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不觉江湖梦

事实上，金庸作为一名作家成为我所尊敬的前辈并不算很早。

直到高中以前，我对金庸和其武侠世界的了解还基本来自于影视剧，如同许多国人那样。当然，作为幼时娱乐生活算不得丰富的我而言，并没有对影视剧有广泛深入的接触，基本上都是电视上有什么就看什么，饶是如此，记忆中也塞满了太多改编自金庸的作品，明明我连金庸的小说一章也没有看过，可他笔下许多的人物、故事都可以如数家珍，如同许多国人那样。

所以，从这个层面上而言，金庸对于整个中国的影响之深之广毋庸置疑，最直观的例证，向来对于诸多“大师”的离去毫不关切的家父家母，此次也稍稍留意了相关的新闻报道，并对金庸的逝世有所唏嘘。是的，这些感慨万端的国人或许大多数都是不曾读过金庸原著的“云读者”，可那又如何，那些通过其他途径传播，让他们、我们所迷恋的“江湖”到底是由先生所创造的。

说回我自己，初中时开始转向对文学的追求后，开始时倒有一种刻意回避金庸作品的意味，毕竟那时还有着某种“狭隘的洁癖”，信仰所谓“纯文学”，多少会不屑于武侠小说之流，虽然明明自己幼时起便一直有着仗剑江湖、鲜衣怒马的侠客梦。这种幼稚的偏见总算是随着眼界开阔后慢慢消逝，初三看完被部分人誉为“金庸、古龙之后武侠届扛鼎之作”的《诛仙》，我多少也开始向往那些在此最初构筑了江湖的文字。

顺便插一句，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诛仙》的外壳是“仙侠”，但内核仍是“武侠”，一如《蜀山剑侠传》，它的核心矛盾、情感纠葛、对大义苍生的探讨都是很符合传统武侠小说的路数。

虽然有了对金庸武侠小说的期待，不过那时的我即使读“正经课外书”也受到一定限制，买回武侠小说光明正大阅读几乎不可能实现，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也只能心心念念而已。直到高一住校后，天天往学校图书馆跑的我，终于在书架上看到了一排《射雕英雄传》，欣喜万分地借了下来。

影视剧的零碎片段终于被文字串联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那些片面印象化的人物也鲜活起来（当时所读是世纪新修版）：原来郭靖与黄蓉的恋爱故事确实羡煞旁人，原来杨康着实令人讨厌（之前被08版《射雕》电视剧“洗白”影响），黄药师的邪性中自有其原则操守，欧阳锋虽是恶毒的反派但也并不器小，而人来人往的牛家村果然不愧为宇宙中心……在那酣畅淋漓、手不释卷的阅读中，我渐渐发觉，金庸笔下所构筑的江湖竟是那样绚烂迷人，在许多地方特别是给予读者的延伸想象、立体认知都远胜电视剧。

武侠小说原来是那么的有趣。

可惜，学校图书馆只有《射雕英雄传》那么一部金庸作品，我被引起的兴趣和热情在读完此书后只得暂时搁置。就这般挨到了高一快结束，学校组织研究性课题学习，我几乎不假思索地选择了金庸小说作为主题，借此终于有了正当理由去读金庸的作品，便在暑假时从友人处借来五本一摞的《天龙八部》，如饥似渴地很快读完，再一次被金庸笔下那雄奇壮阔的江湖所征服，并且在带着一定的文学审美的眼光中，我也逐渐感受到了金庸那堪称大师级别的故事叙述、人物塑造及语言运用能力。这一切惊叹、激动、感喟最终渐渐化为了由衷的敬佩，使得金庸成为了我文字之途上又一位仰望的前辈。

之后，我趁着在父亲单位上网查资料之际（中学时代家中一直没有联网），下载了金庸全集的三联版（今后自然一定会买正版来弥补），从《书剑恩仇录》依次看起，开始了自己每天夜里窝在被窝中、用一台学习机看金庸小说的日子。虽然这是一件十分损害眼睛和睡眠的事情，可我早已被书中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江湖所深深吸引，在那文字构筑的世界中流连忘返。

