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亨嘉：从学政到北大校长
杜雪巍
引言
甲午海战的惨败、“戊戌变法”的百日维新、“庚子之变”、《辛丑条约》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签订深深刺激了一大批国人，于是一股救亡图存的自强观念逐渐萌芽于国人内心。正因此，延续二千余年的封建科举取仕制度亦在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寿终正寝，被正式取缔，代之而起的是一种顺应洋务运动的新式学堂教育。
三十六岁的张亨嘉亦正是受这种救亡图存思想的影响，在其湖南、浙江学政任上，亦倡导、践行着一种新的教学理念。尽管他的这种努力所产生的效果还是微弱且极其有限的。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京师大学堂成立。张亨嘉任职南书房期间，又兼任了京师大学堂的总监督。京师大学堂就是后来北京大学的前身，张亨嘉在任上摒弃了“讲席当檄委，讲师当为属吏”的办学方针，“走书弊四方，礼聘儒宿或请之四五不倦。雅护学生，而谲觚肆慢着必绳之。立朝二十余年，一意孤行，空所依傍。”张亨嘉将一种开放式办学的理念引入京师大学堂，且亦成为后来北京大学一以贯之的办学理念。由此张亨嘉作为第四任北京大学校长而名垂史册。
张亨嘉（1847-1911）
一．幼年失怙，天赋禀异
张亨嘉（1847--1911），字燮钧，又字铁钧，福建侯官人氏。其“曾祖宗器，祖振西，父镜湖，皆赠光禄大夫；曾祖妣罗氏，祖妣于氏，皆赠一品太夫人，妣黄氏封一品太夫人。”《清代士人游幕表》载其“祖、父未仕。”《福建通志·福建列传》载其“少孤，无昆弟。”其母亲将他抚养长大，或是母亲教其读书、习字，学左传习文化知识。在其八、九岁时，张亨嘉便可以熟读《春秋左氏传》。读到齐国、楚国、秦国、晋国各国之间互相交战，他都要按照山川、地理，将他们标著在图上，画出草图。到其十岁时，开始读《史记》，也是如此。所以自幼小至少年，张亨嘉对地理、地貌，山川、河流等地理知识皆熟稔于心。《墓志铭》上云：“公少而举止凝重、凛然如成人，家贫无自得师林翥坡先生公姑父也。”也就是说，张亨嘉是跟随着自己的姑父林翥坡先生读书成长的。
张亨嘉“未冠，以县学生举于乡，岁在同治乙丑。”同治四年乙丑，十八岁的张亨嘉以县学生的身份通过了乡里举行的考试。自此以后，张亨嘉在会试上困顿了约二十年，“困礼部试几二十年，用以肆力于学。”
1863年（同治二年）浙江巡抚左宗棠擢任闽浙总督。次年开春，左宗棠平定浙江战事后，兵锋指向福建。左宗棠抵达福州以后，在1867年（同治六年）创办了正谊书院。正谊书院主要教授士子们“课举、贡，为诗赋、四书文。”正谊书院是当时福建的鳌峰、凤池、正谊、致用四大书院之一。1870年（同治九年），王凯泰（1823-1875年）擢任福建巡抚。1873年（同治十二年），王凯泰在福建巡抚任上创办了致用书院（即致用学堂升格为了书院），“课经义、治事”。张亨嘉亦先后就读于正谊书院和致用书院，其在那些众多学子当中每每“试冠其曹，十常六七”。在多数情况下，张亨嘉几乎都能够考得名列前茅的第一名。
《墓志铭》上说：张亨嘉“甲子举于乡，文誉大起，每试辄魁其曹，顾屡贡礼部不遇。庚辰以大挑一等得知县，分发东河试用。”张亨嘉1864年（同治三年系甲子年）举于乡试，而后在会试上屡试不第。
丁日昌雕像
梅启照画像
二．随幕丁日昌、梅启照、李鹤年
1876年（光绪二年）秋，二十九岁的张亨嘉受邀前往福建巡抚丁日昌的幕府。《清代士人游幕表》载：“1876年秋入福建巡抚丁日昌幕随丁渡台。又佐东河总督梅启照与河南巡抚李鹤年幕。”丁日昌（1823-1882年2月27日）字持静，小名雨生，别名禹生，广东潮州府丰顺县（今梅州丰顺县）人。这年初，丁日昌自天津赶赴福州，署理福建巡抚。丁日昌抵任后，对福州船政局的生产进行了大幅革新，希望能够派员前往国外去学习，又延聘外国技术人员来厂里任教习。他和李鸿章、沈葆桢等走准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批35人赴欧洲学习，其中有严复、刘步蟾等人。丁日昌认为电报可以通军情，为海防所必需，所以积极自设电报。他亲自与丹麦大北公司交涉，收买了福州至罗星塔电线，成为中国自营的第一条电报专线。此后，他又主持架设了台湾府城至安乎、旗后电线，成为中国第一条自建的电报线。
