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征中牺牲的红军高级将领，最为人熟知的是红三军团的参谋长邓萍，他在红军二渡赤水后的遵义战役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7岁。另一位是红25军的政委吴焕先。1935年8月21日，就在“小长征”即将胜利完成的前夕，红25军在甘肃泾川的汭河被敌人半渡而击。已经过河的吴焕先去而复返，指挥部队奋力还击，最终化险为夷，但他自己却身中数弹，壮烈牺牲。红25军原属红四方面军序列，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苏区后，红25军是负责留守的部队，后于1934年11月踏上了单独的长征之路。
长征时期的红军序列，中央红军是“军团、师、团”，而红四方面军是“军、师、团”。邓萍和吴焕先，是红军长征中牺牲的，为数不多的军团一级或军一级的指挥员。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中，有一份长征中的“营以上干部烈士名录”。小杜（公众号：杜衡记）数了一下，其中的师一级烈士（包括师长、师政委、师参谋长、师政治部主任、副师长）有36人。不过还是要说明一下，36这个数字，仅指上述名录中明确标注为师职的干部烈士，未包括当时有可能与师职平级的职位。另外，该名录中的干部烈士主要出自红六军团先遣西征，中央红军长征，红二、六军团长征，红四方面军长征和红25军长征。但未包括同时期牺牲的烈士，比如北上“调敌”的红七军团，以及之后的红十军团，还有留守中央苏区坚持战斗的部队等等，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参加长征，但配合和掩护了整个长征行动。如果全部加以统计，这个数字应该会翻番。提到“龙云”这个名字，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那个“云南王”。而在上述的“烈士名录”中，长征中牺牲的第一位红军师长，也叫龙云。
红六军团在先遣西征的时候，有9700人，下辖两个师。红17师的师长和政委分别由萧克（军团长）和王震（军团政委）兼任，红18师的师长为龙云，政委为甘泗淇。萧克、王震、甘泗淇后来都成为了开国上将，而龙云牺牲在了1934年10月。就在木黄会师前不久，红六军团在甘溪遭遇了一场败仗，部队损失惨重，形势异常险恶。军团首长决定焚烧行李，轻装突围，而担任后卫的，是龙云指挥的红18师52团。
52团浴血奋战数日，战至弹尽粮绝，掩护了主力部队的突围。龙云和少数战士虽然最终也突围成功，但不幸被民团逮捕，后在长沙遇害。
红六军团在与贺龙部会师时，已减员至3300人，师一级建制被取消，直至1935年反“围剿”前后恢复，红18师的新任师长是原18师53团的团长张振坤。张振坤在中央苏区时就是著名的“游击专家”。11月，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负责留守苏区牵制敌人的，仍是红18师。张振坤率部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自己也成功突围并与主力会合。这位红军师长没有在长征中牺牲，但在1941年的皖南事变中不幸被俘遇害。红18师为了完成这次掩护任务，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师参谋长刘凤，于1935年12月牺牲于湖北来凤。这是红六军团18师在长征中牺牲的第二位师一级指挥员。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时，六军团下辖三个师，除了恢复建制的红17师和红18师，还有由地方武装编成的红16师。红17师师长吴正卿，于1936年2月10日，牺牲在贵州的打鼓新场。那段时间，为了保卫毕节，红17师经历了多次残酷的战斗。红17师的继任师长是原参谋长刘转连，他在之后成功指挥了将军山伏击战，阻敌7天，为红军主力顺利撤出毕节争取了时间。1955年大授衔，刘转连位列中将。红16师师长为周仁杰（周球保），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甘孜会师后成立红二方面军，红16师师长为张辉。1936年10月7日，作为前卫部队的红16师在甘肃天水遇敌，张辉师长在战斗中牺牲。他是长征“大会师”前牺牲的最后一位红军师长。