这样的日子陪伴了我整个高二上学期，直到寒假，我最后看完了《鹿鼎记》，至今仍记得快要结尾处看到签订《尼布楚条约》的绝妙荒诞时，自己禁不住想要拍（床）案而起。基本上顺着金庸创作顺序一路看下来的我，沉浸在其一部部渐渐开阔恢弘起来的武侠江湖、愈加雄健恣肆的文字世界中，心灵的悸动和震颤至今仍能感到隐约回荡。

至此，因为金庸，我彻底爱上了“武侠小说”这一从中国文学自发生长出的奇葩，之后又陆续阅读了古龙、梁羽生、温瑞安、还珠楼主、王度庐等的部分作品，对其体裁本身也进行了一些个人思考，写出一些论述性的文章；并且，将自己曾经“写出了不起的玄幻、仙侠小说”的追求转变为了“写出了不起的武侠小说”的志向（虽然大方向并不打算成为一名武侠小说家），也进行了一些中短篇的创作实践，切身体会到写出好的武侠小说绝非易事，而像金庸那般的深厚笔力，即使是今天的我也远远不如。

于是，在某种层面上成为了武侠小说迷的我，带着对江湖天下的迷恋向往、对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武侠故事的热切期盼，结束了自己的中学时代。不过，接下来时光经历——单单只是与金庸和武侠小说相关的那些事，也多少呈现出一些波折。

大学以来，一方面，因为各种缘由，我在写作方面的前进艰难而又微渺，几乎可以堪称于无，写出属于自己的出色武侠小说自然也无从谈起——尽管确实也有相关创作开了头，单仅仅是开了头。另一方面，因为自身心绪的纷杂浮躁，静心读书也变得极为困难，曾经爱不释手的许多作品读来都变得味同嚼蜡，倒是金庸的几部作品，因那高超的叙述表达技巧和精彩的故事情节构筑，多少还可以让我沉浸其中，所以进行了重读。

饶是如此，在重温金庸的武侠小说时，我的感受、认知与思考也与当初有所不同。这其中，我个人精神、思想层面的转变暂且不论，很大一部分原因也在于我开始渐渐了解那个迷人江湖世界的创造者本人——金庸。

论理作为缅怀性质的文章，我啰啰嗦嗦说了那么多自己的事情，至此才算是正面写到金庸，大概跑题有些严重，但实情也确实如此：即使中学时代我读完了金庸全部的武侠小说，然而因为接触到的资料信息有限，对于他本人的认知，基本也就只限于百度百科开头的一段话介绍。

而在大学期间，我算是从一条窄巷中走出后倏然跌入资讯的汪洋大海，自己花费了许多时间在网上“闲逛浏览”。这一行为的得失好坏暂不计较，但因为对金庸武侠小说的喜爱，我对相关话题信息有意无意关注过许多，在纯粹的原著文本之外，也逐渐了解到更多关于金庸和他的武侠小说。

首先，我对于金庸本人的生平经历、逸事旧闻有了更多了解：显赫的家室，“无意”中走上武侠小说创作的道路，创办《民报》的巨大成功，婚姻爱情的波澜与争议，在政坛、学术界的闯荡……“武侠小说作家”当真只是他众多身份中的一个侧面，他也确实做到了“大闹一场而活”。也因此，他既受到众多崇拜追捧，也遭到许多批评指责，而不像另外许多我喜欢作家在评论上大抵有一个“盖棺定论”的倾向（诸如鲁迅、王小波，受到的称赞还是占了绝大多数），人们对于金庸既有大褒又有大贬。而在那些批判的声音中，即使不算王朔这一类没怎么好好看原著就批判其作品的任性，以及“满族包衣”这种扣帽子的行为，其他的许多指责都是有理有据的：比如他在几段婚姻经历中所表现出的“不忠贞”；比如他在关注评论时政时表现出的一定偏颇；又如他本人所表现甚至于“标榜”的一些学识素养（好比史学）其实也相对有限……当然，以上种种都有辩解反驳的余地，即使是最简单朴素的“人无完人”也可以适用此处，但金庸从我心中走下神坛也终究是无可挽回的。

再者，他所写下的那些武侠小说和他本人一样，在盛誉之外，也有着诸多“不喜欢”。对于武侠小说本身文学地位和价值的轻蔑自然是最核心的部分，其它批评诸如精英思想、大男子主义的根植，历史观念的肤浅，叙事表达的模式套路，表达野心与文本实际的不完全等等，也都不是空穴来风。而这其中许多方面，都是我在最初的阅读时从未想过的。