张亨嘉随幕丁日昌期间，曾在1876年的秋天陪同丁日昌前往台湾巡查。《清代士人游幕表》记载张亨嘉在丁日昌幕府中的工作时极为简练，“幕中活动：佐理政事。”可惜丁日昌的身体并不好，其在抵任福建巡抚的第二年八月便因病离职回籍修养了。就此张亨嘉结束了随幕丁日昌，前往山东兖州东河总督府梅启照幕府。
梅启照（1826-1894年）字小岩或筱岩，室名强恕斋。今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定山梅村人。其系家中行四，与其三哥梅启熙即1863（同治二年）同时中得进士的“一门两进士”，炫耀风光一时。梅启照是中国近代洋务派著名人物，清末的中兴名臣，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同列为清末同治、光绪年间的十八名臣行列。
1877年（光绪三年）在李鸿章的大力支持下，梅启照促成了招商局并购美国旗昌洋行，收购了旗昌轮船公司事项。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例官办资产并购外资的重要支持者和参与者。
清时治理河道政务的有三督：南河总督驻地在江苏淮安府清江浦，北河总督由直隶总督兼理，东河总督驻地在山东省济宁州。东河总督在1729年（清雍正七年）改河道副总督为河南山东河道总督（通称河东道总督），驻地在济宁（今山东济宁市），后移驻在兖州（今兖州市），专门管理防治河南、山东境内的黄河、运河，时称“东河总督”。
张亨嘉自1877年后前往山东兖州佐幕东河总督梅启照，但时间未满三年，又因为梅启照在1879年（光绪五年）入京擢任兵部右侍郎、内阁学士而终结。但是梅启照在1879年擢任后，张亨嘉似乎并没有离开东河总督府，而是很快便候任东河总督李鹤年做起了幕僚。
李鹤年（1827--1890年）字子和，号雪樵，奉天义州（今辽宁义州）人，道光七年生，历任御史、给事中、直隶布政使至河南巡抚、闽浙巡抚。1875年（光绪元年），李鹤年调任河东道总督，授兵部尚书衔。1878年兼署河南巡抚，此间黑岗大堤溃踏，李鹤年亲自督促抢修20余昼夜，所有险段均被修补完好。
在任梅启照和李鹤年幕僚期间，并没有影响张亨嘉前往北京去参加应试。 1883年（光绪九年癸未），三十六岁的张亨嘉终于中式及第。张亨嘉“始成进士，改庶吉士。时已用大挑知县，分发河南，保以同知升用矣。
但是非常不巧的是，张亨嘉中式及第的那年，正遭遇东河总督府一桩旧案牵扯到了他。事情的原委是：一位叫王树汶的案犯在京城监狱里喊冤，状告东河总督府。张亨嘉在东河总督府梅启照手下，以及河南巡抚李鹤年的幕府中做幕僚时，这桩案子便已经审讯定谳了。而且所有案件的审理等过程中都是张亨嘉前往办理的，所以此次审理还需要张亨嘉亲往说明。经过再审，这起案件其中似有冤情，经过争论后，案件得已平反。“狱平反。梅、李严旨褫职，连承审官数人。亨嘉自理于都察院，独免吏议。遂又与礼部试也。”受此案的牵连，梅启照、李鹤年遭罢职，还有具体审案的数人都受到了连带处罚。经张亨嘉向都察院详细介绍了其在此案中所起的作用，且是唯一一个免于刑事处罚的人。随后，张亨嘉又参加了礼部的会试。
1883年（光绪九年），张亨嘉会试中得癸未科2甲62名进士。1886年（光绪十二年），张亨嘉“授编修，命提督湖南学政。”
张亨嘉
三．湖南学政，调赴浙江
在张亨嘉赴会试前夕，一桩旧案得以重审，牵连到了张亨嘉。经张亨嘉向审谳机关作了详细说明后，其得以清白脱身，并未影响到他的仕途。随后张亨嘉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又被任命为湖南提学使。《张亨嘉墓志铭》上说，“凡九徙官至礼部左侍郎，先后值南书房十余年。”这里显然是说，张亨嘉后来官至南书房十余年，并非指他初授翰林院编修时便入值了南书房。
抵达湖南提学使任上，张亨嘉非常勤勉。“试一府治经、古场，分经、史、小学、舆地、掌故、兵谋、算术、词赋二三十门，发题百数十道。治经者，分习各经，又分今古文。若《诗》，齐、鲁、韩；《尚书》，欧阳、夏侯、伏、马、郑诸家也。”对一个府的学生课程的设置及分类即如此详细，可想其工作量是多么的浩繁。
依照《侯官陈石遗公先生年谱》记载，当年福建诸生陈衍正在随幕张亨嘉，帮助其处理课卷事宜。“长沙府属文风极盛，阖郡生童试卷万有八千，阅卷者六人，家君总其成。”
