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朝花夕拾》是一部不朽的著作，这本书出版已超过九十年，仍是当代青少年不可不读的一部作品。无论从遣词造句、文学修养，还是美学美育、人性洞达方面，《朝花夕拾》对当下青少年的成长都有着其他书本无法替代的作用。
——郑欣淼
原文化部副部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原会长、原故宫博物院院长
《朝花夕拾》有多方面的认识价值。
把《朝花夕拾》视为作者的自传，读者可以从中认识一个杰出作家的成长道路。
鲁迅从小接触过什么人，读过什么书，上过哪所学，遇到什么样的老师，这些问题都能引发读者的兴趣。
鲁迅一路走来，接触过很多人，在这本书中不可能全都出现。在写到的人物中，有保姆长妈妈，一个纯朴的下层劳动者，心地善良，竟然满足了作者对图画书的追求；作者并没有一味赞颂，也写了她平日遵守和倡导的烦琐规矩，以及现在看来很可笑的迷信思想；有衍太太这样的长舌妇，喜欢搬弄是非，鲁迅一开始受她的迷惑，后来才认清她的真面目，厌恶她了；有留学归国后受到挤压，生活艰难，结局悲惨的范爱农；有自己的启蒙老师，本家的叔祖周玉田，一个闲散的读书人，他的藏书影响了鲁迅对图书特别是图画书的爱好；有思想顽固不化的另一位叔祖，反对变法改革，禁止他读新书；有他的塾师寿先生，质朴，方正，品德高尚；有外国教师藤野先生，同情理解孤单的中国学生，细心地施以关照和教导，给作者以极大的安慰；等等。
在记述青少年时代生活时，作者并没有详写他经历的有些大事件。例如，祖父因科场舞弊案被判刑，全家受牵连，鲁迅和弟弟到乡下避难，就没有提及。其原因，也许是因为已经写在小说里，回忆录就不再重复了吧；相同的情况还有，他的一位启蒙老师也是本家亲戚，科场考试连连失意，生活拮据，导致精神失常，鲁迅曾以他为原型，写了小说《白光》；鲁迅青少年时代见过很多独特的人物，其中有一位绰号叫“孟夫子”，是《孔乙己》中主人公的原型。除了《朝花夕拾》，鲁迅还有不少带自传性质的文章，如《社戏》（收在小说集《呐喊》中）、《我的种痘》《我的第一个师傅》《女吊》等等。《社戏》记述鲁迅从官宦人家的宅邸里走到乡下，与小伙伴一起乘船到邻村看戏的故事。《呐喊》自序也是一篇自叙文，因为家庭“由小康坠入困顿”，鲁迅体会到世态炎凉，体会到穷苦人的难处。
鲁迅改考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
《朝花夕拾》的认识价值，还在于它回答了鲁迅生平的一些重大问题。如，鲁迅为什么到南京求学？鲁迅所说的“走异路，逃异地，寻别样的人们”的原因中，有一点值得注意，因为经济拮据，父亲治病又加重了负担，本来，他可以去求是书院那样的以旧学为主的学校的，但因为学费昂贵,所以只有去不要学费的南京军校了。至于为什么留学日本，当然首先是因为他学习好，如果官费资助的话必然有他的名额，恐怕还因为他对学校的教育也不很满意，虽然是洋务派的新式学校，但教学法很古旧，办学条件也是乌烟瘴气，在这种新旧夹生的状态中，接受了一些新东西，却远远不够，他表现出强烈的求知欲望，爱读新报刊和新书。他为什么到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书中也有交代，那原因主要是在故乡办学已经无法立足，所谓新政府在慢慢变质，正巧他的老同学为他推荐了这样一个职位,促成他离开偏僻的家乡。鲁迅有关自己生平重大节点的描述，有的交代得比较详细，有的则比较简略，需要读者揣摩文意，加以领会。
鲁迅的教育经历，特别是他青少年时代读过什么书，是读者感兴趣的。鲁迅回忆文章中涉及到的不少，例如《通鉴纲目》《山海经》《荡寇志》《西游记》等等，当然还有那个时代学生必读的“四书五经”。听听《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学生们的读书声就明白了，“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是《论语》里的话,“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是《幼学琼林》中的话，“上九潜龙勿用”出自《易经》,“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则见于《尚书》，这是在读经。这类经书是必须背诵下来的，科举考试的题目就从中拟取。