当然，或许可以置疑：我们阅读文学作品时，是面对着一部独立的文学文本，已与作者本人无关，自然与其他读者感受也无关。这样的看法、观点有一定道理，西方的主流文学理论也倾向于此，我自己也常说，一部作品在完成发表后，就不完全属于作者了。

然而，那终究是“不完全”，而非“完全不”，尤其是在中国主流文学理论长期着重于“文以载道”、“文如其人”的语境下，恐怕我实在难以将作者与作品分离看待。更何况对于金庸而言，他写武侠小说时表达诉求的意愿十分强烈，作品中糅合进了许多他的观点看法、价值取向，对于历史、对于人性、对于情感、对于政治、对于国家社会。或许从这个层面上而言，这也是他的作品承载着更多议论争辩的重要缘由，既然以一种传统意义上相对通俗的文学形式去进行更为“高雅”的追求，自然要面对更高的评判标准，毕竟金庸所写的并非纯粹为了“悦耳目，娱心意”的消遣读物。

正是伴随着这样的变化认知，我在大学重温金庸作品时，心境有了不小的变化，但随着对几部“重头戏”（后期的代表作为主）的深入阅读，我反而渐渐更加喜欢、敬重金庸的作品，对于那些争议，也更加从容、淡然地看待：无论旁人指责也好、称颂也好、喜爱也好、讨厌也好，这些声音固然会成为重要参考，但归根对于我而言，金庸是一位创作了出色作品的卓越作家，如此而已。

多少有些“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的意味，大概也确实如此，我对许多作家的认知都经历这样的过程。

有了以上的铺垫，接下来，可以简单谈谈我对金庸武侠小说的一些个人看法了。因为本文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书评，况且金庸作品值得评说计较的内容太多，在当代已快有“金学”之势，所以之后有机会我再分书、分专题细说（但愿会有），在此只从宏观层面说几点较深的感触。

第一点，是鲜明的个人风格。即金庸的作品总是能强烈突出作者本人，形成了个人特色，具有极高辨识度，稍读几章便能分辨出是“金庸”所写还是“金庸新”所写（因为纯粹的描摹还是可以写几段“以假乱真”，在此不说一眼就能看出）。关于这点，就不得不说回上面提到的关于作者与作品关系的话题。

早些时候，我也是一直认为作品应当是高于作者的，认为“鲜明的个人风格”是很累赘的东西，觉得写出的作品让人一眼看不出的作者才算了不起。不过这种看法也随着时光渐渐改变，这其中一位朋友的话给了我很大触动，她说“一目十行也没关系，希望你们记住背后的人是我。我多么希望有一天，可以有人从文字里看出一个我来，或者是因为我写的东西，才愿意去看”。

是啊，对于很早就渴望以文字成就不朽的我而言，这其实也是自己一直以来的向往，只不过曾一度试图摆脱。而我相信，这也是金庸的追求，所以他才会在十五部武侠小说中倾注如此多的思考与探究，才会一改再改。而最终他也实现了自己名字与笔下作品的紧紧相连：金庸武侠小说，这会是一个永远闪耀着夺目光彩的名词。

事实上，当与创作对应的文学批评上升到一定的宏观框架时，譬如文学史，更多也还是以作者为主体。而且就我个人感受而言，大部分淡化作者的文字（无论主观还是客观），在综合素质上整体逊于那些“突出作者”的作品。单以新武侠小说举例，“金古梁温黄”，后三者尤其是后两者的作品认可度都高于作者本人，听闻、知晓《四大名捕》、《寻秦记》的很多并不认识温瑞安、黄易（我自己就是先知其作品，很久后才知道作者），也有不少人未必知道《七剑下天山》、《白发魔女传》的作者是梁羽生。但对于“金古”二人，作者的名字往往是突出于作品之中的，说起郭靖、杨过、楚留香、李寻欢，大家都知道是谁笔下的人物，甚至于“金庸武侠”、“古龙武侠”本身便已成为具有自发生命力的概念。最终在新武侠小说的评价中，“金古”作为双峰而立，成就高于后三者。

