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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之前的那篇一样，本文也从十大大将的从军、入党、武装起义开始，写到长征时的经历。
正文之前，先总结一下十大大将的年龄和籍贯。
年龄：普遍小于十大元帅
十大大将中年纪最大的是张云逸，出生于1892年，他是大将中唯一一位生于1900年之前的。第二位是出生于1900年的徐海东，而年纪最小的是许光达，生于1908年。
而十大元帅中，只有四位出生于1900年之后，分别是：陈毅（1901）、徐向前（1901）、罗荣桓（1902）、林彪（1907），年纪最大的是朱德，出生于1886年。
所以总体来说，十大大将的年龄小于十大元帅。林彪是十大元帅中年龄最小的，而且即便放在这二十人中，也只有许光达的年龄比林彪小。
籍贯：一半以上是“两湖”人
十大元帅中四川人最多，有四个：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其次是三位湖南人：彭德怀、贺龙、罗荣桓。还剩三位分别是：湖北人林彪、广东人叶剑英和山西人徐向前。
而十大大将中，最多的是湖南人，有六个：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许光达；其次是两位湖北人：徐海东、王树声。其他两位是：广东人张云逸和四川人罗瑞卿。
所以这二十人中有九位湖南人，五位四川人，三位湖北人，两位广东人，一位山西人。
其中“两湖”人超过一半，达到了十二位。
杜衡记以前还总结过“中共一大”十三位代表的籍贯，也是“两湖”人最多，除了代表湖南、湖北党组织的四人外，其他代表中还有五人是“两湖”籍。风风雨雨二十八载后，走上天安门城楼的一大代表是湖南人毛泽东和湖北人董必武。
经常看到这样一句话：两湖地区，人杰地灵，英雄辈出。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句话毫无疑问是完全贴切的。
入党
一句话总结：有两位1922年入党的“老党员”，大部分大将的入党时间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后。
十大大将中的两位“老党员”，陈赓和萧劲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是1922年。所以陈赓后来经常对人说：第一年有党，第二年有我。
陈赓
陈赓是湖南湘乡人，而毛泽东是湘潭人，两个地方离得很近，而陈赓的入党也和毛泽东有间接的关系。
毛泽东和何叔衡参加完中共一大后，在湖南发展的第一个党员名叫易礼容，他在1919年就加入了毛泽东、蔡和森发起的新民学会，并在1920年与毛泽东、何叔衡一起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和文化书社。
易礼容就是湘乡人，他便是陈赓的入党介绍人。
萧劲光在入党前，首先是在1920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是在建党前，由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一个先进青年群众组织。
萧劲光
和萧劲光一起加入这个组织的，还有他的湖南老乡兼中学同学任弼时。1921年，萧、任二人和刘少奇等青年一起赴苏联留学，入读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第二年，经中共旅俄支部的批准，萧劲光和任弼时在莫斯科转为中共党员（刘少奇在前一年已入党）。
1925年，有三位大将入党，分别是：徐海东、黄克诚和许光达。这三位都是“两湖”人，在参加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中加入了共产党。
1926年，有两位大将入党：张云逸和王树声。
1926年是“北伐年”，张云逸34岁，时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25师参谋长。我们都知道，北伐时的第4军受共产党的影响极深，张云逸即在这一年的10月份，于武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王树声是湖北麻城人，属于共产党将领中的另一类典型人物：农民武装领袖。他在1926年入党后一直领导本地的农民运动，并率部于1927年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
1927年是“起义年”，有两位大将在这一年入党，都和起义有关。
一位是粟裕，他于南昌起义前两个月，在第4军24师（叶挺部）军中入党。另一位是谭政，他也在第4军中任职，虽然没有赶上南昌起义，但参加了毛泽东的秋收起义，并在井冈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最后一位是罗瑞卿，入党时间是1928年。罗瑞卿也没能赶上南昌起义，然后从武汉前往上海，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入了党。
十大元帅中最后入党的彭德怀，时间也是在1928年。
从军
一句话总结：有五位大将的从军起始点是军校，其中三位出自黄埔；三位大将“投笔从戎”；两位大将出自工农武装运动。
入读军校的有五人：陈赓、罗瑞卿、许光达、萧劲光、张云逸。
