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镐曾经是军统南京站的少将站长，戴笠身边的亲信和红人。1949年1月却死在国民党的大牢里。一直到1965年，他的家人才接到国家颁发的烈士证书。
周镐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他到底有着怎样传奇的经历呢？为什么死后16年他才被国家追认为烈士？
周镐又名周治平，1910年出生在湖北罗田的一个农民家庭。周家世代务农，生活拮据。虽然家庭清苦，但是周镐的父母却希望能让他读书，通过读书或许能改变一家人的命运。
周镐父母一路节衣缩食，供他读书。14岁那年，周镐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考入武汉成呈中学读书。中学毕业之后，贫苦的家庭已经再无能力支持他继续深造。这个时候，周镐面临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重大抉择：是工作还是当兵？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周镐思前想后还是决定去投军，或许在乱世之中手中有枪才更有底气吧！1928年周镐考入了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步兵科（该校前身为桂军第4集团军的随营军校）。在军校的学习，让周镐接触到了先进的革命思想，一颗年轻的心开始憧憬着为国家和民族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然而好景不长，随着蒋介石全面掌控国民党大权。武汉分校也被蒋介石的亲信所掌握，蒋介石的亲信们在武汉分校大搞个人崇拜，强迫学生效忠蒋介石。周镐对此十分不满，年轻气盛的他时时表现出反蒋情绪。教官多次敲打他，但是周镐拒不认错。教官见状，干脆拿他立威，以思想不纯为由，将他开除了。被赶出校门的周镐经同乡介绍，到上海参加了第十九路军。在十九路军时候，周镐担任过下级军官，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在沙场上浴血杀敌。淞沪抗战之后，周镐跟随部队调往福建。1933年，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实行联共反蒋的方针。但是仅仅两个月，“福建事变”就以失败告终。“福建事变”失败之后，周镐离开部队，准备从上海回老家。结果路上被国民党特务跟踪，到了武汉便被特务以“共党嫌疑”逮捕。客观地说，这个时候的周镐不过是一个热血青年，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政治主张和信仰，要说他是我党的人这个时候还真不是。然而在“白色恐怖”下，被扣上一个“通共”的罪名可是一件要掉脑袋的大事。也是周镐命不该绝，负责审问他的人有一个是他老朋友。这个人就“开导”他，你是黄埔出身（黄埔为中央军校的前身），只要加入军统，不仅马上可以放出去，过去一切都可以既往不咎。周镐稀里糊涂地也就答应了下来，1935年周镐正是加入军统，任军统武汉站站员。刚加入军统不久，周镐又一次因为自己的激进言论被逮捕。这一次还是周镐的人脉救了他，军统局核心成员“十人团”之一的周伟龙出面作保，周镐才重获自由。这一次牢狱之灾却成了周镐军统生涯的转折点。周镐是大特务周伟龙保出来的，而周伟龙与戴笠又是生死之交。有这样一层关系，加上自己工作努力，周镐在军统内步步高升。1936年周镐出任军统贵阳邮电检查所所长，此后又出任广东税警总团查缉股组长，暂编第八师(由广东税警总团改编)谍报队少校队长。1940年出任军统广东省督查，41年又出任重庆军统局督察室第一科上校科长。这些职位无一不是军统里的肥缺，周镐也在一次次的升迁之中成了戴笠的亲信和红人。1943年周镐被戴笠提升为少将，要知道戴笠的军衔一直都是少将，也就是死后才被提到了中将。而周镐为什么能和戴笠平级呢？