陈衍在张亨嘉处任总襄校期间，“家君主经学、小学词赋，一府治试二三十日，铁丈夜阅往往达曙尼，家君共之。乡试号舍仅万有奇，应试者万七八千人，录取遗才。”乡试过后，校经堂以及长沙个书院的试卷又堆如数寸。“一府治试二三十日，日坐堂皇，传餐不入内，夜阅卷往往达曙。名第上下，既鳞次排比，尤斟酌一二字句，分寸短长、数移置之，不使小有颠倒委屈。乡试号舍，仅万有奇；应试者万七八千人。学使者录取遗才；府县学生当十摈其三，太学生当十摈其四。去取尤兢兢较毫釐矣。”由其幕僚陈衍的记述，以及《福建通志》，我们皆可见张亨嘉亲拟题目，分二三十门课，发题百数十道，以考察学生的才、学、识为主。张亨嘉为人正直，办事认真。每临考试，他均是白天监考，夜间阅卷；尤其慎重于排列名次，需要反复斟酌，不使稍有颠倒；取舍人才，更是精较于毫厘。因为张亨嘉考试公平，应考者竟达一万七八千人。后来，张亨嘉编撰的《湖南校士录》公开出版，一时间长沙士林争相订约，均认为这是应试命题的闳博之作。
自1886年（光绪十二年）至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张亨嘉在湖南学政任上十五年，使湖南的大、中、小学的教育制度发生了很大转变，教学风气及教学效果亦获得了长足发展。在湖南学政任上，张亨嘉崇儒尊经，敦尚朴学。他主张“先以训诂，本之以义理，广之以兵谋、舆地、农政、河渫”，反对“以空疏为义理者”。
1893年（光绪十九年），张亨嘉“典试广西，充正考官。”张亨嘉在广西充任正考官时，硬是从已经遗弃的考卷中，又选拔出了十数名考生。张亨嘉提出：“惟古今论国是者，曰富强，曰形势，曰人才。”“而人才非培养不成，非历时不见”。“公所至悉心校阅，恒秉烛至夜分，或规其劳。公曰：'吾困公车十余年，每叹有司不职，岂以今日而忘之也。’”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1月31日，张亨嘉与林旭共同主持，集合寓京的闽籍人士，在福建会馆成立了维新组织闽学会，而在上一年，张亨嘉亦入值了南书房。又过了两年，张亨嘉升授国子监司业，迁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升授司经局洗马，迁翰林院侍讲，张亨嘉一年获得五次升迁，一时成为美谈。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张亨嘉调赴浙江任学政。当时张亨嘉刚拟校出《四书》中的精义，以考辩应试者的策论。“策论试士，以淹贯有特识为主。”显然张亨嘉关注的仍然是从维护清廷现有体制，且如何长久的实用主义来作为出发点的。“其能发挥新学者，荐举经济特科，”张亨嘉注重的仍是可以带来实效的特殊的经济类人才的不断涌现。当然张亨嘉的这些考虑，还是有其长远考量的。而且这也是张亨嘉自湖南学政任上以来一以贯之的刻意作法。
在湖南学政任上时，张亨嘉便经常给京师大学堂选送学生去做师范生。张亨嘉还倡议同僚捐出自己的廉银，来增加培养校经堂肄业的那些贫困学生。
调赴浙江学政以后，张亨嘉看到因为太平军战火的荼毒，杭州原有的藏书楼也无一幸免，没有留下一本书。张亨嘉便首先倡议建了一座新的很大的藏书楼，购书七万卷。他为藏书楼亲自拟定了《士民借阅规条》。
夜深人静时，张亨嘉也会思考其一生的志向与追求。“综厥平生，校文如赴饥渴，爱士如护性命。”张亨嘉对校对文稿如同“赴饥渴”，其爱护人、选拔人才也如同爱护自己的生命。这说明张亨嘉极其热爱其所从事的教育行业。由此他又想起平常的处世为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慎黜落，如决狱之恐失人。学问，喜博大而恶苛碎。”
闲暇时，张亨嘉游览醉心于周遭的湖光山水，品评书画，也是悠然自得。回想起自己曾在桂林、阳朔的山水景色，众人皆称之为奇，但张亨嘉却认为桂林、阳朔的山水过于细碎，难以令人喜爱。
那个时期，张亨嘉尤其喜爱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首以教人。谓：明季、清朝诸儒，若黄氏宗羲、王氏夫之、顾氏炎武、胡氏渭、顾氏祖禹、顾氏栋高所著书，皆俾实用。”张亨嘉认为司马光的这部书首先是教导做人。但明、清以后的大儒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胡渭、顾祖与、顾栋高，他们的所谓学说，都是一些注重非常实用的学说。
张亨嘉认为，“为文章开朗详尽，不屑屑为含蓄吞吐，以取姿态。尝作座师《故大学士张之万神道碑》中述：豫军战事数千言，翔实地形，以究东西捻就歼之势。见者皆以为'他人莫能为也’。”张亨嘉不甚喜欢那些含蓄的，造作的文章，而是喜欢开明宗义、直截了当，类似《故大学士张之万神道碑》之类的文章。或许很多人均认为不屑于写这类文章吧。