而就在不久前的9月18日，红17师的参谋长李科牺牲在了甘肃两当。整个长征期间，红六军团牺牲了五位师一级指挥员，包括三位师长和两位师参谋长。另外，还有一位牺牲的红军师长，也是出自红六军团，他就是黔东独立师的师长王光泽。王光泽原是红18师54团团长。木黄会师后，红二、六军团主力北上湘西，并组建了黔东特委和黔东独力师，留守原地坚持战斗，王光泽被任命为黔东独立师师长。1934年11月底，黔东独立师在川河盖被敌军包围，王光泽师长在突围时被俘，后遭杀害。洪超是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参加过南昌起义，曾是朱德的警卫员。长征时，洪超是红三军团红4师的师长，因作战风格勇猛，深得军团长彭德怀的喜爱，是红军中著名的“独臂师长”。洪超牺牲的时间是1934年10月22日，也就是中央红军出发长征后不久，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的时候。红4师当时是三军团的先头部队，红11团为先锋团。洪超亲自率领红11团向敌人的封锁线发起冲击，并通过肉搏战击溃了驻守的粤军。但在战斗中，年仅25岁的洪超师长不幸中流弹牺牲 。
红4师的政委是黄克诚，政治部主任为张爱萍。在张爱萍的文章《第六个夜晚》中，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四师的黄政治委员一副近视眼镜架在他的鼻梁子上，一只脚踏在板凳上，用那嘶哑的喉音在对团一级的干部们谈话…“这是一个大的损失！”他握着他那瘦得骨头都看见的手，“一个流弹牺牲了洪师长，少了一个英勇坚决顽强的同志！”“捉着蒋介石来坐铁笼！以胜利的反攻，来纪念光荣牺牲的洪师长！”在新中国的十大开国大将中，有八位参加了长征，黄克诚便是其中的“红军师长”。
注：陈赓在1936年长征大会师时任红一军团红1师师长。
张爱萍和红4师的继任师长张宗逊，后来都成为了开国上将。红4师的长征“故事”还没有结束，这是一支战将和英烈辈出的部队。湘江之战，红10团的团长沈述清倒在了界首，师参谋长杜中美代理指挥10团，也牺牲了，最后“接棒”的，是未来的开国上将，10团政委杨勇。杜中美是红4师在长征中牺牲的第二位师一级将领，但其实红4师在整个长征中，一共损失了三位师参谋长。第二位是在遵义战役老鸦山战斗中牺牲的钟伟剑。那是一场极其残酷的战斗，张宗逊在此战中负伤倒下，彭德怀上了最前线，最后朱德派出了干部团，终于击退了敌人，成为了遵义大捷的关键一战。（注：扎西整编后，张宗逊、钟伟剑此时为团职干部。）第三位是牺牲在潘松草地的黄子荣。黄子荣参加过百色起义，经历了中央苏区的数次反“围剿”战斗，长征前就担任过红4师的参谋长。但作为1892年生人，黄子荣算是战斗在一线的“高龄师长”了，中央红军“过草地”时，黄子荣未能战胜饥饿和恶劣环境的挑战，身患重病牺牲。提起长征中牺牲的红军师长，最为人熟知的肯定是陈树湘。他率领红五军团红34师担任全军抢渡湘江的总后卫，在激战中腹部中弹后被俘。
敌人将这位受伤的红军师长押送往长沙，陈树湘在途中绞断了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陈树湘“断肠明志”，是长征中最让人动容的英雄事迹之一。湘江之战中，红34师在最后阶段被敌人彻底截断，全师奋力抵抗，伤亡殆尽。
师长陈树湘、师政委程翠林、师参谋长袁良慧、继任参谋长王光道、师政治部主任蔡中，全部壮烈牺牲。牺牲在湘江边的“红军师长”，除了上述的五位，还有两位都是红三军团的。一位是前文提到的红4师参谋长杜中美，另一位是红5师参谋长胡震（胡濬）。血战湘江时，红三军团承担的作战压力是巨大的。红4师的阻击地点在界首光华铺，这里和红一军团把守的脚山铺一起，支撑起了红军渡江的通道。红5师在新圩阻击桂军，以防红军队列被“拦腰截断”。师长李天佑带领着14团和15团“钉”在这里，战斗打得异常残酷。这一仗打了三天三夜，师参谋长胡濬、14团团长黄冕昌以及副团长、参谋长、政治处主任全部英勇牺牲。15团团长白志文和两个团的政委都身负重伤。
白志文受伤后一直昏迷不醒，直到红军进入黎平地区。他在休养连的驻地遇到了红三军团的另外四名重伤员：4师师长张宗逊、5师政委钟赤兵、11团团长文年生、16团团长李寿轩。五个人，一个师的编制。长征的艰辛和悲壮，不仅来自于残酷的战斗，还来自于恶劣的环境、匮乏的物资，以及长途跋涉对人体机能的打击。
前文提到的，牺牲在草地中的红4师参谋长黄子荣是一例。而另一个例子也发生在红三军团：红6师师长曹德清。
红6师的前身是兴国模范师，1933年5月全体报名参加了红军，被改编为红三军团第6师，曹德清任师长。在王树增的《长征》一书中，曾出现过曹德清的名字。那是在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的时候，负责攻取宜章城的便是曹德清的红6师。湘江之战，红6师也是损失惨重的部队之一。如果所述，当时红4师和红5师分别在界首和新圩阻击敌人，而红6师是三军团中位置靠后的部队，协助红五军团阻击追兵，掩护大部队渡江。红6师18团为了接应红八军团，留在了湘江东岸。和红34师一样，这支部队也被敌人重重包围，大部分指战员壮烈牺牲。曹德清生于1908年，当时年仅27岁，但连续征战还是拖垮了他的身体，不幸病倒。
一渡赤水后，1935年2月7日，曹德清病逝于四川叙永。整个四渡赤水期间，红三军团损失了三位高级将领：军团参谋长邓萍、红6师师长曹德清、红4师参谋长钟伟剑。文章写到这里，已有六位红三军团的师职干部牺牲在了长征途中：洪超、杜中美、钟伟剑、黄子荣、胡震、曹德清。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太多关于这位红军师长的资料，一些文章中提到他也牺牲于湘江之战，但在《长征史料丛书》的“干部烈士名录”中，只记录了刘世浩牺牲于1934年，地点是“长征途中”。刘世浩出生于1911年，籍贯为江西赣县，是长征中牺牲的最年轻的红军师长之一。红二军团在长征中牺牲的师一级指挥员有三人，而且都集中在又一支番号为“4师”的部队。
