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上海，恢复生产，任务十分艰巨。上海解放后第一年，就遇到投机风潮的严峻考验。
人民政府领导上海人民，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为后盾，在全国各地的支援下，顺利度过了难关。
上海解放时，金融市场混乱，金圆券最多只能作为辅币，真正的通货是金银、外币，而金银、外币仅就数量而言也远不足以胜任通货职能。
推行人民币是当时上海市场唯一的出路。但是人民币要占领市场，不仅要取代金圆券，而且必须将当时最受人们信任的金银、外币逐出流通领域。这是具有相当难度的。然而，人民政府措施得力，顺利地完成了这一程序。
其具体经过如下：
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于1949年5月28日，即上海解放的次日，颁发《关于使用人民币及禁用伪金圆券的布告》，宣布自即日起，不得再以金圆券或黄金银元及外币为计算及清算本位。
金圆券自即日起为非法货币，6月5日以前暂准流通，过期即严禁使用。规定人民币1元折伪金圆券10万元为本市第一次比价。
5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公布了收兑金圆券的办法。规定收兑日期从5月30日开始到6月5日为止，收兑比价为人民币1元兑金圆券10万元，收兑票面限50万元和10万元两种(5月31日开始应人民要求亦收5万元票面)，数额不限。
中国人民银行设兑换所，并委托全市200多家银行、钱庄、信托公司及其所属各分支机构，代理收兑工作。
到6月5日收兑截止，7天之内，共兑出人民币3598万元。
上项数字尚未包括邮局及交通银行的统计在内。相应地，收进的金圆券超过了35.97万亿元。若根据5月21日中央银行黄金每两250亿元金圆券的牌价，这些金圆券仅值黄金1439余两。
在收兑金圆券的同时，华东军区司令部于6月3日颁布了《华东区外汇管理办法》，规定一切外汇均须存入中国银行作为外汇存款换取外汇存单，存单可在外汇交易所买卖，否则即须直接售予中国银行换取人民币。
6月8日，上海市军管会颁布命令，外币严禁流通，限于“外汇交易所成立，后半个月内，一律向中国银行按牌价兑换人民币或存入中国银行取得外汇存单，以后可以凭存单向中国银行按牌价自由交易”。
外汇交易所于6月10日成立。
按照上述命令，6月25日以后，储存外币现金也属非法了，因此外币对人民币没能构成障碍。
人民币的真正障碍是民间留存较多的银元。
在恶性通货膨胀下生活太久的上海人民，对于人民币的信心需要逐步建立。
解放之后，街头的银元贩子又叮叮当当地热闹起来了。
据估计，6月5日有银贩约2万人，6月8日晚增加到约4万人。
银元黑市价格，袁大头从5月25日合人民币400元涨到6月8日合人民币1800一2000元。
银元的暴涨，带动物价上扬，从上海解放到6月9日，物价上涨247%，大多数上海市民特别是工薪阶层蒙受了损失，人民币的信誉受到严重威胁。
面对这种情形，人民政府先发动舆论攻势，继而试行抛售银元打击银元贩子的办法，均未奏效，遂决定采取强制措施。
6月10日上午10点，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和警备旅副旅长刘得胜率领一个营的兵力，包围并占领了作为银元交易中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将楼内涉嫌操纵银元者扣押，最终逮捕了其中的238人。银贩亦随之敛迹。
在强制取缔银元市场的当天，上海市军管会颁布了收兑银元办法，规定银元定价为：
袁大头1200元，孙头或船洋1140元，鹰洋或龙洋900元。
收兑由中国银行主办，再由中国银行委托各大商业银行代办。
同一天，华东军区司令部公布《华东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其要点包括：