例如孔子在《论语》里有这样一句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拿来作成“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考生就要阐释凡事必须做好准备的道理，并举出实例来加以证明。当时的教学法就是死记硬背，课堂上老师一声令下：“读书！”大家扯开了喉咙念，在家则由家长（通常是父亲）监督，继续背诵，时间抓得很紧。例如这本书中有一篇《五猖会》，写的就是作者正要去看迎神赛会时，他父亲拿来一本书，挑出一段让他读熟，背诵不下来就不准去看——犹如现今家长说的“不做完作业就不准看电视、玩游戏”。但这种教学法让学生们——至少一部分学生——觉得很苦，效果不见得好。鲁迅就说过，他小时候读过“十三经”，后来差不多全忘掉了。而且根据经义加以发挥的作文训练也很难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充分发挥其创造性，因为总是替古代的圣人说话，久而久之，学成圣人腔调，成了别人的传声筒，不能也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感想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旧式教育弊端很大。鲁迅在这本书中对此持讽刺和批判态度。如果学生对所读之书有好感，能多少欣赏到文章之美，就能收到寓教于乐的效果，从而对读书产生兴趣，而不是视为负担。
大文豪鲁迅从背诵中得到了好处没有呢？应该说还是有好处的。过去有些读书人背了很多书，最后没有悟解文字的内容，没有融会贯通，等于白读。鲁迅则把这些经典储存在脑子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渐渐明白了含义，对他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就很有用了。他的文章中经常引经据典，说明了他对古籍的熟悉程度。他常常对这些典籍进行创造性的发挥，如在写女娲造人的神话小说《补天》中，那个道貌岸然、穿戴古衣冠的小丈夫说的那几句酸溜溜的话就是模仿《尚书》中的语言。
鲁迅少年时期读书，“四书五经”是主课，是必读书，但此外还有很多书也引发他的兴趣，让他受益，可以称为“支课”。一个是小说，如《西游记》《荡寇志》《东周列国志》等等。人在童年少年时代，识字不多，读小说也是吃力的，但因为中国古代的小说里一般总配有插图，很有趣，特别是插图多起来时，几乎就可以组成故事的连环画。学生看了图画，觉得有趣，就带着好奇心去再看原本不甚懂的文章，几遍看下来，大致明白了文意。一般家长是不允许孩子读小说的，怕荒废了学业，特别是《西游记》《封神榜》等神话传说类的作品，更在禁止之列，家长担心孩子们读了这些书不但乱了思想，而且半文半白的语言还会导致学生考试时写不好八股文。然而，孩子们自有其天性，总是千方百计偷偷地看，压在枕头底下看，藏在抽屉里看。这种好奇心在鲁迅和他的两个弟弟身上表现得很明显。例如他们看了《西游记》，觉得图画好，就买来白纸，把图画描下来。好在，鲁迅的祖父和父亲对他们兄弟几个读小说都不怎么干涉，也默许他们描图。有时候爷爷有了兴致，还让孙子们坐在身边，给他们讲《西游记》故事，特别是猴子变形。这类书还可以包括《山海经》，里边有很多奇怪物事。《朝花夕拾》里就有一篇《阿长与〈山海经〉》，讲鲁迅渴望得到这本奇书，终于在保姆的帮助下如愿。无论图书多么粗糙，图像多么拙劣，儿童却极爱重。从这个侧面也可明了，那时的图画书十分贫乏。鲁迅对图画书的喜爱一直保持到晚年。他积极提倡书籍插图，他编印书刊，不管是自己的创作还是翻译外国作品,都讲究配以插图和设计较好的封面，这趣味就是从小培养起来的。
鲁迅收藏的《土俗玩具集》
另一个是所谓杂书，这类书虽然不像小说那样被当时正统读书人摈弃，但也登不得大雅之堂。如讲动植物的书，也就是博物学。好在孔夫子比较开明，他教导青年读诗，说读诗至少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后来有人遵照孔夫子的教导，把《诗经》中的名物挑出来，配上图，编成书。鲁迅小时候就有一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此外，他还买了多种养花的书，并对照书本进行栽培种植试验。
此外，鲁迅喜欢读历史书，在正史之外，看了不少野史笔记，两相参照，得出比较客观的看法。不过这方面，鲁迅在这本书中很少谈及。因为鲁迅遇上了新时代，就读新式学堂，所以在文章中对南京和日本时期的学习生活记述较多。
