画荷,恕我不一一点名赘述了,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五、来自于对金钱诱惑的接受和抵制

古人画荷是“荷中有我,我中有荷”,而现代画家在拜金主义的诱惑下,被金钱至上、金钱万能的思想占据大脑。他们笔下画的荷花,不是荷花,是被金钱俘虏后的商品,甚至有些人为了钱不惜制假贩假,这样的画与艺术两字早已相距万里之遥!

明代画家徐渭在贫困潦倒的时候,有人要买他的画,他自顾喝酒不予答理,甚至有人找上门买画,他一手掩着门一面大声吼到:“徐渭不在!”这就是古代文人“中通外直”的秉性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品格。

徐渭的朋友见他一生坎坷、生活贫困,好意邀请他出来相聚做事,被他拒绝。因为徐渭知道迎合他人,势必是对自己品格道德的背叛,他宁可贫困一生,也不做钱财的奴隶。所以他笔下的荷花永远是亭亭玉立、一尘不染,为后人留下无数描写荷花的精品力作!

中国的荷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千百年来,它在人们的心中已不是简简单单的植物,不仅承载着炎黄子孙朴实耐劳、美丽善良、清廉正直、襟怀淡泊的精神信仰,同时也作为民间年年有余、多子多福、和谐平安的审美意象,广泛地融入大众的生活,这种精神信仰和文化审美意象,将世世代代地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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