四．入值南书房，兼任北大校长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张亨嘉以翰林院编修的身份从浙江学政任上调职入了南书房。与此同时，张亨嘉还“升授国子监司业，迁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升授司经局洗马，迁翰林院侍讲，升授太常寺少卿。迁大理寺少卿，由浙江学政回京。”
离开京城十六年后，张亨嘉再次返回京城，可以说是来了一次华丽转身。张亨嘉回到北京后奉旨：“著仍在南书房行走，并充京师大学堂总监督。补授光禄寺卿，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升授兵部右侍郎、调补礼部左侍郎、充玉牒馆副总裁，经筵讲官。”张亨嘉在任南书房行走的同时，还同时任着京师大学堂的总监督。
当时的京师大学堂，即是后来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在1912年5月之前曾使用的名字。该学校创办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7月3日，是当时“戊戌变法”的一项重要成果。张亨嘉就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时指学堂刚成立亦正是指此时间。张亨嘉就任后，开始增辟给学生授课的讲堂，学生的宿舍，以及学校的操场。当时到操场欢迎张亨嘉的学生月有五百余名师生。“公悉心规画矩度甚设后，来着皆遵用其法。自官京师，即以文章名海内。其生平述造于词章、训诂靡所不窥然。为之恒不尽其力，独至数千年来朝章国典其沿革，次第与夫人心世俗盛衰之故，国家所视为废与存亡者。”《福建通志》载，“其为总监督也，大学堂初立，乃辟讲堂、学舍、操场，广生徒至五百人。”：
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国立高等教育的开端。
京师大学堂是当时国家最高学府，最初也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行使教育部职能，统管全中国教育。《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提到其办学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历经“戊戌政变”、义和团、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等变故，京师大学堂屡遭摧残，以致停办。1902年，清政府重建京师大学堂，设速成、预备两科，创办于1862年洋务运动期间的京师同文馆也并入大学堂。同年，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师范馆成立，师范馆为北京师范大学（以及由北京师范大学临时西迁中创办的西北师范大学）的前身。1912年5月4日，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旋即冠“国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冠名“国立”的大学。“时耳食、东、西国《学制》者，方谓：讲席当檄委，讲师当为属吏。亨嘉不谓然。走书弊四方，礼聘儒宿或请之四五不倦。雅护学生，而谲觚肆慢着必绳之。立朝二十余年，一意孤行，空所依傍。”最初时京师大学堂里的老师，以及学制等没有任何的规则。即所谓来授课的讲席都是命令来的，能够担任讲师的又都是各个官吏。张亨嘉不赞成这种办学理念，而是博采众长，礼聘全国上下有名望的大儒来授课。如此诲人不倦的教授学生，才是对学生们的一种爱护。对于沽名钓誉，敷衍草率的任教者必然要摒弃其。这也俨然成为了京师大学堂办学二十余年来“兼容并包”办学方针的一个传统。亦正是在张亨嘉此种办学方针的要求下，过去曾给他做过幕僚的陈衍被他推荐来到了京师大学堂授课，而且经学生们考核是一年一聘，如此便延聘了很多年。
张亨嘉就任的是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也即后来的北京大学的第四任校长，而京师大学堂即后来的北京大学的前三任校长依次为：孙家鼐（1898年7月-1900年春）、许景澄（1899年7月-1900年7月）、张百熙（1902年1月-1904年2月），张亨嘉即第四任校长(1904年2月-1906年2月)。
“或感触时事，持论峻切，阅者色变。故旧亲戚，宦游京师四方者，不能为关说函荐，故不喜者多。近岁改官制。贰列曹者，事至，不敢有可否。”
