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百色、龙州起义之后，经过邓小平、李明瑞等人努力下，红七军兵强马壮，前景一片大好。但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的领导发生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1930年10月，中央代表邓岗到广西，指令红七军攻打柳州、桂林、广州。邓小平对“左”的错误指挥提出过不同意见，但未被采纳，部队在战斗中连连受挫，最后的结局到底如何呢？
最开始的政策都是发展红七军的力量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再次致信红七军前委。信中对邓小平领导的红七军的工作给予了肯定，说：
“小平同志回带着中央很指示去，事实上，你们也执行非常坚决，做了许多的工作。如发动了广大的群众斗争，执行土地革命，龙州的转变及在龙州驱逐法帝国主义的领事及没收法帝国主义财产等等，这些的确都是很正确的策略，很伟大的工作。”
信中提出前委应引起注意的四个问题：
一、是现在应用最大的努力，在士兵群众中去工作，在斗争中吸收大批农民群众加入，改进军队内部的成分；
二、是应从速集中力量，审查广西敌人的实际状况，经过柳州取道湘粤边界向广东北江、西江发展，现在广东正在布置东江北江的地方暴动，你们应能在这一暴动中作主要的推动力量之一，将来与东江、闽西红军向着广州取进攻形势，以争取广州胜利的前途；
三、是必须坚决的发动广大群众斗争，特别要深入土地革命，号召群众来拥护红军，自动的投到红军，猛烈的扩大你们的组织，加强你们的力量，巩固七军的内部；
四、是对土匪运动的策略，必须很正确的慎重地运用。
当时中共中央对红七军工作的指示中，关于发展地方武装斗争等意见是正确的，但是从第二点意见中，已明显地表现出要求过急和进攻大城市的思想，而且所指出的红七军的行动方向缺乏实际条件。
在讨论红七军是否按中央的要求立即向湘粤边发展与朱毛红军会合时，邓小平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指出：湖南现在驻有重兵，根本不易通过，而且右江自红七军离开后，群众有失败情绪，七军需要回去巩固一个时期。
再说回到百色还可以补充兵员、解决服装、经济问题。大家一致赞同邓小平的意见，决定回师右江，收复百色和右江沿岸各县。
六月，邓小平、李明瑞和张云逸率红七军第一、二纵队收复百色，歼敌五六百人，缴获步枪五百支左右、迫击炮二门、机关枪一挺、子弹三四万发。随后又分兵收复右江沿岸的奉议、恩隆、思林、果德、向都、恩阳等县城，并将其与原坚守的东兰、凤山、凌云等县连成一片。
七月初，滇军张冲师奉蒋介石的命令沿右江东下，准备经百色攻打南宁。邓小平等认为不能与路过的滇军正面作战，遂率红七军暂时撤离百色，退到平马。滇军占领百色后，继续向平马、南宁方向前进。其将至平马时，红七军又避敌到离平马三十里的一个村庄。
如何对付滇军，红七军前委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是，主张在实际行动上反对军阀混战，待敌通过平马后，以一部在路上埋伏，大部跟敌后，出其不意夺取其辎重，收缴其一部分枪械，待对付滇军主力后，再回师百色；
另一种是，主张只运用号召群众反对军阀混战，如召集群众大会、以小部分赤卫军扰乱滇军等，而不以红军主力对付滇军。最后，前委决定采取第一种主张。红七军一部以两个连先在思林伏击滇军，缴获一些辎重，后又以大部在果化鹧鸪坳伏击，激战五天，给滇军很大杀伤。这次战斗，打出了红七军的威力，使得滇军再也不敢轻视红七军。
这次战斗给邓小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五十多年后，邓小平还饶有兴致地说起过这次战斗：云南兵能打仗，那个时候他们三个师要打广西。滇军每个兵都是两杆枪，一个是步枪，一个是烟枪。抽鸦片是抽鸦片，但冲锋起来也蛮厉害的。张冲带一个师往百色这个路打，我曾经与他打了一仗。
鹧鸪坳战斗后，红七军准备回师百色。行至中途，第二纵队第一营一连连长策动叛变，勾结少数反动班排长及兵油子将营长、副营长杀害，率领队伍向百色逃窜。这时百色仍被滇军占领着。邓小平与前委研究决定，红七军留在恩隆、奉议、思林、果化一带开展土地革命，整训部队，扩大队伍，建立地方武装，巩固根据地。
一九三〇年七月上旬，邓小平和红七军前委率部队到达恩隆县平马镇。这里是右江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有很好的群众基础，离桂系军阀统治中心南宁较远。此时正值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桂系军阀参与其中的倒蒋混战，南宁兵力空虚，根本无力顾及红七军。而占领百色的滇军在与红七军过招后，不愿再与红七军交战。
邓小平主持召开前委会议研究决定，利用当前相对稳定的局面和平马的有利条件，集中部队进行整训。
红七军此时的状况亟需整训。七月上旬，红七军与滇军交战未获全胜，处境已比较困难。进军百色途中又发生叛乱事件，集中暴露出一些问题：部队中肃清反动旧军官和兵油子的工作尚不彻底；党组织在连队的基础相当薄弱，政治工作跟不上，官兵的思想较乱；部队忙于流动性作战，缺乏正规军事训练，军事素质差，等等。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加以解决，无法承担发展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艰巨任务。