总之，鲁迅所受的教育是多方面的，有私塾教育，有新式学堂教育，还有留学教育，在这本书中都有较为详细的描写。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的知识结构。有人说，观其友知其人，看一个人的读书范围和求学经历也可以了解一个人的学问修养乃至人品。鲁迅的知识结构是丰富的、立体的，或者像人们常说的，鲁迅的学问贯通中西、融汇古今，《朝花夕拾》虽然不是专讲学问的书，但读者也可以从中得其大概。鲁迅的教育经历、读书经验，对今天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会有所启发。
《朝花夕拾》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鲁迅的小说。其实，鲁迅的文学创作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早年的生活经历。如果把《朝花夕拾》和他的短篇小说对比阅读，我们就会发现，有不少人物事件有相同之处。因为《呐喊》和《彷徨》中的大多数小说都是以“鲁镇”“未庄”或者“S城”为背景的。以一个地域为中心写作，让人物活动的场景和社会风俗构成一个大背景，这在文学史上并不罕见。美国作家福克纳就以一个县为背景，构筑自己的小说世界。还有一位美国短篇小说作家安德森，其笔下很多人物之间有联系。鲁迅笔下的鲁镇城乡也是这样一个活动空间。阿Q和七斤进城，进的就是S城。城里城外的人物是鲁迅从小就看到，熟悉的。当他创作小说时，这些人物都会带着生动的面孔，喜悦的、愤怒的和悲哀的，呈现在他面前。他说过，阿Q的面目在他脑海中已经有很多年了，催促着他下笔。《呐喊》序言一开始便说，他的小说是“从记忆里抄出来”的。虽然说每个作家的作品都有自传成分，多以自己的见闻为素材，但现实人物进入小说必须经过想象的过滤和改造，不可能原样照搬。有一点值得注意，鲁迅在小说中多写悲惨的事件和人物，而在回忆散文中，则尽量避开不愉快的人和事。个中原因，导读中已经简单解释过了。周作人在讲解鲁迅小说的《鲁迅小说中的人物》一书中，指出鲁迅如何利用青少年时代的所见所闻，发挥想象力，进行虚构文学的创作。而且，周作人还就《朝花夕拾》中的人物写了一些补充说明。鲁迅熟悉的人物，周作人基本上也都熟悉，鲁迅记忆不够详细或者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他给予增补和更正说明，使鲁迅青少年时代的生活背景更加完整。这大大有助于理解鲁迅的文字。例如本书中《范爱农》所写的事件，周作人把鲁迅略掉的内容也叙述出来，使读者更明了范爱农得到那样的结局的原委。不但如此，周作人还提供了鲁迅小说的人物原型：《孤独者》和《在酒楼上》的主要人物身上就有范爱农的影子。当然，文学创作是不可能以一个人为原型的。鲁迅在序言中说过，记忆容或有失实的地方，具体有哪些失实的地方，他没有指明——这可以理解，如果指明，也就不存在失实问题了。周作人在解说文字中则指明了两个错误，一个是时间先后顺序上的，阿长买《山海经》的时间应比书中所写的更早一些；另一处是衍太太让鲁迅在父亲垂危之际大声喊叫，周作人指出，按当时当地的风俗，女子是不能出现在这种场合的。也许是鲁迅真的记不清了，但根据书中《琐记》的描写可知，鲁迅很讨厌这位谣言制造者，也许在这里用了一下虚构手法，把这件坏事安在她头上了。
鲁迅收藏的民间版画《老鼠娶亲》
民情风俗的描写，是《朝花夕拾》的另一个重要价值。鲁迅向读者描述了自己家乡的风俗习惯，包括几个很有趣的民间传说，如“猫是老虎的师傅”“美女蛇”“老鼠娶亲”等等。我们因此知道了那时绍兴民间住屋里贴的有什么装饰画。鲁迅床前是两张花纸，一是“八戒招赘”，一是“老鼠娶亲”，鲁迅描写得很细致：“自新郎以至傧相，宾客，执事，没有一个不是尖腮细腿，像煞读书人的，但穿的都是红衫绿裤。”天天看，自然记得清。《阿长与山海经》里有关除夕夜和新年的风俗，也写得很详细：“辞岁之后，从长辈得到压岁钱，红纸包着，放在枕边，只要过一宵，便可以随意使用。睡在枕上，看着红包，想到明天买来的小鼓，刀枪，泥人，糖菩萨……”长妈妈身上体现的令作者厌烦的规矩和礼节，如将一个福橘放在床头，新年第一天先说恭喜并吃一块，以及不能站在晾晒的裤子底下等，根深蒂固。这一类有迷信色彩的风俗很不少，鲁迅多是作为讽刺和批判的对象来写的。还有如衍太太让作者的垂危的父亲手里捏着烧成灰的《高王经》；南京水师学堂里为溺死的学生做超度的仪式，等等，颇能增长读者的知识。鲁迅描写民俗，有严谨的学者态度，必要时加以详细考证。如《无常》中，比较了迎神赛会上的无常和《玉历钞传》中的无常，再追溯到印度佛经里有关记述，又说到目连戏中的无常，在全书的后记中，广收博采无常的画像，还比较了《玉历钞传》的几种版本，补充了许多有意义的材料，详实生动，饶有趣味。后记中对二十四孝图中的几种说法也做了考证，务期扎实可靠，是很严谨的做学问的态度。
