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问对，奠定邓禹云台榜首的地位
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中有一脍炙人口的情节，名曰“定三分隆中决策”。讲的是刘备三顾茅庐、终于得见诸葛亮后，后者为刘备定下了先取荆州、后取两川、三足鼎立、谋取中原的战略设想。
这个故事在正史上确有其事，《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的相关文字更是成为古往今来无数人倒背如流的千古名篇。关于这一指导刘备集团此后十数年行动的方针构想，人们称之为——隆中对。
（隆中对）
慢慢地，“隆中对”三字似乎也成了具有奠基性指导意义的大政方针的代名词。然而，提出“隆中对”的诸葛亮是东汉末年之人，早在他于南阳草庐“笑指画图中”的将近两百年前，建立东汉王朝的刘秀集团中，就有一次重要程度堪比《隆中对》之于刘备集团的对答。这光武中兴版的“隆中对”，真正坚定了刘秀谋取大业的决心，称得上是刘秀集团这座大厦拔地而起时的第一捧土。
实事求是地说，两汉之交的英雄，其知名度恐怕远不如三国、隋唐，但对汉史有基本了解者，应不会对“云台二十八将”这个合称太过陌生。这是汉明帝命人在洛阳云台阁，给二十八名为光武中兴做过重大贡献的将领所绘的画像。云台阁上有画像，其殊荣可类比于后世唐代的名登凌烟阁。而那两汉之交时“隆中对”的提出者，便是位列“云台二十八将”榜首的高密侯邓禹。
正如凌烟阁榜首的是长孙无忌而非李靖，这种定鼎帝业后的论功行赏，往往以和帝室的亲疏为重要指标，而不纯看疆场贡献。邓禹和刘秀的关系的确不凡，邓氏家族后来也成为了东汉最重要的外戚家族之一。邓禹也的确不是云台二十八将中最能打的，在关中的败绩是他抹不去的污点，故而在战绩这个排行榜上，排在邓禹前面的至少有荡平成都、达成一统的大司马吴汉、“决策河北、定计南阳”并“克拔全齐”的耿弇、“自函谷以西，方城以南，两将之功，实为大焉”的冯异、岑彭。
（云台二十八将）
但是，绝不能因此断言，邓禹名列云台榜首，靠的只是与刘秀的关系。战场上的败绩，可归咎于战术的失当和战场环境的瞬息万变，邓禹实不具备耿弇那样百战百胜的天赋，于战术不能纯熟运用。不过，于战略，邓禹则始终眼光长远而精准，他在刚刚投奔刘秀的问对中，便集中展现了这种眼光，而这次问对，便是笔者所类比的“光武中兴版”的“隆中对”。
刘、邓河北商谈前的神州局势
邓禹投奔刘秀是更始元年（23年）之事，此时的天下已经被王莽折腾得乱了许多年，有必要简述一下主要情况。
新莽末年，政治腐败、天灾不断，中央政权已经失去了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各地的农民为了生计纷纷揭竿而起，而首义之功，则是琅琊郡海曲县人吕母。这位巾帼英雄的儿子因不愿执行县宰盘剥百姓的命令而遭陷害处死，经受丧子之痛的她散尽家财，笼络了许多受惠于她、听命于她的贫穷农民，经过逐步的聚集，汇成一股几千人的武装力量。天凤四年（17年），吕母筑台祭天、自称将军、亲率义师、攻破海曲、擒杀县宰、血祭爱子。随后，不断有走投无路者前来依附，吕母起义军的规模迅速膨胀，王莽政权剿灭、分化、招抚数计齐施，也没能快速扑灭这支力量。可惜仅一年后，吕母便去世，失去了主心骨的起义军开始四散，其主体由琅琊人樊崇率领，其余则构成了后来的青犊、铜马等起义军的中坚。樊崇率领的这一支力量，便是之后的“赤眉军”。
而两汉之交的另一支主要起义力量——绿林军也在吕母起义的几乎同时兴盛起来。吕母于琅琊起事，绿林在荆鄂举义，他们的首领是新市人王匡（和王莽六子王匡同名）、王凤，因以绿林山为根据地而得名。在二王的率领下，绿林军同样快速壮大，屡败讨伐的官军，和赤眉军一道从南、东两个方向威胁王莽政权。
（绿林、赤眉搅弄风云）