这是因为周镐在这一年做了一件大事：潜伏到了日伪内部，重建了军统南京站。汪伪政权的三号人物，大汉奸周佛海此时对日军在战场上的颓势也有所了解，老奸巨猾的他开始考虑自己的后路了。为了避免日寇失败之后，自己被清算，周佛海开始暗中和重庆方面联络。而周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被戴笠选中，前往南京潜伏。周镐去南京有两个目的，一是接近周佛海，从周佛海处获取情报；二是避免日寇失败之后，南京落入新四军之手。1943年7月，时任汪伪政府财政部长的周佛海和周镐接上了头。虽然周佛海有“脚踩两只船”的想法，但是他总归想和周镐讨价还价一番，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利益。经过一番“交锋”，周佛海发现这个重庆来的人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他在日记里评价周镐：“人极稳重，且有见识”在周佛海的掩护和安排下，周镐在汪伪政权内出任了军事委员会军事司第六科的少将科长。有了这层身份，加之周佛海的刻意安排，周镐在伪政权内很快就混开了。他时常出入各种酒局，在伪军高级将领中频频活动。周镐先后结交了伪军中的孙良诚、张岚峰、郝鹏举等人。周镐和这些人周旋的同时，也从他们和周佛海处获得了大量情报，并通过秘密电台汇报给戴笠。在周镐结交的人之中，伪政府情报局上校军官徐楚光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他和周镐是军校老同学，还都是湖北老乡，两人非常投缘。但是这个时候的周镐并不知道徐楚光的真实身份是我党地下党员，他和周镐一样都是受命潜伏于敌营。而徐楚光在几年之后，将成为周镐踏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在为军统获取情报的同时，周镐还重建了南京军统站。军统南京站在南京沦陷不久之后便被日军破获。随后核心人员叛变投敌。后来军统在南京的情报组织规模小，也没有什么作为。周镐在南京潜伏下来之后，重设南京站。周镐把南京站分为八个组，职责各有不同，且各组之间不得联系，只能喝周镐本人或副官联系。在1943年底，周镐完成了军统南京站的重建，戴笠对其大为赞赏，将其军衔提为少将。随着日军颓势日显，周佛海也加紧了他和陈公博等人的争权夺利。在周佛海的安排之下，周镐还出任无锡专员，此举是周佛海为了巩固自己权力，客观上也让周镐掌握了更多的权力。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周镐奉戴笠的命令，立即行动着手控制南京。胜利在望，周镐内心喜悦万分，为此做起事来也格外卖力。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会为他带来牢狱之灾。
周镐行动迅速，一方面固然是他对胜利充满激情，另一方面他行动如此迅速还是为了和新四军抢时间。在当时的周镐心中，他对重庆还是很忠诚的。日本8月15日宣布投降，第二天晚上，周镐就带着手下接管了汪伪的中央储备银行。随后周镐迅速部署，相继接管了伪政权的《中央日报》、广播电台、宪兵队的重要机关。8月17日一大早，南京市民们就看到了张贴在大街小巷的《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布告》。在这份布告之中，周镐自称为中将。随后在周镐的指挥下，周学昌、梅四平等大汉奸陆续被捕。而此时南京城内真正的大汉奸陈公博等人也计划成立“南京政务委员会”来过渡，等待蒋介石来接收南京。结果周镐的雷厉风行打乱了陈公博的计划，陈公博把矛头指向周佛海。认为这是周佛海在后面搞事情，于是他调集自己的亲信部队围攻周镐的指挥部。双方人马在南京打作一团，南京城内一时间枪声大作，火光四起。南京市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能紧闭门窗，惶惶不可终日。在这关键时刻，周佛海却出卖了周镐。他面对陈公博的质问，急忙和周镐撇清关系，竟然声称不认识周镐此人。而更让人恶心的是，他们还求助于日军。日军随后出动包围周镐的指挥部，将周镐关押，解散了周镐的指挥部，释放了此前逮捕的汉奸。已经投降的日军，竟然还在南京城耀武扬威，实在为国人之耻。历史上把周镐的行为称之为“三日政变”，仅仅三天周镐就从南京的接收者沦为阶下囚。戴笠等人抵达南京之后，周镐还天真地期待戴笠能为他证明，自己一定会被释放。结果大出周镐意料，戴笠居然不认账，斥责他在南京是擅自行动，打乱自己的部署；戴笠更怀疑周镐已经投向了我党，而且周镐以“中将”名义发布文告，更是让戴笠觉得周镐想爬到自己上面。这样一来，戴笠自然是要把周镐继续关押。周镐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在敌营忍辱负重换来的就是蹲自己人的监狱，一时间万念俱灰，对国民党也彻底失望。他在日记中写道：“抗战胜利之后，满拟可以稍休。第—大愿，回籍省亲，使老父老母晚景略为快活，竟被戴笠这个魔王打破……”周镐被一直关押。直到戴笠飞机失事死亡，军统随后被改为保密局，经过熟人上下活动，周镐终于被释放，但是出狱之后国民党也不给他安排职务，让他赋闲在家。这一次的牢狱之灾，让周镐开始怀疑自己这些年来的选择。