由于张亨嘉这种引进各方的有识之士前来京师大学堂授课的方式，就使得各类关乎社会各界的论及时事的真知灼见，得以启迪越来越多的北大学生。当然这些变化的来源，皆来源于此种办学理念、办学方针的根本性改变。
五．奏设礼部学馆
“亨嘉贰礼部，核议顾、黄、王三儒从祀文庙，奏设礼学馆草创规模。”所谓“贰”，即张亨嘉理所当然被作为是清廷礼部的一个异类，而且他所提议从祀文庙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亦都是关注当时时事的大儒，他们的激烈论点自然为清廷那些守旧势力所不容，其建议自然也都被束之高阁了。“有所异同，辩论断断，至面发赤不止。”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张亨嘉返回故里福州，“议：遵奏案，设存古学堂，手订《章程》数十纸，当道任筹款，兴办有日。”张亨嘉返回故里的间隙，上奏的依照旧案，建议设立旧学堂，手写了数十页的办学《章程》，以此作为筹款的依据，看来兴办旧学指日可待了。然而张亨嘉返回京城后，却遇到了阻力，“有梗其事者，遂中止。亨嘉忧旧学自此沦亡，常以为憾。”既然兴办传统教育的方式遭到阻碍，自然也只能中止了。就此张亨嘉也深深感到，过去那一套旧的传统教育模式既然已经沦亡了，也只能令人感到遗憾了。
六.奉母颐年，书画自娱
既然自己的建议得不到支持，那么张亨嘉亦便自我消沉，醉心于书画爱好，“癖嗜书画，收藏多本朝名家，大小千百事，宋、元人仅百一二。”张亨嘉收藏有清代多为名家的书画作品，大小约近千件，而宋、元时期的名家书画也有约一二百件。张亨嘉原以为，“岁月绵褫，非来历真碻者，不敢有也。然数十年廉俸所入，尽于此矣。”回想自己的一生，尽管岁月旅途不甚平坦，但数十年来，自己的廉俸几乎都用在了个人收藏上，自己的生活虽然清苦，但自己的心情舒畅却在不言中。
张亨嘉自幼便失去父亲，又没有兄弟。尽管自己常居京城数年，也曾宦历湖南、浙江，皆始终侍奉母亲在一起相依为命。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朝廷曾命张亨嘉出使朝鲜，但张亨嘉以老母亲无人奉养予以谢绝出使。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事变”，两宫太后西狩之时，张亨嘉的老母亲已经年逾九十高龄，“不能弃，奔行在所，疏陈引咎。”张亨嘉不忍离开年迈的母亲，随时侍奉在母亲的身编，为此他也辞去了不少的事情。因为这一点，两宫太后也非常赞许张亨嘉的善行。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张亨嘉的“母享寿期颐，两宫均锡匾额及建坊银两。”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张亨嘉开始丁母尤。服丧期间，尽管已开始入值南书房，但张亨嘉一身缟素，神情庄重。
七．溘然长逝，后世遗产
冬去春来，已入花甲之年的张亨嘉顿感多痰。“以宣统三年正月二十日无疾痰涌遽甍，享年六十有四，予谥：文厚。子：如亶，赏主事。”其《墓志铭》中说：张亨嘉生病以后，“故每欲扶植旧学，以救新学，轻本重末之失谋于闽中设立存古学堂，既而卒不果，立闻着惜之。公以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卒于京邸，年六十有四。”《福建通志》与《墓志铭》上记载的张亨嘉去世的时间出现抵牾，似乎其《墓志铭》上的时间更为精确些。
即 1911年（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张亨嘉病逝，享年64岁。张亨嘉工诗文，著有《张文厚公文集》四卷、《赋钞》二卷、《口磐室集》、《湖南校士录》流传于世。
张亨嘉去世后，清廷给其谥号：文厚。《碑传集补》中记载，张亨嘉的“王夫人先公卒，长子如忭早世，次子如亶特赏主事，孙戭二品，荫生。公卒数月，如亶奉柩归葬于侯官群鹿山故茔。公友吴曾祺谨为铭而纳诸墓曰。”张亨嘉的夫人在张亨嘉之前就已经去世了，他们的长子如忭也已经早逝，仅留下次子如亶，被清廷特别赏赐给了主事衔。张亨嘉去世几个月后，由如亶护送着父亲的灵柩回到福州，归葬于侯官的群鹿山祖茔。
2022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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