同赤眉军不同的是，绿林军的成分中除了迫不得已而造反的农民，也有许多见王莽败局已定，而想在乱世中搅弄风云、谋取最大利益的豪族，他们本身便有一定势力，往往携数千族人、宾客“带资入股”，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南阳郡舂陵乡的刘縯、刘秀兄弟。力量多了也有副作用，那就是指挥的不统一，因此，众人决定推选首领。因为许多的“股东”心中“思汉”情节浓厚，便决定选一个刘氏族人，绿林军的刘姓势力中，刘縯名望最高，但也正因非舂陵势力担心刘縯势力过大，于是坚决反对。最终他们选择了破落贵族刘玄为帝，年号更始，刘玄便是后世所称的更始帝。
刘玄称帝后，刘縯拔宛城，刘秀更是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昆阳大捷，绿林军（那时已叫汉军）兵锋直指王莽最后的控制区——关中。然而此时，功高震主的刘縯却在绿林军的内部倾轧中被害，刘秀为求自保，不伐昆阳之功，不为兄长服丧，饮食言笑如常，更始帝才稍感惭愧，放下了加害之心。
更始元年九月，王莽为三辅豪杰所杀。十月，刘玄定都洛阳，又派刘秀北徇河北，收服当地的铜马军等起义、割据势力，刘玄自己则兴高采烈地准备进入关中。然而，西行的刘玄岂能知道，北渡黄河的刘秀才是鹤鸣九皋、鱼潜在渊。
坚定中兴决心、指明立业方向
光武帝刘秀并不是一个一开始就野心勃勃、志在龙椅的人。李通以图谶“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劝他起事，他也“初不敢当”，只是念在兄长刘縯结交一帮社会闲散人员（即门客），大有举事之态，才半推半就、亦步亦趋地随刘縯起事。刘秀起先的志向，大概真的只是“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即便是被更始帝派往河北，他也是避祸的心理多于举大事的心理。
（刘秀画像）
然而此时，有一人“嬴粮徒步”、“杖策北渡”，不畏途中纷乱，到邺城投靠刘秀，此人便是邓禹。邺城相见，并不是刘、邓二人的初会。光武曾游学京师，故而能见到执金吾，兴发那千古一叹。而邓禹自幼聪颖，幼时在长安受业，二人便在那时结识，也正是从那时开始，邓禹便认为刘秀“非常人”，于是有意亲附之。顺便一提，邓禹在长安受业时年仅十三，而投奔刘秀时，也不过二十一岁。
（邓禹，网友珊瑚虫绘，侵删）
前往河北的刘秀，正式官职是更始“汉”的大司徒，职责是考察官吏、陟罚臧否，手握人事大权。眼见邓禹这一故旧前来，他最先想到的是邓禹来找自己要官来了，故问：“生远来，宁欲仕乎”。不料邓禹当即否认，并称他此次前来就是希望刘秀“威德加于四海”，自己“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刘秀对此的反映是“笑”，留邓禹夜间相谈，邓禹随即进言。
此次进言虽不长，然最终打动刘秀自立门户，故全文摘录《后汉书》所记：
更始虽都关西，今山东未安，赤眉、青犊之属，动以万数，三辅假号，往往群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听断，诸将皆庸人屈起，志在财币，争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虑远图，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离析，形势可见。明公虽建籓辅之功，犹恐无所成立。于今之计，莫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以公而虑天下，不足定也。
《资治通鉴》中所录邓禹之言，和《后汉书》相比，大部分只是个别词句有些微出入，大意自是一致。不过也多出两段重要的话，其一是在“欲尊主安民者”之后的：
历观往古圣人之兴，二科而已，天时与人事也。今以天时观之，更始既立而灾变方兴；以人事观之，帝王大业非凡夫所任，分崩离析，形势可见。
其二是跟在“恐无所成立”之后的：