这次整训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第一，举办军部教导队训练班。从每个纵队中选调二十岁左右的年轻战士共四十人参加。由邓小平、张云逸等前委和军部干部担任教员。
七月十五日，教导队训练班开学典礼在平马镇城隍庙举行。邓小平给学员们上了第一课。他从右江的革命形势，讲到举办这期教导队训练班的目的、意义和要求，鼓励学员们努力学习，提高思想觉悟。
教导队训练班开设的课目主要是政治、军事、文化三门。政治课主要讲授工农民主政权、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帝国主义、军队性质等问题，对学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邓小平多次给学员们讲课。当时在教导队训练班学习的红七军战士后来回忆，邓小平讲课通俗易懂。
他讲到土地革命时，明确地指地主阶级占有了大量的土地，而广大贫苦农民却没有地土地，或只有一点点土地，这才是广大农民所有痛苦的根源。
目前革命的主要内容是深入土地革命，按'六大’通过的'十大纲领’，把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过来，分配给没田地的贫苦农民，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
军事课主要是进行军事基础教育和训练。内容有队列训练、射击训练、战斗动作训练以及战斗勤务、侦察、警戒等等。文化课主要是读写《工农兵识字课本》，还教唱一些红军歌曲。
各纵队也参照军部教导队训练班的做法先后举办训练班，对红军指战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政治思想教育包括形势教育、阶级教育、军队性质对比教育、军纪军风教育等。在举办训练班的同时，还在部队中开展了健全党委制度和建立士兵委员会的工作。连普遍建立健全党支部，各支部经常组织活动，并注意吸收先进分子入党。
第二，举办右江地区党政训练班。每期学习时间为一个星期，学员约八十人，主要是培训右江各县农运干部。一共举办了两期。
邓小平在训练班上作政治形势报告，介绍井冈山开展土地革命的做法以及东兰县武篆区土地革命试点的经验。训练班还组织学习邓小平主持编写的《政治常识问答（党员须知）》《革命常识问答》《经济教授提纲》，红七军政治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编印的《土地革命》小册子等等。
这两期训练班，虽然时间不长，学员们普遍提高很快，训练结束回到县、乡后，就能运用所学到的知识，迅速组织开展土地革命运动等各方面的工作。
第三，从部队抽调一些干部、士兵参加农村的土地革命运动，并做扩大红军、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工作。这样既锻炼部队，又促进地方工作。
从七月至九月进行了军事和政治整训，经过整训的红七军干部和战士们，无论是思想政治觉悟，还是军事素质都有着质的提升，并从这一批整训人员中培养出来大量的骨干力量。
党的工作也得到加强，吸收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全军党员达到五百多人。部队整训与地方土地革命运动是结合着进行的，整训结束，土地革命也基本完成。
广大农民分到了土地，经济上翻了身，政治上也能当家作主，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地激发。翻身农民子弟踊跃报名参加红军，一下子就补充了三千多名新战士，并把右江赤卫营改编为第四纵队，全军达到七千人。
邓小平后来说，这个时期是红七军的“极盛时期”。
红七军的发展方向，是进攻大城市，还是发展农村根据地？
党内产生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进攻大城市
就在红七军平马整训接近尾声的时候，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派南方局代表邓岗（即邓拔奇）来到广西右江传达中央的命令。
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决议》对革命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认为
“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了，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
全军在部分被这种错误的判断所主导，制定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口号是“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中央给红七军的任务是攻打柳州，再从桂林打到广州，在广东建立根据地。
