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阅读史源历史专栏第3360期。在人民军队的军史上，有一个令部分读者感到“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就是何长工。因为在红军发展过程中，何长工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军政全能屡建功勋；而1955年授衔时，他却没获得任何军衔。事实上不用等到1955年，早在红军后期，他便逐步销声匿迹淡出一线了，怎么回事呢？
何长工的早期履历及地位是很惊人的：参加过秋收起义，是毛主席的嫡系爱将；红军时先后担任过红8军军长、红13军政委和红9军团政委等职务，既能出任军事主官，又是优秀的政工干部，并且职务非常突出。要知道上面几项职务，都是开国大将级别起步的，甚至彭总、林总、聂帅等开国元帅，在红军时也曾担任过军团级干部，跟何长工的职级一样。
然而从红军后期开始，一直到解放战争胜利，何长工长期在教育、后勤、军工部门工作，再未指挥过一线部队。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出于工作需要，各领域都很重要，而且何长工在新岗位上的成绩也很突出，至少保证了东北野战军的火力（曾任东北局军工部长）优势。这种说法不能说是错的，但对于有才能和贡献的历史人物，打马虎眼的解释是笼统、不全面的。
何长工失势，主要原因就是1935年的“草地分家”，他在路线方面判断失误，客观上支持了张国焘。而他又是中央红军出身的干部，尤其是曾经参加过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何长工没有抵制张氏的南下方案，当时在军中的影响是恶劣的。虽然作战失败后的红四方面军最终北上，与中央红军再次会合，但何长工出现的失误，却不能被一带而过，最终被调离军队一线。何长工是军团级的政工干部，怎么会轻易犯下路线错误呢？主要有以下原因。
何长工曾在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任职，都是中央红军中消耗较大的部队，官兵普遍存在情绪。何长工本人对于上级首长的指挥，也存有一些疑虑，尤其红九军团作为实力较弱的后卫军团，需要经常做出牺牲，以掩护主力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等部队。这样一来，何长工所在部队的伤亡大大增加，能否撑过长征都是很大的问题。
而在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首次会和后，中央最终没有带罗炳辉、何长工的队伍（改编为红32军）北上，而是让他们跟随四方面军，让不少人有“被抛弃”的感觉，何长工本人也有怨气。对于这一点，经历过卓木碉会议的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帅回忆：当时红一方面军出身的干部要先表态，有的同志很激动，发言内容也比较令人吃惊。
简而言之，有人认为上级是在“丢卒保车”，这令他们在立场上倒向了张国焘。而结合实际情况来看，红四方面军实力强劲，混编进左路军的中央红军部队只是少数。张国焘给这部分官兵施加了强大压力，在会上有干部违心发言表态，也是有可能的。
当时出自红一方面军，被分在左路军的名将很多，包括彭绍辉、董振堂、陈伯钧等人，他们表现得很冷静，尤其陈伯钧多次写信反对张国焘的做法，尖锐地指出对方“破坏红军、破坏团结”，他的坚决态度和判断力，后来得到中央的高度肯定。何长工晚年回忆：我在这一事件中立场不坚定，一度支持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钻进了“死胡同”。可以看出，何老一直把这件事当成军政生涯中的一大遗憾。
北上和南下的对错问题，历史早已给出了答案。1936年何长工到达延安后，怀着愧疚的心情专门和毛主席深谈了两个下午，并且主动写了检查。毛主席和周总理都非常大度：虽然有些错误，检讨了就好。中央还是重点肯定了何长工的历史贡献，在组织层面，并未对他进行处理，但何长工后期的个人发展，确实也蒙上了阴影。如果一直留在军队体系内，他的职务和军衔都是可以预期的，历史地位可能也会更高。不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何长工仍然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官至副国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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