所以我强调这种“作者个人风格”，本身也包含着对于金庸武侠小说成就的高度认可，毕竟，“自成一家”在文学创作中实在是了不起。当然，前文也提过，“作者的突出”多少基于中国自古以来主流的文学评价体系，有值得争议之处，只是对于迄今也认为写作的“道”重于“术”的我来说，还是很认可这种评价倾向的。但还是要在此说明，并不苛求大家想法和我一样。

此外也要强调一下，鲜明的个人风格并不等同于单一、重复的文风。真正杰出的作家并不会写什么都成为某种雷同的样式，而是可以驾驭多种风格，无论以怎样的形式进行创作，都可以写出自己的风采。《野草》、《呐喊》、《朝花夕拾》和各式杂文都凸显着形貌不一的鲁迅风格，金庸的武侠小说也是如此。

因而接下来的第二点，自然就要谈谈金庸武侠小说的“鲜明个人风格”反应到作品上，到底呈现出怎样的内容。以我个人感受而言，“沟通新旧文学”大概是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点。

中国文学以新文化运动至五四为界，划分出了新旧。旧文学是基于中国的历史文化、自发产生发展的文学样式，以诗文为重（尤其是诗词），也包含了后起的小说、戏曲，它们各自有着一套主流的创作审美规范，诸如“诗言志”、“文以载道”等；而新文学，主要是以对西方近现代文学的学习、重新糅合了中国传统文学创作观念之后形成的文学样式，形式上大都是对西方文学有一定滞后性的先模仿再创造，也大致划分出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的四大门类。其中，武侠小说的发展相对于整个文学而言，稍显慢一拍（即武侠小说步入“新文学”的阶段时间略迟），但过程也大致相似。

从中可以比较清晰感受到，单从表面看，中国现当代以来的“新文学”大都都是对西方的亦步亦趋，传统的“旧文学”样式虽然间或也被学习运用，但总体而言，是成为了供奉的经典而被割裂遗留在了新文化运动的时间之前。现当代的作家中几乎没有人在创作中坚持旧文学样式（当然，有许多人出于回溯学习或探索创新会有部分相关作品），而金庸和他的武侠小说，无疑是例外。

首先，金庸的武侠小说在总的定性上是“新派武侠小说”，自然是属于“新文学”，但是比起其他“新文学”的作者作品，他的小说在风貌上又有很浓厚的“旧文学”气息。这种“旧”，最直观的表现来自于语言，“较为纯粹的汉语表达”是许多人对金庸作品的高度称赞，他笔下的文字是承袭自明清以来旧派小说（即以章回体为主的中国传统小说）较为纯熟的白话文，与新文化运动提倡后而逐渐占据文学界主流至今的“新白话文”，二者之间还是有差距的：“新白话文”在诸多语言特质上是有较高欧化、西化的倾向，而金庸小说的语言受到影响很小。因为我本人并未系统学过语言学，更专业的分析是写不出了，不过在感受上还很明显的，读金庸武侠小说类似于《红楼梦》，有一种来自于高超叙述语言的畅快感。

此外，这种“旧”还体现在情节架构与人物塑造。与大陆文坛的封闭和收缩不同，上世纪50到70年代，香港的金庸可以更便利接触到西方纷杂多彩的文学样式，不过他却仍然在很大层面上师法于中国传统的“旧小说”。其笔下的武侠小说，多白描、叙述，少议论、抒情以及繁冗的细节描写，故事推进多以正序、全知的第三人称视角为主，起承转合工整严谨。譬如《天龙八部》的叙述方式便与《水浒传》颇为神似，人物相互牵引串联，移步换景，转场自然（从段誉到萧峰再到虚竹），等到主要角色都登场完毕后，便自然引出少林寺大战的高潮（对应梁山排座次），一气呵成，严整完备。叙述之外的人物典型化塑造，金庸笔下的侠客们也更接近于中国传统小说的精神内涵（具体后面会说）。

当然，金庸本身除了广泛的中国传统文学之外，对于西方的文学经典也很熟悉，所以他的小说也有很多“新”的地方：《雪山飞狐》的罗生门式剧情构架，萧峰的古典悲剧英雄形象，《连城诀》的人性剖析，《笑傲江湖》的政治寓言，《鹿鼎记》的现代性结构和多重反讽等等。只不过在金庸笔下，新文学的创作方式大多只是写作时部分依赖的“器”，是对其旧文学气质文本更好的演绎与装饰，他的武侠小说骨子里还是在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学样式，无论是内在外在（像古龙就有不少作品属于完全意义上的新文学样式）。