中共中央对红七军是非常关注的。六月十六日，中央给军委南方办事处并转七军前委发来一封指示信。信中要求红七军执行中央的战略，充实力量进攻柳州、桂林，打到广东和湖南。
十天后，前委又发出第七号通告，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我党在群众中的力量，巩固好苏维埃政权，打好群众基础。
实际上，这两个通告的思想主张，基本符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而同中共中央在给红七军前委指示信中提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中共中央对邓小平领导的红七军前委的一些做法不满意，但又苦于联络不畅。中央这时专门派邓岗来右江，一方面是让他传达中央的精神和命令，另一方面也是让他来指导、督促红七军前委贯彻执行中央的命令和要求。
邓岗到达平马时已经是九月三十日了。此前，党中央在九月二十四日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已经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停止了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
但由于交通闭塞，红七军未能得到中央新的指示精神，因而未能逃过执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这一“劫”。
本来，红七军回师右江是准备只停留一个比较短的时期，然后寻机向外发展。之所以要在右江停留一下，是因为部队在七月与滇军作战中伤了元气，需要集中整训和补充给养。又赶上秋收快到了，邓小平和前委考虑，如果此时部队马上离开，农民的秋收果实必然会遭地主豪绅掠夺，这样会引起农民对红军的不满，农民分得土地后最盼望的是秋收。所以，决定部队留下“保护秋收”，九月底再出发。后来又定在十月一日出发。
由于邓岗的到来，红七军前委把部队出发的时间再推迟到十月四日。
十月二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红七军前委会议。邓岗出席会议，传达的却是中央六月七成的攻占大城市的《决议》，命令红七军攻打柳州和桂林。
对于中央的命令，执行还是不执行，如何执行？会议上的意见非常不统一。
会议上的邓小平听到那些“革命高潮已经逼近”一类词句时，感到中央的命令明显脱离红七军当前的实际情况，执行起来相当困难。
所以，他分析了当前广西的情况，新桂系已经在广西恢复了统治，红七军本身力量还不够强大，打百色都是惨胜，打柳州、桂林是没有什么把握的。
李明瑞和张云逸也同意小平的观点，都不主张进攻柳州和桂林，首要任务是巩固右江根据地，发展和壮大红七军的力量，再向外发展。雷经天等人反映更为强烈，直接反对离开根据地，主张固守住右江根据地。
邓岗坚持主张执行中央攻打大城市的命令。他们认为右江一带地瘠民贫，发展前途不大。
关于这次会上的争论情况，张云逸后来回忆说，不少的同志也认为一下子要消灭所有军阀也是不现实的
“我也认为我们的部队只有一万多人，力量还不够大，也不大同意”。李明瑞“对于攻打大城市的错误决定，他有自己的看法”。
邓岗则用谁不执行命令是反对中央这样的言论进行要挟，直接否定了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人的正确意见。
邓小平的心情相当复杂。无论是广西的情况，还是红七军的情况，都是非常了解，在红七军发展方向上，他对中央的命令是不认同的。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要服从党的组织原则，因此内心非常之矛盾。
再者，考虑到按中央的命令行动，也可在必要时实行红七军原定的“如难以存在就会合朱毛”的打算，他最后表示同意张云逸提出的“暂时还是执行中央指示吧，待走不通时再说”的意见。在后来的行动中，他坚持不盲从，而是从实际出发，尽可能使部队避开强大的敌人，反对冒险攻坚，以尽量减少部队的损失。
邓岗还在会议上传达了中央批评邓小平执在执行“富农路线”的土地政策。对于这样的批评，邓小平也“感到不快”。
中央批评右江革命根据地“富农路线”，与批评毛泽东的“富农路线”情况差不多。当时，中央指责毛泽东在中央苏区领导土地革命实行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也是同样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
邓小平在右江根据地领导制定的《土地法暂行条例》，与毛泽东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的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右江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土地革命时，一般不没收富农的土地，或只没收富农出租的那一部分土地。平均分配分配土地。有的乡也是采用“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把抽出来的土地分给或补给贫雇农。
中共右江特委九月十四日发出的通告中指出：“并不是说'谁是富农要被打倒’，我们是站在富农反革命上来打倒富农。如果把所富农都打倒，中家的立场必然会发生动摇，不能蛮干地去打倒富农”。