陈赓其实在1916年就从军了，在湘军的鲁涤平部当兵。但陈赓的黄埔一期身份太有名，所以也归到这里一类。
还有两位大将也入读过黄埔，分别是黄埔五期炮兵科的许光达，和黄埔武汉分校（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罗瑞卿。
萧劲光大将在苏联留学时，后期曾转入苏联红军学校学习军事，1925年回国后被派往国民革命军第2军，大革命失败后再次前往苏联，入读列宁格勒军政学校。
张云逸的从军经历最为丰富，1908年就考入了广东陆军小学堂，这个“小学堂”是“初级军校”的意思，不是现在所说的“小学”。这所“小学堂”出了很多“大人物”，除了张云逸，还有邓演达、陈济棠、张发奎、薛岳、叶挺等人。
张云逸
1909年张云逸加入了同盟会，1911年参加了著名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之后，张云逸先后在粤军的陈炯明部和许崇智部任营长和旅长，北伐时任第4军25师参谋长。
十大大将中“投笔从戎”的有三人，分别是：粟裕、黄克诚和谭政。
粟裕和黄克诚都是师范生，而且读的都是湖南省立师范学校，粟裕在第二师范（常德），黄克诚在第三师范（衡阳）。
两人都是在北伐战争时从军，粟裕去了第4军叶挺24师教导大队，黄克诚去了第8军。
谭政也是标准的“投笔从戎”，他之前是一名小学教师，北伐时也加入了第4军，在总指挥部从事文书工作。
还剩两位大将，是徐海东和王树声。徐海东的军旅生涯从参加工人运动开始，而王树声从农民运动开始。王树声其实也是“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前是一名小学校长，只不过他的从军路径不是入伍，而是组织农民武装。
由此可见，十大大将的从军背景非常全面，来自工、农、兵、知识分子这四个群众阶层的都有。
1927年
1927年是大革命失败的一年，但也是共产党的“建军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这“三大起义”都发生在这一年，
这一年，注定会在共产党将领的军旅生涯中，留下深刻的印记。
一句话总结：十大大将中，除萧劲光被派往苏联外，其他九人分别参加或参与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黄麻起义和湘南起义。
先说南昌起义。
直接参加了8月1日当天起义的，是粟裕和陈赓。
粟裕
粟裕是起义军总指挥部警卫队班长，起义后跟随大部队南下广州，在潮汕战斗失败后，加入了朱德、陈毅部，并跟随朱德上了井冈山。
陈赓原是第2方面军特务营营长，起义前因“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被迫交出了特务营。南昌起义时陈赓在贺龙的部队中担任营长，在战斗中左腿严重负伤，后经香港转往上海治疗，并留在了上海协助周恩来开展中央特科的工作。
关于南昌起义，这里需要说明一个情况：它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但从计划到实施，中间的准备时间非常短。
最早提出在南昌发动起义的是李立三，时间是1927年7月20日的第一次九江会议。然后在7月24日的第二次会议上，决定了叶挺、贺龙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并由周恩来组织起义。
周恩来于7月25日从武汉赶到九江后，又召开了第三次九江会议，会上曾一度提出过将起义地点放在南浔。再后来，又发生了张国焘试图阻止起义的情况。
总之，南昌起义从提出设想到付诸实施，满打满算也就10天，中间还经历了两次反复。可见共产党人的决策力和执行力还是很强的。但另一方面，因为准备仓促，所以很多同志都是很晚才接到了起义的通知。
许光达当时也在第4军，任炮兵营见习排长，但他接到通知已是8月2日，所以到达南昌时起义部队已撤离。和陈毅一样，许光达赶上了南下的部队，并参与了朱德组织的三河坝战役。战斗中，许光达被炮弹炸伤，与部队失去了联系，直到1929年5月，才在安徽找到了党组织。
许光达
谭政当时在第4军总指挥部工作，和徐向前一样，总指挥部的共产党员都没有接到起义的通知，直到8月3日张发奎下令驱赶总部的中共分子，他们才知道起义已经结束。谭政离开第4军后参加了秋收起义。
罗瑞卿当时正就读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七一五”之后，武汉分校被改编为张发奎的教导团。8月1日，教导团从武昌乘船出发开往九江，并在三天后到达。张发奎因为知道教导团中共产党员很多，于是缴了教导团的械，才允许他们上岸。
当时大多数共产党员都选择了离开教导团，然后返回武汉，其中就包括罗瑞卿，还有后来在红25军和徐海东“搭档”的程子华。他们二人都在上海找到了党组织，罗瑞卿被留下来从事地下工作，而程子华和徐向前一起参加了广州起义。
张云逸大将的情况和叶剑英元帅类似，当时都在张发奎部任要职，为了不暴露身份，都没有直接参与起义，但做了很多支持工作。叶帅在起义后说服了张发奎没有全力追击，而张云逸在这之前力荐卢德铭成为了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团长，这个团后来成为了秋收起义的主力。1929年12月，张云逸与邓小平等领导了百色起义，创建了工农红军第7军并任军长。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失败后，朱德和陈毅带领着保留下来的800人，于1928年1月发动了湘南起义，而加入其中的，就有黄克诚的永兴农民军。
