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元生
1940年7月，叶剑英同周恩来、邓颖超、张冲（左三）在重庆珊瑚坝机场
在红军长征中，叶剑英先后担任军委第一野战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纵队副司令员兼一局局长、红3军团参谋长、红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陕甘支队参谋长，经历了中央红军长征艰难曲折的全过程，经历了诸多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
在遵义会议前后，叶剑英在总司令部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突围作战。1934年10月11日，中革军委发布第五号命令，决定将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队组成第一野战纵队（又称军委第一纵队，代号“红安”），与主力红军组成野战军一同行动，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纵队下辖4个梯队，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李德等随其行动。战略转移前夕，总参谋长刘伯承不满李德的错误指挥被降职为红5军团参谋长。所以，从这时候起至黎平会议，叶剑英以军委第一野战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身份主持总司令部的日常工作。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其间，军委纵队未单独设立司令部，由总司令部兼理。叶剑英在总司令部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作战，日夜守候在作战值班室，处置大量紧急军务，有时一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当他得知会议的结果时，十分高兴，衷心拥护会议的正确决定，拥护毛泽东的领导，连夜向部队传达会议精神。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决定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向赤水、土城开进。同日，朱德以总司令名义发布命令：“军委纵队改为中央纵队，以总部参谋长刘伯承兼总司令员，第一局长叶剑英兼任副司令员。”一天，中央纵队行军到一条山谷时，敌军一个连的兵力突然从北边半山坡上冲来，向中央机关人员猛烈开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在敌射击圈内，情况十分紧急。在这危急时刻，叶剑英率队从后面跟了上来，带领一个排迅速冲上南面的高山，集中火力向北边压制敌火力。敌人遭到阻击，摸不清底细，不敢再往上冲，双方对峙了一阵，敌军退去，中央机关化险为夷。在危险时刻，叶剑英不顾个人安危，一马当先，冲锋在前，使中央机关和领导人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
1935年6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后，红军的实力大大增强了。但当时担任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职务的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个人野心极速膨胀，向党闹“独立”；加之，他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于是提出了向青海、新疆或西康退却的方针，反对党中央的北上方针。
为了解决这个重大分歧，统一战略思想和行动方针，6月26日，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的西进方针。张国焘在会上勉强同意党中央的北上方针，但会后处处与党中央作对。
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回到红四方面军总部就召开师以上干部会，借传达会议精神来反对北上抗日方针，还向党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意见，并通过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向党中央提出要自己担任军委主席。张国焘的目的就是要夺取红军的最高领导权，以达到枪指挥党的目的。
党中央为了顾全大局，有利于两大主力红军团结对敌，共同北上，也为了争取张国焘本人，于7月18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7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才勉强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
1935年8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继续对张国焘进行耐心的说服工作，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会后，党中央决定把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路军和右路军，在党中央、中革军委统一领导下共同北上。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率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随右路军行动。左、右路军分别从卓克基、毛儿盖等地出发。叶剑英到右路军之后，利用一切机会向干部、战士宣传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战略方针，使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进一步了解党中央、中央红军北上抗日方针的正确性，从而有利于加强党和红军的团结，有利于开展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
沙窝会议后，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率领左路军从卓克基出发北上。但是当左路军进到阿坝时，张国焘即下令部队停止前进，重新提出西进方针，反对北上抗日。党中央为了纠正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当即电告他：“只有北上才是实现党的政治主张的最好保证。”同时催促张国焘迅速率军北上。但张国焘不顾党中央的指示和劝告，决意与党中央分庭抗礼。
党中央为了排除张国焘的干扰，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又于8月20日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中央北上抗日方针是正确的，西进方针是错误的、危险的。会后，党中央和中央领导致电张国焘，希望他迅速率左路军北上。但是张国焘拒绝党中央的命令和劝告，不但拒绝北上，反而要右路军南下。
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仍继续对张国焘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劝其率领左路军北上抗日。9月8日，党中央又致电张国焘，要他顾全大局，以革命前途为重，马上率军北上。次日张国焘复电党中央，再次拒绝党中央的劝告。党中央复电张国焘，坚决表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9月9日，张国焘在复电党中央之后，又背着党中央密电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军南下，并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这天下午，前敌总指挥部正在召开干部大会，作战科副科长和机要译电组长陈茂生马上将密电译出，送到会场交给叶剑英。叶剑英看到密电后，借故离开会场，立刻向党中央驻地赶去，亲自把密电交给毛泽东。毛泽东一看，即把密电内容写在卷烟纸上。随后，叶剑英回到前敌总指挥部会场。
当天晚上，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为了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会议决定军委纵队和右路军中的红1、3军团迅速北上甘南。9月10日凌晨，军委纵队和红1、3军团单独北上，脱离了险境。
叶剑英为了使党中央和红1、3军团迅速脱险，安全北上甘南，找作战科参谋吕继熙要了一张十万分之一的甘肃省地图。随后，叶剑英以“打粮”名义，率领军委直属队北上。军委直属队在阿西赶上了党中央和红1、3军团。毛泽东、周恩来等见叶剑英赶上来了，都非常高兴，一致称赞他干得好。
9月12日，党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关于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争论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叶剑英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是“绝对不可容许的”，号召红四方面军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
党中央北上后，张国焘继续抗拒党中央的命令，强行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于10月初在卓木碉另立“中央”，自封为“主席”。后来，在朱德、刘伯承和贺龙、任弼时、徐向前的耐心说服和党中央再三要求下，加上南下的失败，张国焘于1936年6月被迫宣布取消“中央”。
1972年6月，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议上说：“剑英同志将密电报告了毛主席，因而（中央）脱离危险，立了大功。没有剑英同志立这个功，那个局势就很坏了……在关键时刻才显示出是同志嘛！古话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嘛！”
责编：刘忠辉
编审：郑国伟
制作：王喻
本文为《党史博览》原创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