第一位是参谋长金承忠，1936年1月5日在便水之战中牺牲。此战造成了红军一千多人的伤亡，包括有4师参谋长金承忠、4师11团团长覃耀楚、6师16团参谋长常海柏等。在《长征》中，有一段关于金承忠牺牲的文字，读起来让人倍感唏嘘。二十六岁的红军参谋长金承忠在率领部队赶到战场的时候，正好从红二军团六师的阵地前经过。六师政委廖汉生曾在四师代理过政委，因此两个人很熟。当时廖汉生看着四师的队伍开过去，就对金承忠喊：“喂！打了胜仗以后请你喝酒！注意呀，你老兄可不要被打死哟！”但是仅仅过了十几分钟，廖汉生就听到了金承忠阵亡的消息——廖汉生说：“打这以后，我再也不开这样的玩笑了。”1936年4月8日，红二军团第4师经云南寻甸进入禄劝，计划按照一年前中央红军的线路，跨过普渡河铁索桥，北上渡过金沙江。但滇军先头部队抢先一步占领了桥头制高点，4师在战斗中牺牲了79人，包括了师政治部主任萧令彬。渡河受阻后，贺龙及时调整了计划，率部穿越滇中，最终在丽江石鼓成功渡过了金沙江，北上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北上的这一段路，人烟稀少，环境严酷，很多战士倒在了饥饿、寒冷和高原反应之下。这一路上虽然没有什么国民党正规部队，但匪患依然存在。5月5日，红二军团离开中甸，7日抵达扎拉亚卡山，遭遇了地方武装的伏击，红4师的又一位参谋长汤福林，牺牲在了这里。红四师先头部队正沿山路逶迤而上，毫无防备，师参谋长汤福林当场阵亡，部队伤亡近30人。在紧急情况下，师长卢冬生一面命令部队就地隐蔽，一面抢占有利地形，迅速打垮了这支反动武装…土匪武装的战斗力虽不强，但防不胜防，汤福林的牺牲并不是孤例。
一年前的8月，红一军团红2师的参谋长李棠萼，在四川松潘毛儿盖遭遇了土匪的突然袭击，壮烈牺牲。这位年轻的红军将领，毕业于黄埔军校，参加过广州起义，是井冈山会师时朱德部的一员。李棠萼，是红一军团在长征中牺牲的唯一一名师一级指挥员。在“干部烈士名录”中，属于红四方面军序列的师职干部有九人。
但遗憾的是，其中大部分人留下的信息都很有限。九人中，在《红军长征史》和《长征》中唯一出现过的是王友钧。王友钧是第4军第10师的师长。红四方面军在长征出发时，下辖五个军，分别是：第4军、第9军、第30军、第1军3，第33军。4军10师，是整个序列中的第一支部队，属于主力师。4军军长为许世友。王友钧牺牲于1935年8月的包座战斗。懋功会师之后，红军分为左右两路行动，右路军北上穿越草地后，抵达了包座。红军要想从川北进入甘南，包座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地方，但那里的守军很强大：胡宗南部的主力部队第49师。所以，这是一场生死之战。徐向前将攻取包座的任务交给了红30军和红4军，并以红一军团为预备队。战斗中，红军设伏包围了敌49军，并把敌人截成了三段。但敌军的战斗意志坚决，红军的武器装备又远远落后于对手，所以打得很胶着。红4军负责攻打包座河下游的求吉寺，红10师为主攻部队。久攻不下后，王友钧师长提着机枪上了前线，带领“交通队”（10师的王牌部队）成功突破进了寺院。但寺院内的敌人火力依旧凶猛，王友钧把机枪架在一名战士的肩上，硬生生压制住了敌人的火力点，掩护交通队发起了猛攻。但就在此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有参谋来请示缴获的物资如何处理。许世友大吼：“滚！多少东西也换不来一个师长！”王友钧是4军10师在长征中牺牲的第二位师长，上一任师长余永寿，于1935年5月牺牲于川西。同样牺牲于川西的，还有33军独立师副师长王振亚，四方面军某师师长丁先华。33军牺牲的另一位师职干部，是99师年仅23岁的政委王德安，时间是1935年7月，地点是四川松潘。红1军3是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亲手带出来的老部队，作战经验丰富，1935年9月随方面军南下川康边作战后，接连参加了数次恶战，所以伤亡严重。91师师长韩家松在四川懋功（今小金）达维镇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5岁。参谋长沈家铎的可查资料不详，只记录了1935年牺牲于长征途中。93师师长陈友寿1936年1月在名山战斗中壮烈牺牲，政治部主任张世谦于上一年12月在四川崇化病逝。因个人水平和手中资料都有限，无法道尽长征烈士们的英勇事迹，本文就写到这里了。最后，附上从“营以上干部烈士名录”中摘抄的师职干部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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