所以，井冈山上诞生的开国大将有三位：粟裕、谭政、黄克诚。
最后就是徐海东和王树声两位湖北籍大将了，他们都参加了1927年11月的黄麻起义。起义失败后，二人都留在当地继续开展游击战争，这里后来发展成为了中共的第二大苏区：鄂豫皖苏区。
长征
十大元帅中有九位参加了长征，只有陈毅因为腿伤被留在了中央苏区继续开展游击战。九位元帅中，红二方面军一人：贺龙，红四方面军一人：徐向前，其余七位都在中央红军的长征队伍中。
而长征中的十大大将，一句话总结是：六位从中央苏区出发；两位从鄂豫皖苏区出发；两位没有参加长征。
粟裕参加长征了吗？
两位没有参加长征的大将是许光达和粟裕。
许光达在1932年身负重伤，被送往苏联治疗，再次回国是在1937年。所以许光达未参加长征这个结论没有什么争议。
但粟裕的情况略有争议。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前，曾派出过两支先遣部队，一支是萧克的红6军团，目的是“探路”，也就是向西寻找贺龙在湖南的部队；另一支是寻淮洲的红7军团，目的是“诱敌”，也就是北上进入敌人的后方，以吸引敌人兵力的北调。
西征部队成功了，红6军团与贺龙的红2军团在湘贵边境会合，成为了长征中的三大主力部队之一。这支部队里出了一位元帅：贺龙，一位“五大书记”：任弼时。另外，1955年授衔的时候，萧克是57位上将之首。
但北上的部队失败了，红7军团后来和闽浙赣根据地的红10军合编为红10军团，寻淮洲在谭家桥一役中牺牲，军团长刘畴西和政委方志敏在怀玉山被捕，只有参谋长粟裕带着少数人突围成功，然后一直在闽浙边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如果把红7军团的北上看成长征的一部分，那粟裕无疑也参加了长征，但如果把长征定义为“到达陕北”，那粟裕就不算。
但这个争议不重要。正因为有陈毅、粟裕等共产党将领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才有了后来的“南方八省”游击队和新四军。
湖北人徐海东与王树声
如前所述，十大元帅和十大大将中湖南人最多，有九位。但在1955年授衔的所有开国将军（10位元帅、10位大将、57位上将、177位中将、1360位少将）中，最多的是湖北人，有200多位。
这些湖北籍将军大多出自黄麻地区，也就是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摇篮。
徐海东和王树声都属于红四方面军，但在1932年撤出鄂豫皖苏区时，徐海东被留了下来，他后来带领红25军率先完成了长征，第一个到达陕北，这个故事详见《“立了大功”的“小长征”》。
徐海东
而王树声的长征历程，是跟随着红四方面军，从后来的川陕苏区开始的。他的名字，和总指挥徐向前紧紧地“绑定”在了一起。
徐向前在1929年被派到鄂东北地区时，担任的是红31师副师长，这个师只有4个大队300多人，王树声就是第一大队的党代表。
王树声
王树声打仗很猛，游击战经验也很丰富，但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自感力不从心，军校科班出身的徐向前由此成为了他的“老师”。
长征期间，王树声担任了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1军3军长，在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强渡嘉陵江等一系列战役中，王树声都是一线指挥官。
中央红军中的开国大将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的队形，按刘伯承的比喻，就是一个“八抬大轿”。中央纵队在中间，前面是红1、红3军团开路，两侧是红8、红9军团掩护，后卫部队是红5军团。
中央红军中的六位开国大将，有三位在中央纵队，两位在红1军团，一位在红3军团。
01
张云逸大将
张云逸在长征前是红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当时为了准备长征，中央苏区开展了“扩红”运动，并在出发前将新兵组建成了红8军团，张云逸调任红8军团参谋长。
血战湘江后，红8军团损失殆尽，在红军的编制序列中仅存在了60多天。张云逸于12月复任中革军委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
所以张云逸在长征中的行动轨迹，大多是和总参谋长刘伯承一致的。比如强渡乌江的时候，指挥架设浮桥的便是刘伯承和张云逸。
毛泽东带领陕甘支队单独北上时，张云逸任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为叶剑英。
02
干部团出了两位大将
当时中央苏区有四所红军学校，分别是：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红军特科学校。
长征时，这四所学校合编成为军委干部团，团长是原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的校长陈赓，政委是宋任穷。
干部团下设三个步兵营和一个特科营，还有一个“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队长是原红军大学教员萧劲光。