会议最后决定，红七军各部队集中到河池，举行一次阅兵仪式，用来鼓励一下士气，同时在河池召开全军全党代表大会。
离开平马之前，邓小平考虑到部队向北开进，女同志行军作战困难很多，遂指定军部经理处对部队中的女同志进行疏散。本地的由当地组织进行安置，外地的在当地安置有困难的，就介绍到香港或上海找党组织予以安置。
十月四日，红七军第一、二纵队分别在驻地平马镇、田州镇誓师后，由李明瑞、张云逸率领，绕道凌云向河池集中。部队行进中，获悉袁振武率领的红八军第一纵队四百多人从左江转移出来后，在滇黔边界一带行动。
军部派第一纵队第一营营长何莽、政治指导员黄一平率部前往寻找。何、黄率部行至凌云县讲肥村岗里屯，与袁部会合后，一同开往河池。红八军这支部队随后被编入红七军序列。
十月六日，邓小平、邓岗率一个营从平马去东兰布置工作，到达燕洞村（今属巴马瑶族自治县）。随后，在那里召开有百色、奉议、恩阳、恩隆、思林、果德等县区苏维埃政府负责人参加的中共右江特委扩大会议，布置红七军离开根据地后的工作。会上，邓岗传达了中共中央六月十一日的《决议》。
邓小平在会上说，红七军离开右江后，根据地的形势将会更加复杂，面临的困难也会更多。他要求右江特委和各县区苏维埃政府的同志，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坚持斗争。他提出：
“要立即着手整顿组织，成立县区的常备武装，加强军事训练，并要大力发动群众，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以及组织群众抢收即将收割的农作物，把粮食收藏好，以便继续坚持根据地的斗争。”
会后，邓小平、邓岗等取道凤山县的赐福、介莫，经东兰的江平、那伦到达武篆区，与韦拔群率领的第三纵队会合。在那里，邓小平就右江的党、政、军、群众等各项工作，向韦拔群等都作了明确的指示和具体的布置。他特别强调，要加紧进行土地革命，扩大红军，以东凤为中心，用游击战术向都安推进。
十月底，邓小平和邓岗、韦拔群一起率第三纵队赶赴河池。在去河池的途中，邓小平抓紧组织进行召开红七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各纵队中的各级党组织组织党员对目前政治形势、红七军过去的经验与今后行动方针等问题进行讨论，并进行选举代表、选举党支部书记的工作。
十一月初，红七军七千官兵先后到达河池集结。
十一月七日是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红七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河池县城的凤仪小学召开。会上，邓岗的报告还是强调中央六月十一日的《决议》。邓小平代表前委作过去策略及工作的报告。会议还就目前政治形势与七军党的任务展开了讨论。最后，邓岗以党代会决议的通过了执行《决议》的相关决定：
执行中央命令，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完成南方革命。
红七军整编为三个师，第十九、二十师执行中央的命令，二十一师留下番号，由师长韦拔群回右江组建，在右江根据地坚持斗争。
改选红七军前委，邓小平、陈豪人、等九人为委员，龚鹤村等三人为候补委员，邓小平仍任书记。前委在中央南方局代表邓岗领导下工作。
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以红七军目前这点兵力，去强行进攻力量数倍于己的柳州桂系军队，取胜的希望非常小，搞不好把自己搭了进去。为了尽量减少红七军的损失，他同张云逸、李明瑞等交换意见后，在红七军前委会上建议先不要打柳州。他说：
“要先取得桂林，因为打下桂林后才能与外面政治影响联系起来，需要在发展柳州周边的农村，对柳州形成包围形式”
但是邓岗等人坚决反对这一建议，他们表示不能改变先攻打柳州的决定。
十一月八日，红七军集中在县城三里亭前举行整编大会。邓岗和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出席。附近的数千群众参加大会。
会场上“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的口号此起彼伏。会上宣布，前委决定把一、二、三、四纵队改编为三个师：
将第一、三纵队改编为五十五、五十六团，编为十九师，由龚鹤村兼任师长，邓小平兼政治委员；
将第二纵队、第四纵队改编为五十八、五十九团，编为二十师，由李谦任师长，陈豪人兼政治委员；
将第五纵队及计划中之第六、第七纵队改编为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团，编为二十一师，由韦拔群任师长，陈洪涛任政治委员，留守右江。
改编后，邓小平仍任前委书记兼军政治委员，红七军总指挥李明瑞，军长张云逸。会上还举行了庄严的授旗仪式。邓岗代表中央军委宣读各师干部委任令，授予中国红军第七军第十九师、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军旗。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都讲了话。最后，军部首长骑马检阅了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