允许储存金银，出售时须向中国人民银行按牌价兑换人民币，不得用以计价行使流通与私相买卖；除非特许，不得携出解放区，在解放区内携带亦须申请携带证；金饰不过1市两，银饰不过4市两，及银质器皿不过20市两，不受区内携带限制；金银饰品业可售制成品，不得收兑金银饰品。
6月11日以后，人民政府继续发动全市各阶层群众，扩大反银元投机的宣传运动，各公司、商店、报馆、社团均纷纷宣布拒用银元，银元风潮遂彻底平息。
为了提高人民币信誉，保护群众利益，政府有限制地采用“折实制度”。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于6月14日和15日先后开办“折实储蓄”业务，储户的人民币存款按照存入时的牌价折算为一定数量的“折实单位”，存款到期时，银行把相同数量的“折实单位”按当时牌价折算为人民币交给储户。
上海的每个折实单位相当于中等白粳米1升、12磅龙头布1尺、本厂生油1两、普通煤球1斤的市场价格之和，市场价格以《解放日报》登载者为准。
折实储蓄的服务对象限于“有组织之工人职员教员学生”，工人职员教员的存储额限于本人一个月的工薪，学生限于本人一个月的伙食费。
在物价不稳定、人民币贬值较快的情况下，折实储蓄的开办，保证了人民币存款的购买力，使工薪阶层和学生的生活得以安定。折实储蓄开办不久，折实单位在上海就被用作计算工资薪金的标准，以后又用作计算公有房屋租金的标准。
后来，上海又实行了折实放款，国家发行了折实公债。折实制度是人民币占领市场过程中的重要辅助手段。
政府的措施、法令和群众的支持相配合，使人民币成了上海市场上唯一的通货，这是人民政府政治实力在经济上的体现。
1949年5月底开始，上海物价经历了四次大的涨价风潮潮，到1950年3月才步入正轨。
从上海解放到6月上旬，一般物价上涨270%左右，平均每天涨10.9%。
主要原因是初获解放，人民币在上海尚未站稳脚跟，一般市民在恶性通货膨胀下养成的不信任纸币的成见还没有消除，银元、美钞的投机活跃，遂使物价发生了较大的波动。
6月中旬，随着银元风潮的平息和折实存款的开办，人民币占领上海市场，物价反涨为跌，在十多天中，下跌的幅度达20.4%。
这是第一次涨价风潮。
第二次涨价风潮从6月下旬到7月底。
粮价带头上涨。每石中白粳米的价格，6月14日为1.2万元，6月30日为2.5万元，7月第一周平均价为2.8万元，第二周平均价为3.56万元，第三周平均价为4.89万元，第四周平均价为5.26万元。
因此，7月底的米价比6月中旬上涨了338%。粮食价格上涨，带动其他商品的价格一同上涨。
这次涨价风潮的原因，首先是物资与货币数量的关系问题。
人民解放战争正在进行，前方有几百万大军在南进，军费开支的庞大是可想而知的，后方还有政府开支，增发货币在所难免。
到1949年7月底为止，人民币的发行总额为2800亿元，其中大部分是在5、6、7三个月发行的，上海是人民币流通的主要区域之一，物价受发行影响而上涨。
其次是受粮价暴涨的牵动。
当时上海粮食市场受多种因素冲击：
一是封锁问题。解放以前，上海市场向来输入洋米、洋麦来补充国内供应的不足，如今海口封锁，粮食供应留下缺口。
二是季节因素。每年6一8月是青黄不接时期，上海南北市场到米必减少。
三是“应变米”因素。解放前夕，上海市民为了应变，都购米储存，解放月余，存米消耗，添补渐多，需求转旺。
四是气候不正常。入夏以后长江地区阴雨绵绵，江水泛滥，农作物收成堪忧，粮市看好。
五是交通因素。铁路航运尚未完全恢复，内陆的粮食运沪数量有限。
这些因素加上商人的投机行为，导致上海粮价涨幅远远超过一般商品，成为这次涨价风潮的主导力量。另外，海口封锁与运输困难对于粮食以外的其他商品的价格，也有影响。
上海市人民政府为了平抑这次涨价风潮，采取了多种措施。
一是抛售物资，回笼货币。
国营贸易公司在7月第一周中抛售的棉纱、棉布分别占市场成交量的81.4%和76.9%，第二周抛售的面粉占市场成交量的44.9%，第四周抛售的大米占市场成交量的55.7%，全月抛售的食糖数量占市场成交量的41.3%。
二是加强市场管理。
对集中交易的商品批发市场实行统一交易时间、成交登记和当日交割等制度；对投机商人予以教育和惩戒。
三是实行大米配售。
上海粮食公司从6月份开始就向产业工人、公教人员和学生供应平价米，每人每月15公斤，7月份配售人数达91万人。这些措施有力地控制了物价的涨势，7月下旬，涨势开始缓和。