陈赓的故事我们比较熟悉，他于1933年3月在上海被捕，并在5月份脱险后来到中央苏区，担任了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的校长。
萧劲光的故事更曲折一些，他先后在红5、红7军团中担任政委，1931年因对“左”倾冒险主义提出过不同意见而被撤职审查。
1933年，在博古发起的“反对罗明路线”斗争中，萧劲光再次受到波及。1934年1月，萧劲光又以黎川失守有责为名被判刑五年，后来在毛泽东、王稼祥等人的保护下获释，到红军大学任教。
干部团的故事杜衡记讲过很多次，本文不重复了，土城战役和二战遵义期间，干部团都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二战遵义前的娄山关战役，打得相当激烈，最后连预备队都动用了，而这个预备队就是萧劲光率领的“上干队”。
遵义会议后，萧劲光得以平反。
二战遵义时，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意外牺牲，而接任这一职位的，就是萧劲光。
03
红1军团：将帅“摇篮”
红1军团的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都是十大元帅之一。而另外一位元帅罗荣桓，也和红1军团有关。
罗荣桓原本担任红8军团的政治部主任，但如前所述，红8军团编制不久后被撤销，所以在长征途中，罗荣桓担任过红1军团的政治部副主任。
长征时的红1军团，不仅出了三位元帅，还诞生了两位大将：谭政、罗瑞卿。
谭政是十大大将中的“政工大将”，井冈山时期的军委秘书长，长征时担任红1军团红1师政委。红1师是长征的先头部队，谭政为此写过一篇《突围的第一仗》，收录在《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中。
谭政
罗瑞卿是新中国的第一任公安部部长，而他在长征中担任的职位是：红1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再结合前面提到的，罗瑞卿曾在上海参加过地下工作，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毛主席后来会说：“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
罗瑞卿
红军在进入四川，强渡大渡河前，组织了先遣队深入彝区，这支先遣队的指挥官的是刘伯承，政委是聂荣臻，参谋长是罗瑞卿。
也就是说，十大元帅和十大大将中的五位四川人，除了朱老总要坐镇中军，陈毅没有参加长征外，其他三位四川人都在先遣队里。
所以你看，红军能顺利通过彝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不是偶然的，准备工作相当细致，真是细节决定成败。
04
黄克诚：“小彭德怀”
黄克诚被称为“小彭德怀”，不仅因为他在彭德怀的红3军团中担任红4师的政委，还因为他和彭德怀一样，以性格耿直著称。
黄克诚是个高度近视，这让他几次遇险，但有意思的是，这个“高度近视”经常比别人“看得远”，所以黄克诚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头脑清醒。
黄克诚
中央红军在准备长征前，因为前方战事非常胶着，所以战略转移的消息是严格封锁的。但黄克诚在同博古的一次谈话中，发现他对之后红军该如何“转移阵地”这件事说得很笼统，于是预感到了中央红军或许要撤离苏区。
黄克诚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医院里的伤员，因为这是最有可能被留下来的群体。他当然不可能冒然把自己的猜测说出来，只能尽量劝说大家尽早归队。最终，有少部分人被黄克诚劝动了，这里面就有后来的开国中将甘渭汉，开国少将钟伟，还有上世纪90年代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
黄克诚另一个“看得远”的故事，是在解放战争初期。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做出过一个非常重要的决策：“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因为这个决策，才有了后来的两万干部和十万大军开赴东北。
这个会是在1945年9月14日晚上开的，而就在同一天，远在苏北淮阴的黄克诚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发来电报，同样建议立即派部队去东北“创造根据地”。
更难得的是，当时赴东北的部队大多轻信了“东北到处是武器和物资”的说法，但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第3师共约3万5千人，全部带足了武器弹药，甚至还带上了过冬的棉衣。“高度近视”是真的“看得远”。
黄克诚应该是十大大将中，对长征的残酷性体会最深的一位。红4师的师长张锡龙，在长征开始前的反“围剿”战斗中，牺牲在黄克诚的身边；新任师长洪超，在10月21日的长征第一仗中，中流弹牺牲；血战湘江时，4师10团团长沈述清牺牲在江边…
最后，用红4师政治部主任张爱萍在《第六个夜晚》中的一段摘录，来结束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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