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阅读史源历史专栏第3355期。提起原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有不少朋友潜意识里认为他只是张国焘的“跟班”，虽然职务非常高，却唯张氏之命是从。对于陈昌浩，往往都会想到红军时期的一些错误决策，与中央相悖。其实在真实历史上，陈昌浩虽犯过一些错误，但他并非一味听命于张国焘，而是有思考和行动力的，甚至在3个关键时刻明确反对过张国焘，阻止红四方面军陷入不利境地。
第一次是1932年春季，徐向前指挥四方面军将士打出苏家埠大捷，歼敌3万余人，堪称军史上的经典战例。张国焘临战之时经常畏首畏尾，苏家埠之战前，张国焘又打了退堂鼓，提出不与优势敌人争锋。陈昌浩对于张国焘的意见当场表示反对，支持徐向前。张国焘见状便没有继续坚持，以往在意见分歧时，张国焘最爱用陈昌浩来制衡徐帅，形成二比一的表决优势。但这一次陈昌浩从实际战局角度出发，反对逃跑主义。
第二次发生在四方面军向川陕苏区转移途中。众所周知，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根据地起家，但迫于国民党军重兵围剿，进行了一次战略大转移。张国焘本身不怎么懂军事，却喜欢胡乱决策，本质上是很胆怯的，他面色沉重地对徐、陈二人提出：为了保持有生力量，接下来要把部队化整为零，上山打游击。
徐向前一眼就看穿了张国焘的胆小，他做了一个经典的比喻：我们队伍不能散。四方面军现在好比一大块肉，反动派虽然实力强，却没办法一口就吃下；而如果我们主动分散，就成了一小块、一小块的肉，敌人求之不得啊，那样才是真正危险了！谁讲的话有道理，是对革命和队伍负责，陈昌浩听得真真切切。这一次他又没按张国焘的想法来，而是支持徐帅的意见，坚持积极作战开辟川陕根据地。张国焘的错误思想，被二人联手抵制了。
第三次则是在四方面军南下失败后。1935年两大方面军首次会师后，张国焘出于个人权力欲膨胀和对形势的错误判断，没有跟中央一起北进，而是固执地选择南下进攻成都，一度导致红军内部分裂。四川军阀刘湘等人这一次空前团结，集结重兵与红军决战，四方面军南下受挫士气低迷，部队官兵的革命信心受到严重打击。但张国焘仍然执迷不悟，拒绝到陕北和中央红军会合。
陈昌浩在四方面军南下过程中，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错误决定，但他越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最终在作战失败后演化为跟张国焘的公开辩论，陈政委竟然把不可一世的张国焘给说哭了。眼见部队离心离德，中央又积极召唤广大四方面军将士，张国焘只得就范，才有了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三大主力会师。
既然真实的陈昌浩，并不是旁人想象中那么“听话”，为何张国焘还一直容忍并重用他呢？一方面陈昌浩有苏联留学背景，张国焘很忌惮苏联势力和深层影响，尤其是红军时期；另一方面陈昌浩文化水平高，能说能写在部队颇有威望，是标准的政工干部轻易动不得，多数时候张国焘需要用他来制衡军事统帅徐向前，从而形成稳定的管理结构，巩固自己的权力。
红四方面军出身的优秀干部众多，大部分人后来的发展也不错，所以陈昌浩在特定时期的一些失误并非不能被理解。他的真正遗憾之处，是在西路军失败后，作为第一责任人没有及时返回延安，而是去鄂豫皖老区募兵，有自立山头的嫌疑。再度回归后，遭到了中央的严厉批评并降职为科级干部，从此再未恢复昔日地位及影响力。
徐帅对于这位老搭档，晚年有过十分公允的评价：陈昌浩不是什么都听张国焘的，三人表决，有时二比一，有时一比二，陈这个人还是有主见的。其实在陈昌浩去世后，组织给予的公开悼词中还是肯定了他的贡献与成绩，称他为“优秀的共产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有着革命的一生”，徐帅和李先念等五百多位昔日战友参加了追悼会。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