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特科”在我党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且又特殊的地位，现在我们看来，中央特科曾经书写了一个又一个精彩而传奇的谍战故事。但在那段艰难的历史时期，绝大部分特工根本就不知道“中央特科”这个名字。
因为当时“中央特科”为我党最高绝密，只有我党极少数领导人才知晓其中的秘密。直到新中国成立多年之后，中央才对外公开这个早已停用多年的绝密名称，同时也公开了部分特科成员信息。
中央特科当年确实创造了无数传奇，也有很多特科成员为革命事业做出了不朽贡献。但遗憾的是，仍有一批特科成员的身份至今仍旧是一个谜。
这是由于在那段极为艰难的历史阶段，绝对保密是中央特科的首要原则，也是特科存在下去的最后保障。因此，中央特科大部分工作实行单线联系，成员之间以代号相称，并不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份。
历史上，中央特科也遭受过数次劫难，尤其是1931年的“黎明叛变”，中央特科以及我党最高领导机构险些遭遇灭顶之灾。在几次大的浩劫之中，有很多革命同志被捕，为了保守党的秘密而壮烈牺牲。最终，他们也带走了所有的秘密，而这些秘密可能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
因此，当年中央特科究竟发展了多少下线，在国民党内部安插了多少内线，这些人又为党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哪些贡献，至今也未能完全查明。
不过，寻找历史功臣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党中央曾下令，只要有证据能够证明其曾经为我党工作，一律予以追认并给予奖励和补助。
2001年，就曾经有一位隐姓埋名数十年的老特工被无意中发现，中央经调查后确认此人为我中央特科下属特工，曾经为红军提供过重要情报。随后，中央下令追认此人身份，并予以嘉奖。《人民日报》将其称之为“中央特科最后一位老战士”！
这位老战士的名字叫做“姚子健”，匪夷所思的是，直到中央确认其身份之前，他竟然都不清楚自己当年是在为中央特科工作。
他自己也未曾想到，自己竟然和大名鼎鼎的顶级特工沈安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姚子健，1915年出生于江苏宜兴，家境富裕，因此受到了较好的教育，少年时曾去往上海求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上海学生群情激愤，纷纷走上街头强烈要求国家出兵收复国土，各种学生爱国运动也此起彼伏。
时年16岁的姚子健也是一名热血爱国青年，踊跃参与各种活动，从此也在心中立下了自强报国的志愿。
后来，学生运动遭到国民党的打压，淞沪抗战随即爆发，姚子健无奈回到家乡成为一名小学老师。
按照姚子健父母的想法，能在家乡当一名稳定的老师也很好，起码可以安居乐业。但是姚子健心系国家安危，并不甘心蜗居家中。
他每天都要通过报纸了解时局，局势的恶化让其忧心忡忡，后来，他在报纸上发现了一份招生简章。国民党中央测量学院正在招募一批年轻学员，将来可以为军队进行地图测绘。
姚子健感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于是说服父母，毅然前去报名，最终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1933年，姚子健再次来到上海学习，他在学习上非常刻苦，每天都泡在教室里钻研测量知识，很快就成为班里的尖子生。
但是，他也逐渐了解到了国民党的腐败和软弱，这些大官僚、大资产阶级心里想的全是自己升官发财，根本不为国家和民众着想。渐渐的他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陷入了迷茫之中。
后来，他在报刊书籍上了解到了中共的主张和事迹，便对这个全新政党的理念所吸引，他认为中共的道路才是中国的正确选择。
就在这时，他遇到了旧时同乡舒日信，二人本就相识，久别重逢畅聊许久。在交谈之中，舒日信告诉姚子健，自己刚刚加入了共产党，现在正在为中共工作。
姚子健一听非常激动，立即告诉舒日信自己也希望加入党。随后舒日信将此事告知了自己的上级鲁自诚。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鲁自诚认为姚子健是一个非常适合地下工作的爱国青年，于是将其吸收到组织中来，并让他时刻准备好为组织提供情报。
不过，当时姚子健并不清楚自己所加入的究竟是个什么组织，只知道是共产党领导的情报机构。
1934年，姚子健以优异成绩毕业，被分配到国民南京参谋本部陆军测量部门工作，专门从事地图测绘工作。
地图是军事行动中的重要工具，而中国近代的地图测绘工作起步很晚，即便是国民党高层手上也缺少精确地图，因此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工作。红军方面更是急缺相关地图资料。
姚子健刚开始的时候从事的是基层测绘工作，基本无法接触到军事机密，而当时国民政府正在围剿红军。他因为无法向组织提供有效情报而心急如焚，所以，他便借口自己患上了眼病，无法进行正常测绘，请求调到档案管理部门。
这个请求很快就得到了批准，他找到了一份管理地图档案的工作。这份工作在国防部内非常低调，只是最普通的岗位。
但是在这里姚子健却能接触到最珍贵的军事地图。
地图的种类非常繁多，需要进行精细的分类管理，并且召开军事作战会议时，需要在地图上进行画图作业，很多地图被领取之后就不会归还了。因此地图管理处的每一份地图都要有很多备份，并且要随时通知印刷厂加印补充。
细心的姚子健发现，从参谋总部领取的地图上面可以看出其接下来的大体作战区域，那么红军自然也需要这方面的地图。
于是，他便开始暗中将参谋部领取的地图单独备份，然后设法将这些地图交到组织手上。