况明公素有盛德大功，为天下所向服，军政齐肃，赏罚明信。
综观《通鉴》与《后汉书》，邓禹此次进言之要旨无非两层意思。
其一，分析天下大势。更始政权虽然定都关中，然山东有赤眉、青犊等武装力量，天下远未达到统一之局面，这是客观局势，也就是所谓的“天时”。而就更始政权的主观能力——即“人事”来看，也明显不足。更始帝刘玄本人是“常才”（别忘了十三四岁的邓禹就已认定刘秀是“非常才”），而它的部下也是“庸人”，一朝暴富，胸无大志，整个政权中皆是凡夫俗子，没有人挑得了建立帝业这副重担。总而言之，更始帝坐不稳天下，赤眉、青犊、铜马之流和更始政权无异，你刘秀若是起兵，鹿死谁手、犹未可知。
其二，劝勉、激励刘秀起事，并指明初步战略。邓禹夸赞刘秀为政治军皆有条理，且早已建立盛名，自是将其与那些只贪图朝夕之乐的人一分为二了。潜台词自然就是：如果那些没有“忠良明智”的人都能在乱世中割据自立，那刘秀这般有“深虑远图”的人便大有“立高祖之业”的希望。在邓禹看来，以刘秀之才，甚至“天下不足定”，足见他对刘秀的莫大期望真是排山倒海，面前的刘秀只要稍有举事之心，怎能不被这话说得心痒。创业之初，除了“为天下所服”的名声，同等重要的便是人才。于是，邓禹提出“延揽英雄”和“务悦民心”两条双轨并行的“基本国策”，后来的事实证明，它们正是刘秀集团迅速崛起的关键。
听了邓禹进言的刘秀，回应是“大悦”，如果说之前听说邓禹愿效尺寸辅佐自己的“喜”只是心头微动的不露声色，那么此刻的“大悦”自然是下定决心的拍案举事。
可以说，经过邓禹一番劝说的刘秀，才完成了从“仕宦当作执金吾”的南阳豪族到复兴汉室的光武帝的思想蜕变。这次进言对于刘秀的价值，自不会低于“隆中对”之于刘备的价值，也难怪后世有人将邓禹此说称作“图天下策”。
东汉开国第一功臣并非浪得虚名
范晔在《后汉书》的邓禹论赞中说“夫变通之世，君臣相择，斯最作事谋始之几也”。此话意思是说，在变乱的世道中，明君要遇到点拨他、使他豁然开朗而定计举事的明臣，这样才是从乱世中脱颖而出的开始。对刘秀而言，邓禹无疑就是这样的人。为刘秀摧城拔寨的吴汉、耿弇、冯异等人自然重要，但邓禹的一席话才是这一切的先决条件，若以“必不可少”一词评价云台二十八将对东汉立国的贡献，无疑邓禹才是最配得上的。
当然，邓禹本人的贡献不止于此。光在“延揽英雄”这条由他本人提出的基本方略上，邓禹就立功不少，史称“每有所举者，皆当其才”。而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无疑是与他在《后汉书》中并列一传的寇恂。尽管寇恂不是邓禹带到刘秀阵营，但他成为河内太守却是邓禹的举荐。凡建功立业，必有稳固的后防基地，正面典型如萧何经营两川，为高祖输送兵源财源，反面例子则是黄巢、李自成等人的流寇主义。在邓禹的分析中，河内对于刘秀集团的意义正如关中之于刘邦，他保荐寇恂为河内太守，正是成就了寇恂“东汉萧何”的功绩。后来，刘秀果任命寇恂为河内太守，寇恂也做到了“坚守转运，给足军粮”。
（邓禹先败、冯异后胜的崤底之战）
若说邓禹一生的污点，莫过于转战关中时，于建武三年（27年）败于赤眉军，大军丧尽、几乎是只身逃回。然而莫忘了在此之前，是邓禹助光武克定河北，并因为“沉深有大度”而被任命为西讨总司令。而在战败之前，邓禹更是“斩将破军，平定山西，功效尤著”，年仅二十四岁就被拜为三公之一的大司徒、食邑万户的酂侯。需知，酂侯正是汉初三杰之首萧何的爵位，意味等同于“开国第一侯”。因此，在邓禹兵败前，他在刘秀心中便是难以动摇的开国首功了。随后，邓禹在遭遇败绩后主动引咎交上大司徒印绶，但在数月后就被重新拜为右将军，看得出来，他在刘秀心中的地位并未因此败受到太大影响。
参考书籍
范晔：《后汉书》；
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
司马光等编著：《资治通鉴》
罗贯中：《三国演义》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