《朝花夕拾》中的民情风俗，是鲁迅文学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结合鲁迅的小说和其他文章看，就形成一幅更全面、更真切、更有趣的图景。
《朝花夕拾》处处表现了作者对世事的观感。
对旧传统的批判贯穿始终。在那个时代，旧的习惯势力还占据主要地位，封建迷信思想充斥人们头脑。这在很多人物身上都有体现。鲁迅批判的是孝道走到极端、不近人情。《二十四孝图》一文本身就比较长，后记中又加上几段文字，多是讽刺批判的笔墨，更显出鲁迅对这些矫情的故事的反感。孝在封建社会已经成为束缚青少年的绳索，阻碍社会进步，戕害儿童幼小天真的心灵。我们今天当然仍要提倡孝道，但应该是新时代的孝道，绝不能“复古”，做出不近情理的事。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写道：
只要思想未遭锢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当然是曲说，是退婴的病根。假使古代的单细胞动物，也遵着这教训，那便永远不敢分裂繁复，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类了。幸而这一类教训，虽然害过许多人，却还未能完全扫尽了一切人的天性。没有读过“圣贤书”的人，还能将这天性在名教的斧钺底下，时时流露，时时萌蘖；这便是中国人虽然凋落萎缩，却未灭绝的原因。
所以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开宗第一，便是理解。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日本近来，觉悟的也很不少；对于儿童的设施，研究儿童的事业，都非常兴盛了。第二，便是指导。时势既有改变，生活也必须进化；所以后起的人物，一定尤异于前，决不能用同一模型，无理嵌定。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第三，便是解放。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
这样，便是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鲁迅特别关心儿童教育，写作和翻译了不少这方面的文字，可以参看。
《五猖会》手稿
另外，应该注意鲁迅有些观点的丰富含义，也注意他的一些所谓“偏颇”的观点中的合理成分。《无常》和《五猖会》虽然描写的是乡间的迷信活动，却含有丰富的内容，对现实有所议论和批评。阅读这类文章，应该同作者其他批判封建迷信的作品加以区别。因为与《琐记》两处对迷信的描写不同，其中含有一些赞赏的笔墨。可以同作者的另一篇写绍兴民间戏剧的散文《女吊》对照阅读。鲁迅有些说法看似偏颇，实际上有他自己的逻辑。鲁迅对两种“国粹”——京剧和中医——十分厌恶，甚至比对封建迷信活动的厌恶还要重。《朝花夕拾》中《父亲的病》一篇对中医的讽刺和嘲弄比较彻底，这方面他的体验真切、沉痛——他一直认为父亲是被中医害死的，当然可能不是有意的——某些中医正是这样在有意无意地欺骗和戕害患者。《父亲的病》里对几位医生描写得很充分，“医者，意也”等等玄妙的道理，关于药引子的“神奇”传说，特别是关于“败鼓皮丸”和“虎神营”之间关系的拉扯，简直要令人笑出来；小说中也有讽刺性的笔墨，如《明天》里为单四嫂子的孩子看病的那位医生说什么“中焦塞着”之类的玄妙话语，其诊病时的神情描写得很生动，这是因为鲁迅少年时代同好几位当地老中医打过交道。长大以后，鲁迅对此经历难以忘怀，得知日本的维新运动是从学习西方医学开始以后，更坚定了反对中医的决心，到日本留学也选择学西医，为的是回国后救治像父亲那样可能被害死的人，战争时则可以当军医。鲁迅对绍兴民间戏剧总是用赞赏的笔调来写，对“国粹”京剧却不大尊重，他在《社戏》里做了鲜明的对比。在《论照相之类》一文中，他表示了对京剧中男扮女的厌恶，讽刺了当红旦角梅兰芳：
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
异性大抵相爱。太监只能使别人放心，决没有人爱他，因为他是无性了，──假使我用了这“无”字还不算什么语病。然而也就可见虽然最难放心，但是最可贵的是男人扮女人了，因为从两性看来，都近于异性，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所以这就永远挂在照相馆的玻璃窗里，挂在国民的心中。外国没有这样的完全的艺术家，所以只好任凭那些捏锤凿，调采色，弄墨水的人们跋扈。
