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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在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一次宴会上，朱德总司令看到人群中的一个人时，突然脸露笑意，径直走向了那处。他指着那个人笑着说道：“营长同志，还记得我吗？你还下过我的枪呢”。
这位将军一下子满脸通红，结巴的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在一旁的周总理为了缓解尴尬，赶快开口：“老总，你可不能记仇啊，俗话说得好，不打不相识嘛！”
朱老总笑着说道：“不是记仇，我这是记得有一位好营长。”
为什么朱老总会调侃这个将军呢？这位将军叫做袁也烈，曾在南昌起义时，下过朱老总的枪。
袁也烈是湖南洞口县人，1899年生于当地一耕读之家,本名袁炎烈。父亲早年考中秀才，虽然没有走上仕途，却也是当地受人尊重的读书人。袁父对自己的人生没有什么奢求，只求自己的儿子好好学习，希望以后能够干出一番事业，做出光宗耀祖的大事。
1921年秋，袁也烈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成为毛泽东的学弟。
这个时候，毛泽东虽然已经离开第一师范学校，却还经常会回母校举办各种讲座。
在“一师”，袁也烈不止一次聆听过毛泽东的演讲，讲台上的毛泽东抑扬顿挫、慷慨激昂，呼吁青年们“志当存高远”，为中华民族的未来而读书，为全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对毛泽东这位有文才、有胆魄、有眼光的学长，袁也烈钦佩不已，并由此萌生出了共产主义思想，积极地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各种活动。
因此一定意义上说毛泽东是袁也烈的革命导师也毫不为过。
1924年，袁也烈从湖南师范学校毕业后，只身前往了广州，并考入了桂军军官学校。在校期间，他参加了由共产党组织创立的“火星社”。
随后广州发生军阀叛乱，袁也烈组织动员了两百多名学生起义，投靠了黄埔军校，参与到讨伐叛军的战斗中。随后，袁也烈便留在了黄埔军校，在政治部当教员。这时，他的直接领导是周恩来和聂荣臻，不久后 就加入了共产党。
在他教的黄埔第四期之中，有个学生叫林彪，那个时候谁也不曾想到，林彪会如此厉害，后来叶挺建立独立团，袁也烈成为独立团第6连的连长，林彪则被任命为他手下的实习排长。
战争期间，袁也烈挺照顾林帅的，经常将他带在身边，教授他一些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对林帅战斗经验的积累很有帮助，对于这份恩情林帅一直谨记于心，即使建国后成为开国元帅，见到袁老后，也会敬称一声“老师”。
后来独立团成为北伐军的先锋军，袁也烈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在攻占贺胜桥和武昌城的战斗中立下大功，被提升为副营长。
南昌起义时，袁也烈也率部参加了，起义中途还发生了一些小插曲。一位四十多岁，穿着国民党军装的军官骑马冲向袁也烈，袁也烈不知来者就是朱老总，将他拦了下来，并下了他的枪。
事后，袁也烈知道自己抓错了人，连忙跑去向朱老总“请罪”。朱老总也不是那种小气的人，用家乡话夸袁也烈“你警惕性还蛮高的嘛！”。大家相互握手，算是不打不相识了。
但局部的胜利，无法改变起义军南下的最终失败。既然在潮汕地区已无法立足，袁也烈就听从组织的安排，返回湖南洞口老家，加入湘西南特支委，担任兵运委员。
1931年，他在广东乳源县的一场战斗中受了重伤，袁也烈化名袁映吾被组织送往上海接受治疗。经过几个月的休养，他的伤势渐渐痊愈，在他收拾行囊准备几天后出发，返回根据地时，却在一天夜里，被几个突然闯进来的英国巡捕抓走，很快被引渡给特务机关。
敌人对他进行严刑拷打，但袁也烈忍受所有痛苦，坚持称自己是一个来沪做生意的商人。敌人虽然不相信他，但没有掌握他任何证据，最后还是以“危害国民罪”判他入狱五年。
出狱后，袁也烈千方百计找到党组织，经北方局审查恢复了党的关系，从此把袁炎烈改名为袁也烈。
1937年袁也烈经工作调动回到了北京，担任解放先锋队的武装部长，为当时的一批爱国青年提供教育和游击战术训练。1939年，袁也烈受徐向前重用被提拔为抗日军政大学的校训部长，这也为中国抗日历史培养了众多优秀的年轻八路军。
1944年中央军委决定，将原冀鲁边、清河两军区合并为渤海军区，袁也烈任参谋长，军区刚成立，就发生了一件趣事。
一架日军飞机出了事故迫降，飞行员被当地武装民兵擒获。经过审讯，这名飞行员居然是冈村宁次的侄子。
日军对他的安全也很是关心，他们出动3架飞机投掷传单，请求我军“不要杀害俘虏，将有重大酬谢”。
袁也烈就和他们谈判，日军表示愿意用机枪子弹来换，袁也烈却不要弹药，而是要人。在袁也烈的安排下，日军分批释放了我军30多名团、营、连级干部。
1948年，华东野战军机关转移到渤海，袁也烈去向陈毅司令员汇报情况。陈毅一听他的名字，直接惊呼：“你是不是南昌起义的袁也烈？”
原来南昌起义时，陈毅是25师73团的政治指导员，两人也算是共度生死的老战友，只是这么多年未见，面容上也快认不出了。时隔几十年，老战友相见，陈毅非常激动。
渤海军区组建解放军第七师，由袁也烈亲自担任师长，面对国军的攻势，袁也烈“三打邹平城”，歼敌两千多人，还击毙了国军少将师长李凯荣，粉碎了国民党在山东的图谋。
解放后，袁也烈又“改行”到海军工作，在华东军区海军当过副司令员、司令员，后来陶勇任司令员，他改任政委。陶勇是华野著名的“叶王陶”之一，也只是中将，担任政委的袁也烈，军衔自然也不会更高。
也就是说，袁也烈参加革命，其实是“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
1953年，毛主席视察长江中下游省市时，接见了华东军区司令员陶勇，以及袁也烈等人，听到袁也烈的介绍后，他握着袁也烈的手说：“你就是袁也烈，你就是袁也烈，你也到海军来了。啊，你原来是在山东部队工作的，你是长沙第一师范的，记得你是湖南洞口人吧？”
袁也烈激动
1955年授衔的基本标准是：军委委员级授予大将，兵团级授予上将，军级授予中将，袁也烈只是副军级，就是标准的少将军衔了。
5年的牢狱生活，再加上出狱后党组织的一段审查，袁也烈直到12年后，即1944年才再次进入部队，成为军事主官；因此他在这一段时期革命资历的缺失，就成为了他仅被授予少将军衔的主要原因。
南昌起义时，他就是主力营72团3营的营长，当时郭化若是营长，林总、聂鹤亭是连长，许光达是代连长，杨至成、萧克是连指导员，唐天际是副连长。很多部下，军衔都超过他，不过资历方面，袁也烈是比较高的，至少在少将中，他是最高的。因为少将中参加过北伐和南昌起义，并在当时担任军官的也只有他一人。
袁也烈却淡然地说：“我从参加革命的时候开始，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为了救国救民，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从来没有想到要当什么官。党给我的荣誉和待遇，不是太低了，而是太高了。”
特殊时期，袁也烈含冤去世，1979年，总政治部追认他为革命烈士，随后，他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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