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特务的审查非常严密，中央特科并未在南京设立基层机构，所以姚子健必须将情报送到上海。因为他所传递的情报是地图，无法通过电报传送，他只能亲自前往上海。
从那时起，姚子健便搭乘周六晚上的火车次日清晨抵沪，将地图交予接头人之后，便折返南京。
他的第一个接头人就是舒日信，双方非常熟悉配合也比较默契。不久之后，舒日信告诉姚子健，今后将由一位“沈小姐”负责和你接头，你只需要知道她姓沈即可，其他的一概不需要知道，也不要打听。
姚子健知道这是组织上的纪律，保密极为重要，所以他对这个沈小姐几乎是一无所知。
再后来，接头人换成了一位“熊先生”，他依旧是照例将地图交到熊先生手上，除此之外的信息，他也从来没有打听过。他也一直不知道自己究竟属于哪个机构，自己的最高领导是谁。但是他从报上的信息可以推断，自己交出去的地图和情报送到了红军的手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1937年12月，日寇攻克南京，制造了千古罪案“南京大屠杀”。在那之前，姚子健随南京政府西迁武汉。
由于形势紧急，地下情报工作也做出了调整，1938年，姚子健突然接到熊先生发来的指令：立即赶赴香港，至八路军办事处报到。
短短一句指令，姚子健便立即收拾行装去往了香港。由于当时形势危急，国民政府很多人员都在战乱中失散了，因此姚子健的失踪并未引起注意。
历经辗转到达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之后，姚子健也没有得到太多的信息，办事处人员只是交给他两张纸条。两张纸条上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姚子健有抗日热情，已经为党工作多年。小开。
“小开”是落款，姚子健看着这莫名其妙的一句话难免有些疑惑，但是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让他不必多问，随后会安排他去延安，将这两张纸条分别交给两个人，一个人叫陈云，另一个叫林彪。
这二人都是中共鼎鼎大名的领导，尤其是林彪，是红军名将，姚子健有些激动。随后，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姚子健同另外一批同志一起辗转抵达延安。
而就是凭着这两张纸条，姚子健正式进入延安军政大学学习，后来便在延安跟随中央机关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后，鉴于姚子健的专业，他被安排在雷达局参加工作，继续为国家作出贡献。
姚子健认为自己能够参加共产党，亲眼见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看到新中国的成立，自己此生足矣，也没有什么遗憾。
姚子健在家中还时常对子女讲述当年为中共地下组织提供情报的故事，还时常提起舒日信、沈小姐和熊先生。但是，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让姚子健深感遗憾的是他始终不知道沈小姐和熊先生究竟是谁，也不知道当年自己属于哪个部门。
姚子健的儿子姚一群对父亲的这段经历非常熟悉，也为父亲而深感自豪，而舒日信、沈小姐的名字也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记忆之中。
200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央特科传奇特工沈安娜来到姚一群所在的单位做革命宣讲。在沈安娜的讲述中，提到了自己的姐夫舒日信和姐姐沈伊娜，甚至还提到了姐姐姐夫从特殊渠道搞到了国军军用地图，并将其传递给特科的情节。
听到这个情节，姚一群心中一怔，这和父亲所讲述的故事竟然如此吻合，这些地图会不会就是父亲所提供的。
想到这里姚一群按捺不住心中激动的心情，立即回家再次询问了父亲当年的情结，确认之后，他便主动联系到了沈安娜，并请求沈安娜能与父亲见一面。
沈安娜听说之后，立即同意与姚子健见面，不久之后，两位老人终于见面，并聊起了当年的往事。
听完姚子健的叙述，沈安娜沉思良久，最后她郑重地告诉姚子健：“你的上级单位应该就是中央特科！”
听到“中央特科”这个名字，姚子健父子当时就被惊得瞠目结舌，自己竟然是特科成员。
沈安娜告诉他，舒日信就是自己的姐夫，而那位沈小姐应该就是自己的姐姐沈伊娜，她也时常替姐夫接收情报。而据他所知，当年舒日信获取军用地图的渠道只有一个，就是姚子健。
而姚子健在香港得到的两张纸条上落款“小开”的人，正是中央特科负责人，潘汉年。原来，潘汉年一直在关注姚子健的情况。
沈安娜随后，就将姚子健的情况上报中央，不久之后调查确认，姚子健系我党中央特科下属特工，为党作出巨大贡献。
能够确认自己是中央特科的成员，耄耋之年的姚子健感慨万分，他一再重复自己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就是加入共产党。
不过，在姚子健的心中还有一个遗憾，那就是“熊先生”。
这也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遗憾，这位神秘的熊先生究竟是谁，至今也未能查明。实际上，和熊先生一样，还有多名在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记录，但却没有留下任何信息的特工还有很多。对于革命先辈身份信息的调查确认工作一直在进行，也绝不会停止，直到查出每一个人。
尽管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但是我们将永远铭记那些为我们今天幸福生活而做出贡献的革命先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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