到了8月份，上海的交通进一步恢复，各地运沪物资越来越多，产粮区的早稻开始上市，物价回落。
第三次涨价风潮发生在1949年10月到11月。
上海物价从8月底开始止跌回升，9月份继续上涨，但涨幅不大，市场平稳。
进入10月份，涨势逐渐加大，中旬以后，尤其凶猛。物价在一个月内，中白粳米上涨27.9%，老车牌面粉上涨71.9%，周浦籽花（原棉）上涨62.6%，21支双马纱上涨85.9%，龙头细布土涨60.6%，固本肥皂上涨35.9%，生油和白糖涨幅较小，分别为26.9%和15.7%，煤球价格持平。
总的来说，工业品的涨幅明显超过农产品。
11月，物价涨价风潮进一步扩大。
第一周，涨幅在20一30%之间的有面粉、棉纱、黄豆等。第二周，除了肥皂、生油、黄豆涨幅在10%以下外，其他主要物品的涨幅均在20%以上。
第三周，涨价风潮更盛，肥皂涨53.2%，桐油涨47.1%，棉布涨40.5%，大米、面粉分别涨32.3%与36.1%。
涨得最为顽强持久的是棉纱，连续三周涨幅在20%以上。
就全国而言，这次涨价风潮是“沪津先导，华中、西北跟进，全国币值大跌，物价猛涨”，是解放后最严重的一次。
这次物价上涨，根本原因是政府的财政赤字庞大，因而纸币发行大量增加。人民币发行总额，7月底为2800亿元，9月底为8100亿元，10月底为1.1万亿元，到11月13日为1.6万亿元。
三个半月内，人民币发行增加近5倍，占领地区扩大了一倍，流通速度大体相同，则币值下跌物价上涨在所难免。
商人们在保值或投机心理的作用下，囤积居奇，推波助澜，如11月15日上海粮食公司在市场抛售的大米每担仅为7万元左右，而若干米店的季售价为16万元，显然过高。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重要对策之一仍是抛售物资。
从10月0日到11月10日，上海国营商业部门共抛售了棉纱2万件，棉布30万匹；粮食的抛售，仅11月7日一关就达455.5万公斤，相当于平时交易量的10倍以上；加上其他物资的地售，这个月里回笼人民币300多亿元。
然而，这样的抛售没有产生预期效果，物价仍在猛涨，因为回笼的货币仅仅相当于三个半月来增发货币的一小部分。
11月13日，中央财经委员会致电各大区财委，要求各地国营贸易公司，除必须应付门售者外，暂时不将主要物资大量抛售，先把主要物资集中于主要地点，预定11月底或12月初于全国各主要城市一齐抛售。
11月25日，市场物价处于高峰状态，在中财委的统一部署下，各大城市一致行动，大量抛售物资，给投机囤积者以重大打击。
抽紧银根是政府应付此次涨价风潮的重要对策之二。
11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改进了折实存款办法，规定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的定期折实存款，并提高了存款利息。此举大受欢迎。
14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及其代理机构收进折实储蓄1244559份，按当日1535元的牌价，折合人民币19.1亿多元；15日，收进274万余份，按当天1681元的牌价，折合人民币46亿多元。
存款的踊跃有力地促进了货币的回笼。
11月13日，中央财经委员会指示：
除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认为特殊需要而批准者外，中国人民银行应一律暂停其他贷款，并按约收回贷款；各大城市应将几种能起收缩银根作用之税收，于11月25日左右开征；工矿投资及收购资金，除中财委认可者外，一律暂停支付；地方经费中，凡属可以迟发半月或20天者，均应延缓半月或20天。
上海市政府坚决贯彻了这些指示，并根据上海的金融情况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
11月25日，执法部门查获了26家“地下钱庄”和擅自经营拆放的商号，并对22家抬高存放利率、供给投机资金的私营钱庄和银行予以暂停票据交换的处分。