所以，尽管我说金庸“沟通新旧文学”，但总体上他还是有偏于旧文学样式的倾向，对其的创作运用也更为成功。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现当代绝大多数作家都在追求新文学的样式与内涵意蕴时，金庸这种“遗世独立”的创作坚持，更显出一种难能可贵。

在此也要补充一句，我所论述的“新旧”只是在一个中国文学语境下相对的划分概念，两者在形式和关注的侧重上有所不同，但本身并无高低之分，李白和鲁迅都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为耀眼的名字，金庸和莫言也都是我极为喜爱与敬重的作家。更何况，这“新旧”二者之间也并非没有一贯的、相沟通联结之处，只是我更多着眼于了他们的不同。

以上似乎都是在从形式上叙说“新旧”之别，按照我通常重视意蕴表达的审美标准而言，这应当并非最关键的部分。诚然如此，那么第三点，我要讲得便是金庸小说中相对形而上的立意主旨。以往我评议武侠小说的这一部分时，常分为“武”、“侠”、“情”三部分来讲，在此篇幅有限，就只谈谈最为核心的“侠”。

所谓“侠”，放置于金庸作品中，大概可以粗略概括为“家国忧思与侠义精神的一体两面”，即“侠”作为社会个体的身份定位与角色价值。顺便说一句，“侠”作为自然个体的叙说与探究，金庸也写过（《白马啸西风》、《侠客行》、《连城诀》与《笑傲江湖》的部分），不过大都点到为止，反是中后期的古龙在此有更为意蕴深厚的表达。所以说，金古二人从两条路数各自将武侠小说推到了相当的高度，令后来者难以望其项背，幸也不幸。

谈到金庸笔下的侠客形象，许多人的随即反应大概会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八个字，之后可能会想到死守襄阳的郭靖、自尽于雁门关的萧峰。确实，这两人是金庸小说中很有对照意义的一对形象，后者是前者经历创作实践探索后的发展与深化。首先，郭靖的人物形象很近似于中国古典小说早期的正面人物形象，即大致承接着传奇、话本直至《三国演义》这段时间的人物塑造——高度的典型化、概念化。在原著中，郭靖呈现出一个完美切合传统文化语境中“侠之大者”的形象，武功高强、忠心为国、侠义双全，也因此多少有一种立于高处的虚构感。当然，这种会让人有些觉得不真实的虚构感与典型化并非创作上的失败，而仅仅是笔法的选择而已，正如我们不能因为《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多智近乎妖”不符合历史实际，而否定其文学形象的价值。《三国演义》是通过诸葛亮的形象树立出了完美的忠臣、能臣典型，而金庸也通过郭靖塑造出了典范的大侠形象，以现代的文学话语勾勒出中国传统文化流传中完美的“侠之大者”模板，这个形象即使之后的许多作品也未能取代超越，包括金庸本人所写的。

当然，本来也没有必要去取代超越，尽善尽美的“伟光正”人物有一个就足够了，即使单从创作上讲，一直去试图书写这样的形象，本身便陷入了重复的窠臼，所以梁羽生的作品就没能很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三国演义》之后再试图塑造极度典型化明君、奸雄等形象的作品都很难成功，反是《水浒传》至《红楼梦》这些从更立体、多样的角度书写人物的作品开辟出了新路。金庸也是如此，在《射雕英雄传》之后，他不再试图往“高大全”的方向着墨（也不是说完全不写，只是不再是其创作主流），而是朝着许多方向更深、更远地去探究阐释“侠”的形象，这其中就包括萧峰。

从人物设定上来讲，郭靖和萧峰面对着类似的生存困境，生长于蒙古的南宋人和生长于北宋的辽国人，最后他们的选择也都有贯彻两者形象之中的“大义”（郭靖的期盼其实也只是蒙古不再攻打大宋，两国友好相处）。然而这两人又是完全不同的，倒不仅是朴实或豪迈的人物性格区别，更重要的是，比起“郭靖”以南宋为献身对象的“坚定立场”，萧峰走到最后舍生取义的结局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他有过太多纠结、挣扎，甚至走了许多弯路，做了许多错事（杀害不少无辜的人）之后，才在全书最后升华到了“侠之大者”。于是，有了这样的铺垫，神坛上的“侠”走回凡间，更真实可感，也更打动人。