出狱之后赋闲在家，目睹了国民党反动派接收敌伪财产时种种恶行，他也终于开始新梳理和审视自己，接下来要何去何从。在周镐迷茫的时刻，他再次遇见了自己的老同学徐楚光。在几次长谈之后，周镐也知道了徐楚光的真实身份。而经过徐楚光的开导，周镐也逐渐明确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1946年10月，周镐被批准成为我党的特别党员，并担任京沪徐杭特派员，直接归徐楚光领导，成了一名红色特工。终于要开启一个全新的人生，周镐和妻子激动万分。他们似乎看见美好的未来在向自己招手，这个未来充满了光明和希望。入党之后，周镐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任务：策反原西北军孙良诚部。
但是周镐此时是闲人一个，活动太频繁势必会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于是周镐主动向毛人凤提出自己想去上海搞佛教协会的工作。经过一番活动，周镐成了所谓佛教训练团的少将组长。有了这个身份掩护，周镐搞起工作来就更得心应手了。但是没有想到，组织内部出现了叛徒。在叛徒的指认下，周镐又一次被关进了大牢。在监狱之中，周镐经受了酷刑，咬紧牙关没有透露一个字。特务们只有叛徒的指认，找不到其他证据。加上周镐的好友黄逸公出面担保，周镐又一次有惊无险。出狱之后，周镐还是被派回佛教训练团。原本经过这一次，组织上决定暂缓周镐对孙部的策反工作。但是没想到的是，蒋介石又把周镐派去调查孙良诚部。原来蒋介石一直对孙良诚不放心，我军对孙部的策反他也有所耳闻，加上西北军高树勋部起义在先，蒋对孙良诚就更不放心了。蒋介石想起周镐潜伏日伪时，曾经做过伪军的总参议，因此点名让周镐去孙部调查。周镐突然成了蒋介石的“钦差大臣”，这一下他可以名正言顺地接近孙良诚。经过周镐反复多次的做工作，一直摇摆不定的孙良诚终于在1948年11月于战场上投诚。孙良诚的107军在战场上的投诚，让开了徐州东南方向的门户，为我军牵制邱清泉、李弥兵团创造了有利条件。而这两个兵团被牵制后，黄百韬兵团也最终被我军全部歼灭，黄百韬也死在战场上。策反孙良诚之后，周镐的下一个任务就是争取敌人第八兵团司令刘汝明的起义。这个刘汝明和孙良诚都是河北人，一起在冯玉祥手下当兵，私交深厚。周镐决定利用孙良诚这一层关系接近刘部，再劝其于战场上起义。周镐没有想到的是孙良诚此时并不可靠。原来当时孙部的投诚，只是碍于战场形势的不得已行为。孙良诚内心实际上并不是真心投诚，他一直在寻找机会逃跑。而周镐的计划正好给了孙良诚机会。表面上，孙良诚按照我们的要求写信给刘汝明却他起义；但是他私下却让负责送信的副官告诉刘汝明，信上写的都是假的，要刘汝明想办法把自己从解放军中想办法弄出去。刘汝明知道这些情况之后，便谎称愿意起义，要周镐和孙良诚来共商大计。而当时组织上曾经认为这件事情进展太过顺利，应当慎重。遗憾的是周镐立功心切，没有细究，还是跟着孙良诚一起去见了刘汝明。见面之后，刘汝明立刻变脸，将周镐等人送往南京。蒋介石对周镐的“背叛”恨之入骨，毫不犹豫地指示“立即处决”这一次，周镐没能躲过去，他牺牲在了胜利的前夜。他最终还是没能看见自己期许的那个光明未来。临刑前，周镐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实践了自己“九死余生为革命而奋斗”的诺言。周镐等人被秘密杀害后，尸骨被特务遗弃，解放后多方寻找也没能找到。而当时战争年代，每一天都有人牺牲，每一天都有人离开，周镐等人原先的同事或是牺牲或是调离，周镐的身份问题便一直悬而未决。1965年11月，上海向组织提交了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里提到了周镐的事情，“1949年1月遭蒋匪军保密局杀害。根据上述情况，经我们研究，追认周镐（周治平）为革命烈士，其家属享受烈属待遇”中央于1965年12月批复：同意追认周镐（周治平）为革命烈士。1949年牺牲，历经16年，周镐的烈士身份终于得以确认。回顾周镐的一生，他冒死潜伏敌营，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前半生的他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信仰，他迷失过、他彷徨过。所幸，最终周镐终于找到了信仰，明确了自己的方向，找到了自己能够为之奋斗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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