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斌
来源公众号：Legal观察
编者按
大数据时代，律师与律师事务所要想尽快脱颖而出，应用大数据技术是不二之选。过去我们习惯于研究和制作每个业务领域的大数据报告，从而忽略了律师与案源之间的大数据模型。而作者以自己十几年来的体制内经验和从事司法大数据的实务经历告诉我们，这个模型恰恰是新时代律师从业不容忽视的根本。事实上，现如今的律师行业，懂得让案件主动来找你的，才能够逆流而上，行者无疆。
去过美国的人，都会惊诧于其基础设施建设的bug之多：公共交通不完善、道路失修等等，而中国的高速公路和高铁基本上都是傲立世界的典范，这说明什么？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是国家买单的，谁有钱谁建，自然水平参差不齐；而我们是举全国之力，花大力气建设基础设施，这才有了中国速度、中国制造。
对应到律师行业和司法系统对于信息化建设的现状，以检法为代表的司法系统这几年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在做智慧法院、智慧检务项目，既有高层的顶层设计，又有资金保障、社会参与，所以效果也是遍地开花。而看一下律师行业，目前还是处于单兵作战的阶段，没有国家队出场，大部分是由行业内有情怀、有理想的律师或者团队来推进，比如iCourt。这种差异，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信息化成果的落地和效用的最大发挥。
为什么大数据这几年成为热词？
这与中央的指导思想密切相关。国家领导人曾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大数据的重要性，“大数据是工业社会的‘自由’资源，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掌握了主动权；机会稍纵即逝，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
国务院也连续三年出台有关大数据、信息化、人工智能的行动纲要，将大数据作为一种国家发展战略。
司法行政部门如何积极响应？
从最高院提出智慧法院，最高检提出大数据行动指南，再到司法部的十三五科技创新纲要，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如何将智慧、科技，融入现代司法，成为一个热点话题。
我们更是看到今年7月份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最高法院明确要求法院系统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历史性机遇，加快建设智慧法院，构建人力与科技深度融合的司法运行新模式。
数据即服务——DAAS
虽然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将科技融入现代司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机器、人工智能会代替司法人员思考，机器能做的就是在海量数据中帮人找到最有价值的那些资料，减少简单的重复性工作，使司法人员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更加复杂、更加需要司法智慧的案件中去。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机器会取代人，机器只能辅助人而已。
以诉讼律师的工作为例，大数据可以在案例检索、文书制作、庭审应诉、业务规划、客户维系等各个方面给予支持。大数据对律师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不仅对单个律师如此，对律师行业也是这样。
而且案例检索也不限于在海量的资料中去搜索，可以通过知识图谱的形式，让机器去学习、领会人的意图，从而推送更加精准的知识和案例、法规，不需要人再一篇一篇翻阅，所以让机器学会检索比让人学会检索更有效。
大数据如何促进律师业务拓展
时间关系，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大数据对律师业务规划的作用。简单说就是，律师怎么通过大数据找案源，反过来，也即怎样通过大数据的作用，让案件直接找到律师。
我们之前做过一个统计，根据公开裁判文书，大概可以得到律师代理各类案件的比例情况，结果不是很乐观，除了民事案件律师代理率在四成左右，行政案件的律师代理率只有四分之一左右，刑事案件的律师代理率只有一成多一点。刚才王局长也提到了与法院座谈的时候，法官认为目前刑事案件辩护率在30%左右，但因为法院没有将辩护率作为统计数据项，因此也没有准确的结果。
这个问题，其实通过文本结构化就可以解决，下面我列举的数据是通过法信数据库中的裁判文书数据来展现的，只做演示实例，请不要作为任何统计依据。
可以看到目前民事案件数量排名前十的案件中，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代理率为32.4%，离婚纠纷代理率为23.41%；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一般涉及保险公司，因而会委托律师代理，律师代理率比较高，在六成左右；同样还有信用卡纠纷，也多是银行委托律师，代理率也将近六成。另外代理率较高的还有劳动争议案件，将近三分之二的劳动争议案件都有律师参与。
其他几类案件数量非常大的民事案件中，律师代理率均不足5成，因此在这些案件中，律师还有很大的参与空间。
哪些民事案件当事人最容易请律师
排名第一位的是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律师代理率将近七成，接下来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等，都是大宗商品，而且一方当事人多为企业。这也反映出民事案件中企业诉讼需求是一个价值挖掘点。
知道目标案源还不够，还需要知道案件规模，因为案件规模可能与律师收费直接相关。那到底，这些案件的规模有多大呢？
因为诉讼费用与案件标的一般呈正相关关系，我们利用诉讼费用排序大概了解了一下各类案件的案件规模，排名第一的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诉讼费平均为1.8万元，大概标的额在200万左右；第十名是民间借贷纠纷，诉讼费平均为5722元，对应标的额大概在30万元左右。
刑事辩护领域的富矿在哪里？
还是回到我最熟悉的刑事领域，案件数量最高的前十类刑事案件中，危险驾驶罪的代理率最低，只有4.7%左右，这个原因也很明显：危险驾驶一般都是速裁案件，案件诉讼流程短，律师介入的机会也就相对减少了。刚才王局长提到的值班律师、刑辩律师全面覆盖的问题，这个做法很好，在律师的帮助下，应该能很好的解决犯罪人对刑罚的认识问题，不会因为刑罚轻、诉讼流程短，而使刑罚的威慑效果丧失。
其他刑事案件的代理率也都不超过三成，例如，诈骗罪、交通肇事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的辩护率大概在三成左右；故意杀人罪作为重罪一般都应强制辩护，但现在看来，律师辩护率也仅维持在24%左右；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抢劫罪、容留他人吸毒罪、盗窃罪等案件的律师辩护率更是都低于二成。
哪些刑事案件律师代理率会比较高？
就是那些涉及金钱的案件，或者对当事人前途命运至关重要的案件，如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等渎职类犯罪案件，律师辩护率都在半数以上，滥用职权罪案件的律师参与度更是达到三分之二。受贿罪、行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等案件的辩护率也都非常高，均超过四成。但看上去还是公职人员更加重视辩护权的行使。
另外一类辩护率较高的案件就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和非法经营罪案件，这两类犯罪主体一般也都涉及大规模的揽资行为，故委托意愿和付费能力都是尚可的。
如何让案源来主动发现律师？
案源如何发现，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的方式来挖掘，大数据是否能让潜在的案件直接找到合适的律师呢？
这就涉及网络社会的一个特点：信息、数据逐渐网络化、在线化。如何能让律师变成互联网上的一个数据源，能够被受众检索、发现，这是大数据可以发挥作用的一个情景。
这里强调的是每个律师的标签化，即让你的职业能力、擅长领域可被检索，可被比较，可被感知。
这个打标签的过程，就是一个自我提炼要点，并重点凸显自身优势的过程。正如天同一直以高端商事诉讼作为自己的标签，无论是人员的吸纳，业务范围的拓展，还是业务能力的输出，都围绕这个标签来打造。这种焦点化的方式值得律师们借鉴、学习。
我的一个总体判断是，未来肯定是一个专业领域无比细分的场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向外界很好的表示出你的能力（不仅是业务能力还要涵盖服务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吸引案源的方式。
最后还是用狄更斯的那句话作为结语：“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时代。”这是希望之春，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拥有应有尽有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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