顺带插两句，随着创作的推进，金庸不仅对于“侠”的形象认知有深化发展，对于其所坚守的“大义”也有一个逐渐加深的思考，即从“汉本位”的狭隘民族主义（这点在《书剑恩仇录》中比较明显）慢慢发展为普遍的人本思想（《鹿鼎记》中最明显），不过这点是金庸本人就常常提到，许多人对金庸作品的评论中也相当关注，在此我就不展开多说了。

在金庸的大部头作品中（《白马啸西风》、《鸳鸯刀》之类未过深探讨“侠”，而更着力于“情”、“武”），除了最后作为反照、解构的韦小宝，其主要角色或多或少都承接着类于郭、萧二人的“侠义精神”（其实，《鹿鼎记》中的康熙倒是作为一个从正面突破、隐喻“侠”的人物），而这也是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一个图腾、要素，荡漾于许多国人心胸之中，只是在与个性不同的侠客相结合时便有了不同表现：譬如杨过万军丛中击毙蒙古大汗而后翩然归隐，譬如张无忌明知朱元璋的阴谋却不想内乱、甘愿放弃一切，譬如令狐冲不愿归顺任我行而选择与之对抗……用比较通俗的词语来概括，所谓“侠”者，“锄强扶弱”、“仁义双全”、“为国为民”。

早在两千多年前，韩非子就已经概括道“侠以武犯禁”，而且还是与“儒以文乱法”并论，如同警句一般精准刺出现实：“侠”是“儒”的同体异面。比起期待自上而下以伦理规范实现仁爱大同的“儒”，“侠”更像是这种期待难以实现的状况下，转而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去追寻、捍卫仁爱道义，是对“儒”的另一种阐述方式，而且两者的内涵意蕴也是相伴发展。当“儒”经历了“三教合一”而变得更为丰厚，“侠”便也掺入了佛、道的理念；当“儒”在新时代接受了更为普遍的人道主义，“侠”也随之扩充内涵。这一点从金庸武侠小说的创作过程也能得到反映，有人对“射雕三部曲”主人公的概括，就是从“儒侠”郭靖到“道侠”杨过到“佛侠”张无忌，我倒是觉得这并非是纯粹意义上的立场转变，将其看作人物形象所透露的思想观念愈加复杂悠远比较贴切，郭靖未必有佛道思想，但是杨过、张无忌身上切实都有儒学的色彩。

所以，有了“侠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儒”的语境预设，事情就相对明朗了：所谓“侠以武犯禁”，便是侠客们依靠过人的能力（“以武”）来对抗现有体制的威权与不公（“犯禁”），从而实现对体制倾轧下受害者（在象征层面上有可能就是自己，如令狐冲）的仁义，具体表现包括但不限于劫富济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对抗侵略者保卫家园等。

在此也要强调一下，虽然“侠”的内核有普遍的价值意义，但在具体的时代之中，其表现特征按照现代的观念标准自然会有局限，但我们也不能对他们所谓“迂腐”、“封建”的表现做太多苛责（如郭靖的恪守礼法、萧峰最后因对君主的愧疚而自杀，大侠们对“路人”生命的漠视），毕竟，让他们想到什么“阶级”、“人道”的地步，未免也太强人所难。

有了这样一个对“侠”的认知，我也终于可以引到本文的标题，关于所谓“千秋不觉江湖梦”，来说说为什么这样的武林故事、侠义精神会在千百年间一直打动着读者，令人们流连忘返。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着“四梦”的说法，即神仙梦、明君梦、清官梦以及侠客梦，这显然折射出社会环境下中低层弱势民众的向往与期待，至于具体是想自己成为神仙、明君，还是渴望有清官、侠客来帮助、拯救，其实两者并没有本质区别。

面对自身生存的艰难困苦，幻想得到外界超然力量的救助：法术、权力、武功……这种文化现象若是在鲁迅先生眼中，恐怕又要成为国民的一大劣根性。诚然，对于“侠”的向往或许确实有被动幻想、等待的惰性因素，但我也以为，如果将其放置于更宏观的形而上理念之中，这种期待也并非只是国人的软弱卑劣，而是一种更为普遍的人类自身怯懦与畏惧的困境。很好理解，仔细想想“神仙梦”，想想从武侠发展出来的仙侠故事，想想西方文化语境下与侠客有着相近内核的史诗英雄与异能超人们，他们所对抗地仅仅是人类社会中理论上可以克服的威权与不公吗？