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也就是男人扮女人。
对于或一艺术形式，有人喜爱，有人厌恶，本是正常现象。现在时代不同了，京剧从那时的兴盛降落到需要保护和挽救的人类珍贵文化遗产。我们学习鲁迅，当然不能把鲁迅的观点照搬到当代中国——如今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时代，虽然可以选择像鲁迅那样不看中医，不听京剧，但也可以选择去看中医听京剧，甚至只看中医只听京剧，这是个人自由，他人不得干涉的。不能因为鲁迅或者别的什么大人物怎样，大家都要怎样。我们应该做的是，研究一下鲁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态度，找到他之所以这样的原因。从这些文章中可以多少看出来，他是有自己的理由的，不是无端地否定。他看到这种所谓“国剧”，被一些权贵把持，为少数人服务。满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最后却多以大团圆结局，美其名曰正能量，其实是“瞒”和“骗”。当然，也要明白时代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的京剧和中医已经不是鲁迅时代的京剧和中医了，而有了很大进步，如京剧就清除了很多封建毒素，唱腔也大大地改进，特别是剧场的条件大大改善了，不会发生鲁迅经历过或如相声里所说的乌烟瘴气、乱七八糟的局面了。
中医注重预防，注重整体协调，自然调理，是在发病之前即可进行治疗的一种系统，而西医则是在疾病出现之后大动干戈地采取果断措施。现在我们还不能说，中医就胜过西医，更不能再像鲁迅年轻时遇到的医生那样，操着“医者，意也”的老调，大讲循环之气，天人合一，甚至拒绝吃药，发展成为一种所谓“东方哲学”的迷信。这绝对不是保护国粹，不是爱国，而是愚昧落后。
我们现在理解了鲁迅对这两件东西的厌恶实在并不完全出于个人恩怨，它们与旧思想的确有紧密的联系。其实，不单是鲁迅反对中医和旧戏，他那时代的很多人都反对。正是为反对旧剧，才引进西方的话剧的，人们称之为“文明戏”，就是相对于不文明的落后的旧剧而言的。应当注意的是，鲁迅并不是完全彻底否定中国传统医学的，他晚年还在文章中高度赞扬《本草纲目》“含有丰富的宝藏”“大部分的药品的功用，却由历久的经验，这才能够知道到这程度”。
鲁迅不但记述了新学的传播情形，留学生的生活学习情况，而且还记录了当时反清革命的情景，虽然着墨不多。鲁迅青年时期接触过多位革命者，对革命事业是同情和支持的。他特别痛心于革命成功后新的统治者的重蹈覆辙，政治上没有改革，换汤不换药。这在《范爱农》中写的很清楚，这种情形使他的老朋友不容于世，而他算是比较幸运的，得到了机会到中央政府教育部任职。否则，他将也是一个受迫害人。所以他后来能在小说中正确地评价革命的成败得失。特别是对于革命的结果的不满，成为他思考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一个重要契机，并由此促使他思考改革国民性、进行思想革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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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花夕拾导读版》
鲁迅 / 著
黄乔生 / 导读
高高国际 / 天地出版社
黄乔生
1986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世界文学专业，文学硕士。现任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常务副馆长、《鲁迅研究月刊》主编、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著有《度尽劫波——周氏三兄弟》《鲁迅与胡风》《鲁迅：战士与文人》《八道湾十一号》《字里行间读鲁迅》《从周集——序说鲁迅、周作人》等，另有译作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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