在国营银行暂停贷款的情况下，这一举措切断了投机资金的主要来源，使上海的银根更为紧俏。
按照中财委的估算，以7月底为基期，当物价上涨2一2.2倍的时候，从物资和货币的数量关系考虑，应该可以稳住物价了。
到11月25日，物价已涨3.5倍左右，只要打击商人的投机囤积行为，物价已经具备了回落的条件。
于是政府一方面大量抛售物资，一方面抽紧银根，切断投机资金来源，投机商人受到两面夹击，无力操纵市场，物价遂从1月26日开始回落。上海解放后最严重的一次涨价风潮就此平息。
第四次涨价风潮发生在1950年1月到2月。
物价在1949年11月底、12月初回落了一周后，12月5日开始微升，直到月底，物价大体处于温和上升的状态。
折实储蓄每单位牌价，11月30日为2684元，12月31日为3011元，上升12.2%。1950年1月的物价涨势上升，其中粮价涨势尤为突出。中白粳米每石价格，1949年最后一天为13万元，1950年1月31日为24万元，涨84.6%。
每袋兵船面粉价格，则从4.3万元升至7.73万元，涨79.8%。其他物价也跟着上涨，但幅度相对较小，如同期21支双马纱上涨37.7%，龙头细布上涨39.0%。
2月，物价继续攀升，其中纱布、日用品价格上涨尤快，21支双马纱月内上涨50.0%，龙头细布上涨66.1%，前门牌香烟涨142.1%，固本肥皂涨67.7%，美丽火柴涨88.2%。
粮价涨幅相对较小，中白粳米12.5%，兵船面粉15.8%。
每单位折实储蓄牌价从1月底的4786元升至2月底的6546元，涨36.8%。
这次涨价风潮的原因，首先仍然是人民币发行增加问题。由于存在巨额财政赤字，政府不得不增发人民币，1949年11月底发行总额为18900亿元，12月增发10000亿元，到1950年1月22日，发行总额为41000亿元。这不能不影响到全国物价水平。
其次，1月粮价大涨的原因是上海存粮太少。
1月22日，陈云起草的财经旬报云：
“估计12月底上海存粮一亿五千万斤，1月19日止除商粮上市出卖外，存粮卖出九干万斤。…由于苏南、浙江公粮尚未集中调运，游资专向粮食冲击，居民见涨价而多买，我上海贸易公司因存粮少而心虚，不敢在市上大抛，因此粮价过分突出，粮贵纱贱，有去年7、8月物价大波动之势，不过差度较小。”
同期华北的粮价稳定，华中受上海影响粮价略涨，可见上海的粮价问题带有地区性。
再次，纱布和日用品在2月大涨，显然受2月6日杨树浦发电厂被炸影响。商家预计生产厂家在电力供应紧张的情况下无法维持正常生产，故囤积工业成品。
居民出于同一考虑纷纷抢购储积。这样供少求多，价格就被拉抬上去了。
最后，接近农历年关，生活必需品本来旺销，更加重了商家的看涨心理。
政府的对策，一是从1950华1月5日起发行1亿分公债，上海承担其中3000万分的推销任务。这就使得上海的银根十分紧俏，削弱了游资的能量。
同时，由于全国各地都在推销公债，来上海购买物资的人少了，减轻了上海市场的压力。
二是从各地调集物资集中上海，适时抛售。
陈云1950年2月1日起草的财经旬报云：
“粮食、纱布是市场的主要物资，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之大小。游资突击的重点，是沪京津三地，其突击的物种是粮、布。…因此，泸京津须常有应付游资冲击的粮布。…无论如何必须设法于旧历年关前后，力争上海粮食公司存米达到四亿斤。
来路有二：
一是苏皖浙的公粮，这是主力；二是东北，华中、西南拨华东的稻米。
拨粮地区要不断加工赶运，华东则应派人接运。今后必须保证在秋粮上市前，上海、京津两点除日常出售外，各常囤四亿斤。”
由于各地的支援，上海国营贸易公司在春节前掌握了充足的物资。
节后一开盘，即向市场敞开供应粮油、纱布等主要商品，一周之内，国营公司的抛售占市场交易总额的比重，大米为97.5%，面粉为100%，棉布为91%，食油为60.5%。
各种物价基本维持原有水平，投机势力扳抬无力，涨价风潮就此平息。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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