当然不仅如此，所谓“犯禁”，还意味着对更广阔意义上生命的脆弱、自然的残忍、宇宙的浩茫乃至无情的命运的抗争。这也是萧峰相对于郭靖，所表现出金庸更进一步的深思所在，这也是即使如今的现代文明下整体社会的秩序有了很大改善，人们却依然对侠义精神如此痴迷推崇的原因所在，因为在宏观层面上，我们所有人类都是被束缚压迫威胁着的弱者，所以我们始终在向往、期待着“侠”。只不过在形式上，这些“侠”可能从飞檐走壁的武林高手变成了追求长生不老的修仙者或者对抗未知力量的荧幕英雄。

所以，在最后，我想说的是金庸先生去世后许多人追问他的小说还可以流传多久的话题。于我而言，心中的答案许是金庸的作品可以伴随着人类文艺的流传而一直存续下去。

武侠这种通俗文学体裁在当代的式微是无可挽回的（尤其是武侠小说），但如我上面所说，让人们痴迷向往的“侠义精神”是一种更宽泛的概念，投射到武侠作品中仅仅是一种形式。武侠小说或许会慢慢不再流行，但只要人们自身的软弱恐惧还在，对于“侠”的向往就不会消退，自然还会有别的形式来取代，譬如仙侠、幻想小说，譬如超级英雄电影。而金庸作品对“侠”的思考与阐释也达到了一个触及形而上的很高地步，因此便具备了流传下去的价值意义以及永恒生命力。

除了这种审美、哲学价值的延续性使得金庸作品有流传下去的必要、可能，对于金庸作品的文学价值，我也很认同部分人的观点：作为武侠小说中最为出色的一系列作品，金庸的武侠小说展现出了极高的文学素养和水准，因此会逐渐经典化，成为文学史上绕不开的名字。虽然作品本身可能会不再流行，但必将以其出色的美丽不断吸引着连绵不绝的读者，一如张恨水、大仲马、《魔戒》。

随着时代变迁，武侠小说也许终究会成为镌在过去历史上的刻痕，但作为其中最为出色的代表，金庸和他的十五部作品将会静卧在文学史的长河中，永远闪耀着熠熠光辉，继续吸引着一代又一代读者为他着迷，金庸先生“希望五十年后仍有人读他作品”的期盼也只是这份传承的小小开头罢了。

而我，也将继续流连于金庸笔下绚丽多彩的武林故事，深深感触于那仁义双全的侠客精神，沉湎在那仍旧未醒的江湖大梦之中。

（图片来自百度、微博、堆糖，特此感谢）

（完）

后记：

到此文发出的今天，距金庸先生去世已将近有两个月，距我上一篇推送已将近有四个月。这段时间的许许多多、纷繁复杂的事情在此不便多说了，只是很想感谢竟依然还没有取关我的朋友们，以及那些在写作和人生上还会或多或少鼓励我的朋友们，明明这个公众号已经挣扎在垂死的边缘，明明近来的几篇文章也都变成了我个人自怨自艾着在“倒垃圾”，明明我自己都快要放弃对于写作的所有期待了。

对不起，除了像这几年来那样在口头上说几句漂亮话之外，我什么都拿不出去回应你们的言辞、目光与微笑。

对不起，真的是很谢谢你们。

写这篇文章时，是先写的手稿，妄图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去触及曾经的那种热忱与快乐，然后在拖拖拉拉的完篇过程中，“顺理成章”地失败了。之后多半也不会再强求通过这种表面的形式化来逼迫自己来写作了，“挤”出来的文字从来都没什么意义价值，若不是我多少对金庸和武侠小说还有些许热情与思考，这篇文章也没有一点值得推出来的必要。

正值圣诞节，也临近年末，虽说计划在年底会尽可能再推一篇，不过我是对自己完全没信心，所以，在此祝大家圣诞快乐，以及提前的元旦快乐。

愿你们的期待都可以如愿以偿。

陈卓凡

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